時間：2023-03-29 09:2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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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足球運動里規則精神不
等同于儒家思想中的禮與讓足球比賽規則是攻守雙方必須遵守的規矩，其精神實質是:公正、公平、合理、保護健康、保證技戰水平的發揮。從規則制定的出發點理解，它是為避免野蠻、粗暴、技術動作侵犯而制定的，但足球運動的實戰卻又離不開對抗、搶斷和空間的緊密爭奪。其中，可以找出一個詞匯———道德，是否違反了體育道德，是否惡意和蓄意侵犯，有了這一準則就不難判定足球運動中的違規。經幾千年儒家思想傳承的國人在從涉足這項運動以來就缺乏一種沖與撞、逼與抗、據理力爭的氣勢，而擁有過多“禮”的情節。這種根深蒂固的傳統使得足球運動在中國始終不強不弱，經受不起壓力。鑒于此，在訓練與實戰中要從青少年抓起，從啟蒙階段就應該灌輸合理的競爭意識，利用規則中“道德”二字的精神，強調整體團結的對抗和緊逼方能提高技戰術思想的質的提高。
二、借鑒國外職業足球對抗
精神，改變傳統的謙讓意識縱觀世界足球運動的發展軌跡，可將各國的風格特點分為:歐洲派、拉丁派和歐洲拉丁派。而亞洲、非洲、大洋洲始終都在跟隨，并沒有形成特有的風格。其中，歐洲強調整體和對抗，美洲強調個人和技巧。國家隊層面以德國為例:強調全場整體緊逼，不給對手接應的時間和空間，雖有兇狠的技術動作，有上體的對抗，有被侵犯后的怒吼，但卻很少被規則判罰，原因就在于它們的技戰術高度融合了規則精神;職業隊層面以巴薩為例:其防守的特點與德國隊不同，德國無論是進攻還是防守都始終如一，而巴薩其防守的特點就是對方的半場，不讓戰火延續到領土以內，在對方半場內解決問題，減少后場的壓力。但這些要求隊員有較高的技術能力和嚴密的戰術隊形，同時具備步步緊逼、寸土必爭的思想。必須積極進行對抗和競爭，在技術中植入歐派思想，在戰術中學習德國的團隊意識。
三、結語
隋抱樸的這種儒家形象的發展與當代的社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作品的發表是在上個世紀的80年代，在80年代人們都有著一種發展的渴望，人們是這樣，國家更是這樣。隨著的召開，國家的發展也是走向在一種全新的模式，改革開放也在思想上為我們提供了保證，新的事物的出現，人們的思想也對社會的發展產生了一種新的看法。人們開始對社會的發展盡心思考，這也就產生了對社會發展的不同的思想。而隋抱樸的這種儒家的思想就是作者對社會的發展找到的新的答案，也是當時的尋根一派的對社會的不同的看法。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種尋找不僅僅是對社會發展的道路的一種尋找，也是對我國國民在思想靈魂上的一種尋找，這是起到了雙重的作用的。隋抱樸儒家的思想得到認可，也是讀者對種儒家的文化在中國的發展中起到的中流砥柱的作用的一種認可，也在思想上為當時的人們提供一種范本。時代的因素在當時是主要的因素之一。隋抱樸的這種儒家思想在深刻的內涵上也是存在于當時的這種社會的基礎的，社會已經不僅僅是需要一種新的啟蒙，而是在合理的生活的軌道上找到以往合理的生活思想規律，這對于人們來說是相當的重要的。而作者張煒也通過隋抱樸的儒家思想的認可得到新的確立。在當時那個近乎瘋狂的80年代，人們的思想經歷的是當時最活躍的西方的影響。這對于文學的發展來說，無疑是一種巨大的推到作用。而且我們也看到這種新的儒家的思想與時代的發展也是一種雙向的互動的內容，在一方面這種儒家的思想豐富了社會的存在的思想，而在另一面社會的整體的發展也為儒家思想的存在提供了良好的保證。只有一個開放的社會思想的包容的力度才會得到增加，這是在80年代的一種很好的體現。社會的發展是離不開文學的發展的，文學的發展更加的離不開社會的發展。而且社會的思想的力度也深深的制約這文學的這種發展。隋抱樸的儒家的思想的也是在這一層面看到的社會的文化的一種顯現。在80年代的尋根文學里我們不僅僅看到的這種對儒家思想認同的一種，這僅僅是當時的一個某方面，也是尋根中對社會的發展進行儒家解釋的一部分，許多的作家還把社會的發展的看到的是道禪文化，還有楚文化等等。這些都是對社會發展的合理的解釋，這也無疑構成了尋根文學的多元化的發展。
二、隋抱樸的儒家思想與自己的深刻的矛盾性
隋抱樸是一個深受傳統文化熏染的人。他的名字就來源于“抱撲見素，少私寡欲”的儒家教義。他從小將“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作為自己的座右銘。中國傳統文化是最不講人性的，把人的正常的視為消極的東西，把社會的理知規范視為神圣的完全積極的東西。在這樣文化背景下的隋抱撲，注定了成為方面的悲劇人物。隋抱樸首先是一個人，就必然有人的七情六欲。妻子桂桂死后，小葵是第一個闖入他生命的女人，也是他一生鐘愛的女人。面對小葵的約會，經過激烈的內心掙扎，他最終“突然轉身向著河灘跑去了。他像要撲向一個什么東西，沒命地奔跑，嘴里同時還發出誰也聽不清的咕囔聲。”從他的這幾個動作，足可以看出他對小葵的情感是多么的強烈。之后，由于被小葵嗅過手掌，常常睡不著覺，要不就做夢有人來捧他的手掌，他曾無數次偷偷伏在小葵的后窗上。小葵經四爺爺點頭嫁給李兆路，使得隋抱樸徹底失望，可他內心的渴念一分未減，受盡了折磨。在李兆路外出當盲流的一個雷雨交加的夜晚，他抑制不住內心火一般的熱情找到了小葵。李兆路的意外死亡，給隋抱樸帶來了堂而皇之接近小葵的機會，但是，他所受的傳統教育使他充滿愧疚，一直不敢面對自己的內心情感要求。小葵盼望并期待著隋抱樸走進她的生活。一次在蓖麻地里的相見，小葵渴望抱撲能在眾人面前堂堂正正地直面他們的關系，然而小葵失望了。正如書中所寫的“：那一天，抱撲沒有站起來，也許就在也站不起來了。”“愛是人性天國的核心，是這個王國中最活潑、最美麗、充滿生命的根本因素”，然而抱撲與小葵的愛卻走到了盡頭，不是因為不愛，卻因為抱撲的特定文化和特定性格。隋抱樸的心靈深處，強烈呼喚一種火一般的愛情。他有時表現出一股勇于進取的力量，一股往著高處涌流的狂奔不息的熱血。但是，另一方面，又有傳統文化留下的巨大投影，困擾束縛著他，一種儒家的教益充斥著他的內心。他的出身，他的原罪感，他所受的傳統教育使他背離了自己的情感要求。他的內心世界充斥著矛盾，充滿著各種可能性，使他有時傾向于情感的天平，有時又充滿著自責、懺悔的矛盾心態。人類“締造的文化體系，表現了人類對善的追求，但是，也處處有偽善的部分加在其中，與真實的善的追求形成對抗的力，因此，在人的文化欲求中，總是接受著祖先文化遺產的雙重積淀，這種復雜的情況也使人的文化追求體系本身又有兩種力的拼搏。”文化的虛偽成分無情地摧殘著抱撲的身心，人為地強迫他熄滅自己的欲念。社會理知規范無情地征服了他的情感，這個征服的過程是充滿著靈魂的慘烈的戰爭的。隋抱樸是一個意志力很強的人，他可以忍受形而下欲求的折磨而從形而上的欲求中得到些許滿足，如苦思冥想。他有一種大愛之心，這使他往往陷于有所愛而不得所愛的深刻矛盾之中。鬧鬧，一個洼貍鎮最嫵媚的女人，她心中一直愛戀著抱撲。鬧鬧對抱撲的火熱感情，抱撲這個充滿大智慧的男人，他不可能感覺不到；但在幾次心靈的顫動后，他以冷靜的面孔，不敢直視的目光，面對這位活力四射的姑娘。小葵的再嫁，能否給他一次機會，做一次自己情感的主人，使鬧鬧不再成為第二個“小葵”呢？傳統文化在隋抱撲的世界中，好象一個無處不在的幽靈，這個幽靈斷送了他一生的愛情，一生的個人幸福；但同時，也因為這個幽靈，使他懷抱“位卑未敢忘憂國”的知識分子情懷。從這一點上來看隋抱樸也是具有常人所沒有的毅力，這也是儒家思想在內在的賦予他的堅毅的品質所在。
三、隋抱樸的儒家文化思想具有的現實的意義
隋抱樸的這種儒家思想對現在的社會具有著廣泛的現實的意義。在現在的社會發展的今天，隋抱樸這種儒家的思想是我們所應該具有的，這有利于我們現在的社會的會更好的發展，因為儒家思想主要的行為是與人為善，這樣我們在人際交往的過程中才能看到社會的發展的有利的一個方面。市場經濟的發展使我們的社會已經改變得太多，這樣的社會可能有利于經濟的發展，但是從長遠來看不利于人們的深層次的交往，隋抱樸的這種儒家思想的善良是我們的榜樣。眼看到了自己家里的不幸，也看到了社會的不幸，這樣在隋抱樸的身上就埋下下了善良的種子，看的不幸的事情多了就得到了自己內心的凈化。這在巴金的身上也得到了很好的體現，這這方面無疑與巴金存在這很相似的方面，巴金在城墻上每天看見殺人，心中也就有了對社會更加深刻的了解。所以從這個方面來看，隋抱樸的這種不幸的發生也為其帶來了觀察社會的機會，也是一種心靈上的沉淀。人的生活經歷這許許多多的事情，這種磨練也是對隋抱樸這種儒家思想形成的關鍵的因素，也讓我們的心靈得到啟迪。作家張煒為我們展現了一幅波瀾壯闊的畫面，我們看到了時候的殘忍，也看到了的無情的存在。這些深重的苦難都被隋抱樸所承受下來，善良背后的儒家思想的存在。此外在書中還有隋見素、隋含章、趙多多、四爺爺、隋不召等人物的描寫，更加襯托了隋抱樸的儒家思想的情懷。也是作者要深刻表達的一種文化上的認同。粉絲廠的繼續的發展，隋抱樸的接管也是一種儒家思想上的勝利。而且這種現實的意義上還表現為那種特殊的大愛，我們可以看出抱撲有一顆大愛之心，普度眾生的大愛。而且除了大愛，他還深深地愛著自己的弟弟妹妹。作為長子，他盡到了自己的責任和愛心，在弟弟見素在城里得了絕癥后，他來到弟弟身邊的第一句話就是“見素，我來晚了，我該早來看你。我是老隋家的長子，不該讓你一個人出來闖蕩。我沒有盡到一個大哥的責任。”一股濃濃的兄弟之情流淌出來；這些都為現在的人們的生活提供了良好的范本。
四、結語
1.鼓勵會計人員創新和職業判斷，提高會計專業化程度
儒家文化重義理，輕藝事，奉天法古。長期以來人們追求德行的修養，而忽視對科學技術的獲取，會計職業更是被誤解為簡單的算賬計數，從而導致了會計人員在組織中的地位低下，會計理論和方法的發展比歐美國家緩慢。在會計職業化程度高的英美等國，會計職業界在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中起著主導作用，準則的制定與修訂比較及時，與業界結合得比較緊密。而在我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受財政部領導，不是獨立的社會機構，會計制度改革也往往是為了配合財政改革。在高校，會計工作中往往行政命令代替了規章制度，會計人員養成了因襲慣例、遵循規定的習慣，不愿為自己的職業判斷承擔責任和風險。儒家文化中尊圣法古的觀念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我國會計的革新與發展。在科技和社會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會計人員要吸收儒家提倡的積極面對人生、面對社會、奮發進取的人生態度和價值觀念，敢于對舊的思路和方法提出質疑，大膽創新，提高財務工作的效率和效能。突破舊思想的藩籬必然要面對諸多阻力，提出質疑和創新觀念的會計人員可能遇到來自客觀或主觀方面的壓力。如果會計人員因為害怕承擔風險而因循守舊，那么會計職業的發展就會裹足不前。高校開展會計文化建設，要在學校和財務部門層面分別形成相應制度，鼓勵會計人員在工作中面對經濟業務大膽創新，獨立地發揮職業判斷，而不是對上級言聽計從，不敢向違規人員問責。對敢于合理質疑違規決策和行為的會計人員，高校和財務部門內部要有相應的保護機制，以免其后顧之憂。
2.深化會計工作法制化建設，實現德治與法治統一
中國古稱禮儀之邦。以禮治國，講求道德和人倫，歷來是儒家的政治理想。禮既是社會等級制度，又是人們遵循的行為規范，是調整社會關系最高的道德范疇和政治范疇。儒家文化強調人倫關系，講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為了維護群體中的和諧關系，每個人都要根據自己所處的位置遵循上述倫理，人們對于倫理關系造成的等級制度或權力分配造成的不公平現象容忍程度較高。這種根深蒂固的倫理道德觀念表現在會計工作中，就是下屬較少有機會和渠道質疑上級行為，有時迫于壓力還要掩蓋上級的不合理行為。儒家思想中崇尚道德的觀念是我們會計工作中應該繼承的優秀文化，但過度強調倫理道德又易導致人治。在會計法律法規建設中，對因受上級壓力而采取不合理會計處理的行為要明確法律責任，以引導財務人員遵法守法。盡管隨著我國法制化進程推進，會計工作法制化特征越來越明顯，但有些會計行為并非靠法律規章的強制實施就能得以規范，在財務管理工作中要注重職業道德培養。道德意識和法制意識并不矛盾，而是統一的。一個具有高度職業道德修養的會計人員，也應該是一個奉公守法的中國公民。當發現值得質疑的事項時，遵守職業道德的會計人員應該首先根據法律法規的要求來確定自己的立場。
3.推廣和諧社會建設理念，提倡新時代的中庸之道
我國傳統文化強調集體主義，個人的榮耀與恥辱與集體休戚相關。這種集體主義傾向具體表現為重視家庭倫理和宗法制度，強調社會秩序及人際關系的和諧和平衡，提倡中庸之道。但在會計工作中，這種集體主義往往表現出小團體主義的特點。當小團體的利益與大集體的利益沖突時，會計人員往往選擇使小團體利益最大化的處理方式。為了維持小團體內表面和氣，會計人員還會放棄與他人不一致的判斷和觀點。中庸精神在中華民族歷史上起到了維護社會和諧與安定的作用，但不少人將和諧曲解為一團和氣，面對矛盾采取折中調和、不分是非、不講原則、賞罰不明的態度。其實中庸在儒家學說中有很深刻的哲理。中指萬事萬物按一定規律運行，和諧相處。庸指要順應、適應天地萬物自身發展的規律，而不是違反事物發展的規律。高校會計文化建設要將和諧社會理念的推廣當作重點工作，在提高一般會計從業人員素質的同時，也要注重對管理人員的培訓，增強他們的文化意識，提倡新時代的中庸之道。
二、儒家哲學理想導向的高校會計文化建設實施框架
儒家經典將實現內圣外王的最高人生理想的路徑總結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儒家哲學理想為導向的高校會計文化建設，可以以修身、齊家、治國作為三維實施框架。
1.修身掌握專業勝任能力，遵守會計職業道德
財務人員修身的第一步是格物致知，即理解業務原理，掌握專業勝任能力。首先，為了提高財務人員的專業素質，實現財務信息可靠性和相關性，高校要堅持組織財務人員接受繼續教育，財務部門要定期組織業務學習，使財務人員及時掌握最新的財經法律法規，幫助財務人員更新知識儲備。其次，高校要形成相應制度，鼓勵財務人員發揮主觀能動性，積極提升自身的知識水平。財務人員可以通過業余時間參加各種考試和進修，如各級各類職稱考試、學歷考試、注冊會計師資格考試等，及時更新補充專業知識。再次，財務部門要積極實施輪崗制度，通過換位工作，促進財務人員換位思考、查漏補缺，避免由于長期操作固定業務導致創新意識薄弱、思維僵化。財務人員修身的第二步是正心誠意，即端正工作作風，遵守會計職業道德。財務部門要通過制度約束、宣傳教育和獎勵處罰等各種渠道和形式，將誠信、專業、境界、創新的精神根植于財務人員的思維之中，外化為財務人員立身處世的自信和自覺之本。誠信要求會計組織和會計人員誠實守信、嚴格自律，在涉及財務行為時，切實履行自己的道德和職責，避免產生信任危機和財務沖突。專業不僅要求會計人員掌握必要的專業勝任能力，還要形成愛崗敬業的內在情感，以自信有為的整體氣質贏得服務對象及業務伙伴的尊重。境界要求會計人員樹立強烈的職業使命感，自覺抵制金錢和物質的誘惑，追求精神境界的提升。創新要求會計人員以提高財務工作效率、管理行為效能和資金使用效益為目的，擺脫因循守舊的思想藩籬，在財務制度的設計和具體業務的操作上實現大膽突破。
2.齊家業務流程標準化，健全內部控制機制
財務人員的齊家，體現為全體財務人員工作質量標準一致，流程一致。這里的家指的是財務部門內部。高校財務部門要明確各項財務工作的質量標準，使每個崗位工作具體化、規范化、標準化，減少財務人員處理業務的主觀隨意性。隨著國家相關財務管理政策、制度的變化，財務部門還要對業務質量標準進行修改，針對每個工作環節都明確業務操作流程，確保每項財務工作都有章可循。在強調一致性的同時，要避免儒家文化中的等級觀念和集體主義帶來的同而不和的不良局面。如果會計人員發現值得質疑的事項，但選擇保持與小團體一致，而放棄維護大集體和公眾利益，那么一致性就被曲解了。財務部門要健全內部控制機制，建立起正式或非正式的溝通渠道，讓質疑上級行為的會計人員有機會越級反映問題。財務部門還要建立對合理質疑上級行為的會計人員的保護機制和獎勵制度，確保其切身利益。
3.治國參與管理
財務人員的治國，體現在參與管理。在計算機信息系統的強大支持下，會計人員要實現從做賬會計到管理會計的轉變。首先，會計人員要培養經濟業務敏感性，及時發現財務管理手段的創新點，協助學校制定或修訂各項財務制度，并堅決貫徹執行，使學校的各項經濟活動符合國家政策規定，跟上社會發展步伐。其次，要確保各項資金的使用合法合規。高校的資金來源渠道多，不同來源的資金接受不同的管理方法約束。財務人員必須引導資金使用嚴格遵守管理辦法。最后，財務人員要拓寬視野，能根據掌握的第一手財務信息進行專業分析，及時準確地為政府或學校各部門提供相關的財務數據，保證發展決策科學有效。
三、結論與展望
現代園林景觀設計審美的功能是成于樂而游于藝，儒家的成德思想理念不僅在審美和實踐中得到應用，更嚴重影響了現在園林審美功能的設計方向。園林真正的樂趣不僅僅局限于精神，而最終應該展現在園林功能上，從感性角度出發，用4個字概括則為：興、觀、群、怨。其中興代表的是人們內心的感觸，群是表達人親切的感情，與怨截然相反，在現代園林設計中更強調景觀與人情感的連接，展現的是一種情感共鳴，更符合人們的審美觀點和生活情趣，從而對人們的社會行為活動產生影響，彰顯了現代園林景觀設計的實際應用。而游于藝更多代表的是人們內心與禮樂的交流，通過園林的藝術特點提高人們的思想道德修養，將人們在單純意義上的種花種草行為，通過其實用價值，在精神文化的渲染下，體會儒家教育的內涵，幫助人們形成一種積極的處世觀念和思維模式，成于樂是讓人忘記了客觀存在的時間。將人的物理概念抽象化，將有限的先天條件無限擴大，從這種視野角度出發，摒棄消極的處世觀念，追求人生的新高度，這種是真正儒家精神的存在價值。
2現代園林景觀設計審美的形態
現代園林景觀設計的審美形態可以概括為：樂而不，哀而不傷。儒家文化審美思想的滲透幫助現代園林景觀形成自身獨特的設計特點，將孔子的中心思想進行概括，主要可以分為2大內容：其中一種是人和，更多強調的是自然和人類之間的相互影響。這種審美不僅局限于表面的字面內容，而是根據這種內容決定了現代運作方式，這種最終狀態即為中和；另外一種為樂和，樂和主要指的是審美藝術的優雅大方，柔和婉轉。將人和和樂和進行內容總結即為中和，中和是儒家思想中人們為人處世的準則，即為中庸之道。現代園林的景觀設計在感情的表達上更加含蓄婉轉，逐漸完善了現代園林景觀的審美形態，促進了現代園林景觀設計的前進步伐和藝術發展空間，提高了園林建設的審美價值。
3總結
在建筑景觀設計中的影響具體表現為“禮樂”，在中國的儒家文化中禮樂中最為重要的一種社會規范，其中“禮”講究的是尊卑有序、長幼有序，是對社會制度的絕對強調，以保證社會制度井然，國家的穩定和發展。“禮”對中國建筑景觀設計的音響主要表現在官方建筑景觀設計中，其中故宮是一個典型，在故宮的建筑景觀設計中處處都可以看見“禮”的痕跡，其中所有的正殿都分布在宮城的中心線上程對稱形式，每一座正殿都經過人工加高，這些建筑設計調整都彰顯了封建制度下的中央集權，強調了尊卑有序[2]。“樂”在儒家文化中并不是指代“音樂”而是一種相對于“禮”的自由的理想，如果說“禮”是對等級制度的強調，那么“樂”就是對自由和隱逸的追求，其在建筑景觀設計中的具體表現就是“靜”和“避”。典型的代表是民間的園林建筑景觀，以江南名園揚州的個園為例進行分析，因為個園是清代鹽商所建，其本身的對“禮”的強調較輕，整個建筑景觀設計中“樂”的成分較多，像“春山”、“冬山”、“桂花廳”等著名景觀更多的適應院內自然環境因素，因地制宜進行建設的，從其在園林景觀中的位置來看，其分布也是較為隨意的，表現出的一種建筑景觀設計理念是對自然的尊重，是對自己本心的追求[3]。相對于私人園林而言，皇家園林的布局將“禮樂”二字彰顯的更加明顯，如圖2所示，圓明園三園中圓明園從大宮門——出入賢良門——正大光明殿——九州清宴這條中軸線為明顯的“禮”區，而后湖景區、福海景區、背部景區則為園居生活的“樂”區。儒家文化中的“禮樂文化”在建筑景觀設計中的融合，最主要的作用是提供了現代建筑景觀設計的思路，就是功能區與生活區的劃分。現代建筑景觀的設計活動更多的強調的是建筑的功能性，沒有重視到建筑本身的生活性和娛樂性，禮樂文化指導下現代建筑景觀設計重視生活區的建設，將功能區與生活區有機結合，不僅能夠大大的提升建筑景觀的實用性而且能夠提高建筑的宜居性。
2現代建筑景觀設計中“比德”與“比興”的思想文化內涵
在傳統的儒家文化中，“比德”和“比興”是非常重要的一種文化形式，其中“比德”是古代詩歌文化的一種建筑景觀設計衍生產物，本身是借助草木植物來表達建筑景觀主人情感的一種方式，典型的有“四君子”、“歲寒三友”“玉堂春富貴”等[4]。客觀來講“比德”儒家的一種自然審美觀念，主張從人主觀的角度出發對自然動植物的行為進行道德分析，并以其中“道德”較為高尚的自然景觀為美，并在建筑景觀中設置這些植物景觀來彰顯建筑景觀主人的審美追求。所以在建筑景觀設計活動中比較由內涵的植物是首選的花木，如在現代建筑景觀設計中最常用的景觀植物，松、竹、梅。一定程度上來說“比興”是與“比德”一樣借助植物來表達主人情感的一種方法，但是與“比德”不同的是“比興”強調的情感傾向更加具體，表達的寓意更加趨向實用，例如在私人園林中比較常見的石榴代表多子多福、紫荊象征著兄弟和睦、竹子代表著平安等等，“比興”是平民階層借助植物表達出最基本情感需求的方式[5]。在當前的建筑景觀設計中最為常用的一種裝飾植物景觀就是“竹”，因為“竹”本身不僅在“比德”的范圍內有正直、堅強的深刻寓意，在“比興”的范圍內還有更加樸實的平安寓意，適用性極為廣泛，是現代建筑景觀設計中基本上只要有應用的條件就一定要應用的一種景觀植物。如圖3所示是萬竹園中的景象。
3現代建筑景觀設計中的儒家美學思想
3.1“天人合一”和諧之美
儒家的主要哲學思想是“天人合一”，認為自然環境與人類之間的關系應該是和諧的，并不是自然環境決定一切的“天命論”也不是人定勝天的“人本論”。在中國建筑景觀設計發展的漫長歷史上“天人合一”思想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近代我們一度脫離了這一理念的指導，導致的后果就是現代生態的危機和環境的破壞，所以在建筑景觀設計的未來發展道路上一定要以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為指導，促進環境和人的和諧、統一發展[6]。建筑景觀設計中的和諧之美具體表現在以下幾點：（1）順應自然：即建筑景觀的布局與設計應該順應地形、綠化等自然環境的實際，在充分的自然環境基礎上進行建筑景觀設計；（2）師法自然：即模仿自然，在人為的建筑景觀構件活動中可以效仿自然環境的景觀形式，讓人造景觀更加適應接近自然；（3）因勢利導：建筑景觀設計，是一種自然環境的修飾活動，在進行過程中應該充分的利用自然環境的特點，善用借景的方法，讓人為因素與自然因素完美的結合在一起。
3.2“尚中”對稱之美
儒家文化的中庸思想對建筑景觀設計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庸思想在建筑景觀設計中的主要表現是“尚中”，也就是建筑講究對稱。在本世紀以前中國達到城市規劃、小到民居建設，絕大多數都強調井然有序的對稱布局。對稱布局已經從一種具體建筑形式衍變成為一種建筑景觀設計文化，融入到建筑景觀的設計當中，在未來建筑景觀的設計活動一定要秉承這一設計理念，融合現代先進設計理念進行建筑景觀設計實踐[7]。
4結語
儒家文化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表達清楚的，它經過歷史長河的洗禮，有著十分豐富的內涵，它的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留傳下來的寶貴財富，值得現代人去繼承和發揚光大。儒家的思想文化涉及道德、政治、生活和教育的方方面面，它作為一種世俗文化，是一種關于人的文化，特別注重對人的關懷，處處體現以人為本的思想理念，其精神內涵可以從以下三方面來概括。一是人本主義精神。就是在處理人和自然的關系上，更多地關注人在社會中的位置，更主張通過個人的努力和道德的修養的自我完善，來實現人生的價值的一種精神狀態。二是內圣外王精神。主要是培養人的奉獻精神，是宣揚群體價值取向和培養一種救世主的憂患意識，能以天下為己任，以社會貢獻大小論英雄的忘我精神。三是積極入世精神。就是通過對外界環境的體驗，從自身內在的生命力量出發，領悟到作為人的尊嚴、價值和意義所在，在生活中更注重追求現實世界的幸福生活。總之，儒家文化理念的精神已經侵入我國的政治、經濟、教育等各個領域，并依然發揮著它巨大的影響力。
二、在高校展示空間設計教學中擴展儒家文化理念的意義
如今我國高校教育是開放的，正面臨多種思想和文化價值觀的沖擊，無論是西方文化，還是中國傳統文化，學生都難以取舍。而儒家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力量，具有豐富的內涵，思想博大精深，在我國美學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對我國的教育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在我國文化發展過程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同時在我國高校展示空間設計教學研究上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儒家文化理念中所表達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是我國傳統哲學的主要特點之一，也是儒家文化理念中的特征。在眼下高校展示空間設計教學中就是通過“綠色、環保、健康”為主題來進行設計的，它強調人和自然的和諧統一，就是儒家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理念；而儒家文化精髓中的禮，是中國文化化人倫秩序與人倫原理最集中的體現，它強調整以體秩序為最高價值取向，體現莊重之美的內涵，但在現代展示空間設計藝術中，通過視覺傳達呈現出規范的秩序，讓觀賞者在設計作品中能感受到色彩表現上的樸素和濃艷、大俗與大雅的獨特個性，包括在現代展示空間中隨處可見的黑白對比和素雅色調都是受儒家文化中的禮的影響而留下的；儒家文化思想中的仁，也就是對萬物有仁愛之美，這是儒家生命價值觀，也是儒家文化理念的一個重要特點。對現代高校展示空間設計教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從本質上來講就是要求高校展示空間設計教學中要注重對學生自身內心修養的培養，并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去達到更高的視覺設計藝術境界。以儒家文化理念為依托，立足于民族文化特色，我國教育的展示空間設計教學之路才會越走越寬、越走越遠。
三、儒家文化理念下高校展示空間設計藝術的風格定位
目前，我國高校展示空間設計藝術的風格就是在現代時尚元素中融入中國傳統文化，這種風格的定位即體現了時代特色，又保留了傳統民族文化的獨特風格，使其在設計藝術中更能展示強大的生命力。眼下多種風格并存是現代展示空間設計藝術的風格發展的必然格局，但也要在多元共存的基礎上形成獨特的藝術風格，因此一定要堅持真善美的原則，將儒家文化思想進行科學的構建，讓其在當代展示空間設計藝術中體現出應有的“美”。也就是說從傳統儒家思想美學的角度來考慮現代展示空間設計藝術的風格定位，即要吸納儒家思想的美學精神，也要吸納現代的美學精神，要在設計中協調出整體之美，創造出熱烈之美，并將其內在之美傳承開來。這也是現代展示空間設計藝術教育教學現代化發展形勢所趨，滲入什么樣的思想理念和意識形態，就會形成什么樣的展示空間設計藝術風格，同時在教學創意中，也會呈現出怎樣的展示空間設計藝術的風格定位來。因此，在高校展示空間設計藝術風格定位上，要遵循儒家思想的美學精神，將傳統藝術設計元素與國際化的設計理念相結合，最終形成自己的藝術設計風格來。如著名藝術設計大師韓美林先生的作品——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的標志，就是取材于傳統的鳳紋，它巧妙地把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精髓融入現代視覺傳達設計的理念當中，寥寥數筆卻顯得那么簡潔有力，卻能給人們一種舒適的飛行服務和安全保障的感覺，這也體現了設計作品風格定位的重要性。
四、儒家文化理念下高校展示空間設計教學思維的培養
基于儒家文化理念下，人們如何對高校展示空間設計教學思維進行培養，如何開拓和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能力呢，這也是目前高校展示空間設計教學中所要面臨的問題，同時在高校展示空間設計教學中擴展儒家文化理念也是培養學生創新思維能力的有效途徑和方法。但從目前來看，高校教師在展示空間設計教學過程中對中國傳統儒家文化意識的傳播還不是很積極，在培養學生儒家文化思想意識上還很薄弱，以致于學生在進行展示空間設計時，很難將儒家文化的精髓滲透到設計作品中去，使設計出來的作品很難體現本土文化特色，看起來缺乏強有力的生命力。因此，在高校展示空間設計教學過程中，教師要有目的、有針對性地將儒家文化美學思想的意識和精髓不斷地擴展到設計教學思維的培養中去。正確引導學生去學習儒家文化的內容形式，去了解儒家文化的精神內涵，著重挖掘具有繼承價值的藝術素材，學會把中國特色的藝術設計元素進行分類和總結，提高學生對儒家文化的審美意識，在儒家文化思想的指導下能用獨特的思維去樹立自己的作品設計理念和方法。同時，還要鼓勵學生去多看優秀設計作品，了解更多的設計風格，并掌握先進的展示空間設計理念和方法。除此之外，還要讓學生不斷去學習和借鑒其他國家的優秀設計作品，使自己的視眼變得更加開闊，掌握的設計形態更加全面，并能對西方文化進行分解和還原，做到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進而達到東西方文化的有效融合。這樣設計出來的展示空間藝術作品才會具有強烈的民族傳統風格。例如我國香港著名設計師靳埭強，在他的作品中就經常主張把中國民族藝術和儒家美學思想的精髓跟西方現代設計理念進行結合，使創作出來的作品具有很強的視覺沖擊力，同時又具有濃厚的東方韻味，處處體現儒家文化理念的“美”。因此，在高校展示空間設計藝術教學實踐中要找到一個最佳契合點，要將儒家文化中的“傳承、融合和創新”理念貫穿到整個教學實踐過程中去，引導學生重新解讀儒家文化理念，并能理解其中的精神內涵，并將儒家文化的精髓與現代展示空間設計理念完美結合起來，通過作品表達出來。也只有在儒家文化理念的影響下，才能培養學生先進的、具有時代氣息又不失民族風格的展示空間設計藝術思維能力，才能創造出更多更符合現代審美需要的展示空間設計藝術作品來。
五、儒家文化理念下高校展示空間設計教學的發展趨勢
近年來，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各種展覽會、博覽會及商業展銷中心如雨后春筍，這也間接地體現出展示空間設計藝術在我國各個相關產業受到關注的程度，其前景是極為廣闊的。一個好的展示空間設計藝術作品是展示活動能否取得成功的前提條件，通過展示空間設計藝術作品能夠呈現出一種融合、多元的格局，給人傳遞一種美的享受。而這種美正是我國傳統儒家文化理念下的美學精神的真實反映。如今，我國高校對展示空間設計專業的教學越來越重視，展示空間設計作為一門涉及多領域、多學科的空間藝術設計專業在內容、時間、規模上有著較大的靈活性和差異性，即具展覽、觀賞、文化教育的功效，還起到商務推廣的重大作用。特別是在傳統儒家文化理論的指導下，萌發了新的發展趨勢，在展示設計藝術教學中要以不同的設計理念體現時展的脈絡、特征，并將時代的精神、文化的觀念，充分能反映出自然及社會的精神文化內涵體現出來。可以想象得到，在不遠的將來，在儒家文化理念下，高校展示空間設計教學將以一種競爭、融合、多元的格局呈現出來。展示空間設計藝術作為一種現代視覺語言的傳遞方式，其特點就是不斷尋求創新和求變，只有把主要力量放在多種因素的互動設計上面，使其形成相連的、內存的、互動的關系，最終體現出一種整體的作品展示效果。再說，在全球來看，不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展示空間都具有歷史延續性，越是工業發達的國家對各種文化的需要就越急切。這就要求展示空間設計應該努力去挖掘關于地域、民族以及不同時期的歷史文化遺產，利用現代的設計手法進行新的詮釋和傳承，這是現在及未來展示設計探索面臨的又一大課題，也是展示設計向地域化或者本土化發展的必然趨勢。因此，在我國現代高校展示空間設計藝術教學的探索過程中，也要學習發達國家的長處，立足于儒家文化，將儒家文化思想內涵充分體現在展示空間藝術設計教學上來，用儒家文化理念中的精髓來指導展示空間藝術創作和教學。筆者相信在儒家文化思想下我國高校展示空間設計藝術將會打開新的發展局面。
關鍵詞：祠祀建筑；中國傳統文化；儒家倫理
中圖分類號：TU-8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5-2909（2013）02-0001-04
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凝聚著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追求和歷久彌新的精神財富，是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深厚基礎，是建設中華民族共同精神家園的重要支撐。中國傳統祠祀建筑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其儒家倫理內涵進行研究，在當前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歷史進程中有其深刻涵義。
一、中國傳統儒家倫理的內涵
所謂倫理，就是在人類社會中人與人，人與自身，人與社會、自然之間的關系、行為規范以及所涉及的各種哲學思考。關于儒家倫理，學術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綜合多數觀點，筆者從“三綱五常”“理想人格”及“社會責任”三個方面解析儒家對倫理關系、個體價值、社會責任的理解。
（一）三綱五常
傳統儒家倫理思想形同于等級制社會，注重等級次序，其中最重要的觀念就是“三綱五常”。“三綱”一詞到漢朝才有，孔子、孟子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指的是君臣父子之間的關系。如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孟子言：“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仇。”因此，早期儒家所講的君臣父子關系，不是一種絕對的服從或上下卑賤的地位，而是一種相對的關系。“三綱”的提法到漢朝才正式出現，西漢儒學家董仲舒從天人關系出發，根據“天尊地卑”思想，建立了“三綱五常”。他認為，在人倫關系中，君臣、父子、夫妻三種關系存在著天定的、永恒不變的主從關系，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漢儒的“三綱”否定了人的獨立人格，與當代的人文主義倫理觀相沖突，是一種落后的等級觀念，阻礙了歷史的進步。五四及后來的社會主義，主要批判漢儒絕對僵化的“三綱”次序。“五常”即“仁、義、禮、智、信”，是用以調整、規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等人倫關系的具體行為準則。孔子提出“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關系的重要性。孟子則歸納為處理社會關系的準則，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儒家的“仁”就是愛人，過去儒家講愛人，包含階級區分；現在講愛人民，為人民服務，沒有階級區分，應肯定下來。“義”就是要態度公正。“禮”就是要有一定禮節。“智”就是要有知識。“信”就是說話算數，不說假話，不互相欺騙。這些是任何社會的人都必須遵守的起碼的公共生活規則。中國現代哲學家國學大師張岱年認為：“對‘三綱’應加以批判，對‘五常’應加以分析。仁者愛人，以及義、禮、智、信，應加以肯定。”[1]
（二）理想人格
儒家倫理內容豐富而且復雜。其核心是人格意識和社會責任[1]。孔子說：“天地之性，人為貴。”這是儒家肯定了人的價值。“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這是承認平民有不可奪的意志，有一個不可辱的人格。孟子說“憂樂天下”“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及“唯義所在”，反映了“理想人格”在人生中的體現。《禮記?大學》說：“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意思是從天子到普通民眾，都是把建立理想人格看作根本。儒家所強調的理想人格，往往成為實現“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無私奉獻、勇于犧牲、愛國愛民”這些正面行為的精神支柱。儒家認為擁有“理想人格”的人實現了人的內在超越，代表了儒家追求的終極理念“道”或“理”。追求精神境界，向往理想人格，是儒家倫理的一個核心內容。
（三）社會責任
儒家的一個特點是強調社會責任心，認為每個人對社會都有一定的責任[1]。儒家不認可彼岸世界，他們認為世界就是眼前的物質世界，所以儒家思想是入世的，是用來解決現實問題的。實現的手段就是“修、齊、治、平”。《禮記?大學》說：“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儒家從由近及遠、由己及人的原則出發，把改造社會、治理天下的社會責任歸結為個人的道德完善，并看成是萬事之本。“修身、齊家”是為了“治國”，是為了“平天下”，個人家族的和諧是為了整個國家、天下的和諧。儒家強調個體與群體、個體與社會之間的統一性，體現出了個體與群體、個人價值和社會責任之間的辯證統一。宋代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明末顧亭林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都反映了“社會責任”這一儒家倫理的思想核心。
二、中國傳統祠祀建筑文化中體現了儒家倫理內涵
中國傳統祠祀建筑和佛教寺廟、道教宮觀、天地祭壇等一樣，都屬于祭祀建筑。然而，佛寺及道觀供奉和祭祀的是佛教及道教世界的各種神佛，天地祭壇祭祀的是諸如天、地、日、月等各種自然神，而祠廟供奉和祭祀的是“人神”。祭祀建筑中用于祭祀“人神”的建筑叫祠祀建筑，主要建筑形式為祭壇、祖廟、先賢祠等。從中國祖廟建筑的發展歷程看，中國傳統祭祖建筑隨著祖先崇拜觀念的出現和祭祀活動的展開而誕生，又隨著祭祖活動的發展而不斷充實，并逐步制度化、規范化，而先賢祠又是祖廟演進和發展的產物，是祖廟和祭祀活動宗教色彩淡化，政治性、實用性增強的結果。
（一）祠祀建筑中的“三綱五常”
《說文解字》：“，履也，所以事神至福也。從示，從豐。”從“”字的詞源學考察，禮的起源和核心是崇拜、祭祀神靈和祖先。“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隆，民所取財用也……”是對原始人類產生自然崇拜和祭祀禮儀的最好概括。“禮”是中國傳統建筑的重要倫理內核[2]。儒家倫理的 “三綱五常”以“禮”的形式表現出來，重點體現在祭天、祭祖先、祭圣賢，直至今日還在影響著中國社會。祠祀建筑是儒家行“禮”的主要建筑場所，通過建筑形式、裝修風格、內外空間表現“三綱五常”要求的“尊卑有序、內外有別、仁義禮智信”的倫理內涵。
傳統祠祀建筑的建筑形式主要是祖廟和先賢祠。《禮記?曲禮》言：“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后。”[3]可見傳統中國祖廟的重要性與普及程度。由于歷朝以祭天為帝王專享特權，一般百姓則對天敬而遠之，各自祭自己的祖先，所以祖廟是祠祀建筑中分布最廣泛的一類。儒家倫理的等級次序主要體現在祖廟這種建筑形式、裝飾風格及規模中。如傳統中國祖廟分為兩類且不可逾越，一類是皇室、諸侯用于供奉祖先牌位和祭祀祖先的建筑物，這類祖廟被稱為太廟或宗廟，如北京的太廟等；另一類是臣子百姓用于供奉祖先牌位和祭祀祖先的建筑物，也被稱為家廟、宗祠、祠堂，如江西婺源的蕭江宗祠、廣州的陳家祠等。在裝飾風格及規模方面帝王諸侯、臣子百姓都有森嚴的等級區別，不可混淆。例如斗結構、龍鳳符號，朱黃顏色等只用于帝王。建筑規模上，臣子百姓的祠堂不能超過太廟。祖廟的作用是提供一個精神聯系的紐帶，通過祠堂祭祖的儀式強化血緣關系，強調家族內部的上下尊卑，宣傳孝悌忠信的倫理道德。儒家倫理的“五常”主要體現在先賢祠這種祠祀建筑中。如江西新余魁星閣、成都武侯祠、浙江鄞縣忠應廟等。《禮記?祭法》言：“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這
則祀之，以勞安國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8]按此說法，那些善于理政，勇于安邦，忠于國君，勤勤懇懇，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忠臣、良將、名士、英雄等均在儒家祭祀之列，其實這就是對實現了“五常”理念的人的崇拜和紀念。
（二）祠祀建筑體現“理想人格”追求
孔子說：“天地之性，人為貴。”孟子說：“人人有貴于己者。”儒家強調人格，有人格意識。人格一詞，近代才有，古代叫“人品”。儒家特別強調人作為一個人的意義。儒家的理想人格以“五常”（仁、義、禮、智、信）和“五德”（忠、孝、節、勇、和）等形式體現，祠祀建筑文化中祭祀的對象就是那些實現理想人格的祖宗及先賢們。祖宗是人之生命的本源，對其崇拜和祭祀是人類對自身產生、繁衍的一種感激和報答的體現，在儒家文化中以理想人格“孝”的形式表現。“孝”有兩方面的含義：第一，尊祖敬宗。施孝（盡孝）的主要方式是祭祀，在宗祖廟中通過奉獻供品祭祀祖先，盡孝的對象是死去的先人，有一定的宗教形式。第二，傳宗接代。先賢祠則供奉著被儒家崇拜的圣人、忠臣、廉吏，名士等，體現了儒家文化對具有“理想人格”的人的敬仰和崇拜，起到了道德模范的作用。如代表圣人的曲阜孔廟；代表忠臣的杭州岳王廟；代表廉吏的開封包公祠；代表名士的江油太白祠等。
一般宗教如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等都設置彼岸世界，而儒家沒有彼岸世界概念，按照儒家的看法，世界只有一個，就是生活于其中的現實世界。因此，祠祀建筑祭祀的“人神”不是一般宗教意義上的“神”，而是在現實人生中實踐且成就“理想人格”的人，是先祖和“法施于民”者、“以死勤事”者、“以勞安國”者、“能捍大患”者等。另外儒家的“圣人”也有別于一般宗教所說的天使、佛或神仙，依舊是人，只不過是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具有“理想人格”的人。這些“人”承載著一個民族或家族的終極理念、歷史情感、生活理想及宗法關系等。
（三）祠祀建筑文化中包含的社會責任
中國傳統農業社會是以家庭為單位的血緣聚落形態，對于血緣聚落來說，祠祀建筑（祖廟、先賢祠等）是聚落必不可少的公共建筑。它既是宗族象征，也起到了道德模范作用。傳統祠祀建筑承擔著個體啟蒙、文化傳承、道德教化的社會責任。在傳統農業社會中，基礎教育在家庭、家族、聚落中進行，宗族大姓在祠堂設立私塾，族內弟子在祠堂接受教育，個體通過在祠堂私塾學習成為合乎其社會規范的人。先賢祠中供奉的圣人、忠臣、廉吏、名士以及宗祠內祖宗起到了榜樣的作用。這使得祠祀建筑成為“道德的感化所”，個體從中受到道德教化和人格熏陶，使其服從家族和聚落的管理，每位成員從中明確了自己的社會角色，從而維護了倫理綱常。受到儒家文化影響的祠祀建筑還承擔著孤兒院和養老院的社會責任，使得族內的鰥寡孤獨廢疾者在祠堂能受到照顧。另外，祠堂還發揮著社會文化、娛樂功能，每年春秋祭祀或年節大慶，請戲班演大戲等。如今江西一些宗祠的戲臺，如江西玉山縣胡氏祠堂戲臺、弋陽縣李氏祠堂戲臺、樂平市鎮橋鎮程氏祠堂戲臺等，仍然保存完好，依然發揮著社區文化中心的作用。
三、結語
中國傳統祠祀建筑文化之所以體現出儒家倫理內涵，就在于他是儒家行“禮”及宣揚“孝悌”思想的重要場所。孔子的“禮”，包含內在精神和外在形式兩方面：其內在精神是維護當時的宗法等級制度及相應的各種倫理關系；其外在形式包括祭祀、軍旅、冠婚喪葬、朝聘、會盟等方面的禮節儀式。這些內容在中國傳統祠祀建筑文化中都有充分的體現。孔子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強調人類的“仁愛”精神始于父母和子女之間的真情實感，這是人與人關系中最切近、最根本的感情。同時，孔子強調的“孝”，是“父慈子孝”。他所說的“悌”，是“兄友弟恭”。雙方的關系是相互的，對應的，所以，這種充滿人性色彩的倫理思想值得繼承和弘揚。
《禮記?禮運》言：“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3]這雖是傳統儒家的社會倫理主張，但也表達了當代人們對社會道德的樸素要求。中國在1999年就已進入了老齡社會，目前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回歸符合當前大多數人的利益，同時也為社會長期繁榮穩定發展奠定了倫理基礎。所以，在當代社會中加強傳統祠祀建筑文化的影響力，有助于弘揚“忠貞愛國、尊老愛幼”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同時也為重新構建社會主義倫理道德提供了一條新思路。
最后，關于祠祀建筑文化的儒家倫理研究有一點必須明確，即傳統儒家倫理在當代中國社會文化中的地位。在當今的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中，我們可以且應該繼承傳統儒家倫理思想中積極的成分，吸收其合理的民主性的精華。文化不僅具有階級性，而且還有歷史的連續性[4]。中國傳統祠祀建筑倫理作為儒家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必然有“精華”（如“五常”“五德”）和“糟粕”（如森嚴的宗法等級制度）。如何傳承和發展，正確的態度是“揚棄”，即符合當前人類社會共同價值及道德觀的，弘揚之；不符合，則拋棄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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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馮國超.禮記[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4]張和增.論儒家倫理思想的現代價值[J].無錫南洋學院學報，2007，6（1）：80-85.
Confucian ethics in the architectural culture of classical Chinese ancestral shrine
CHEN Muchuan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P. R. Chin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6）03-035-03
公司從產生之日開始就與倫理問題緊密聯系在一起。從最早由政府特許成立的東印度公司到后來在市場競爭中成長起來的大型跨國公司；從因財務欺詐破產的美國世界通訊公司（Worldcom）、安然集團（Enron）到在2008年肇始于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中破產的華爾街著名投資銀行；從國內假冒偽劣商品的泛濫到一些上市公司對中小投資者利益的漠視，無不折射出公司倫理的重要性，可以說公司倫理是公司的靈魂。儒家文化從個人修身逐步擴大到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核心價值觀對個人和組織的倫理的形成會產生重要的影響。本文試圖對儒家文化在形成正確的公司倫理中的重要作用這一問題進行探討。
一、什么是公司倫理
“倫理”一詞的英文“Ethics”來自希臘文“ēthos”，意謂“品格”（character）。在梁啟超擷取日譯“倫理學”一詞之前，“ethics” 一詞有許多中譯法。早在明末，耶穌會試士艾儒略（Aleni，P.Julins，1582―1649）在介紹西學分門別類里，有“厄第加”一科，應是拉丁文“Ethica”的音譯，意為“修齊治平之學”，又譯為“察義理之學”。近代的?譯則不勝枚舉，若“勸善書”（1844）、若“倫類”（1848）、若“修齊之理”（1863）、若“性理”（1864）、若“修行之道”（1866）、若“五常”（1866）、若“是非學”（1889）等等。清末著名學者嚴復（1854―1921）于《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一書，則音譯為“伊迪格斯”或意譯為“德行之學”；惟爾后在?譯《群己權界論》（On Liberty），則改采用“倫理學”一詞。“倫理學”一詞雖為舶來品，但“倫理”一詞則極早見諸古代漢語，例如《禮記?樂記》便載有：“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樂者，通于倫理者也。”漢代的經師鄭玄注道：“倫，猶類也。理，分也。”意謂事物的條理。賈誼的《新書》中則明顯具有道德的意涵，如“商君（鞅）違禮義，棄倫理……秦俗日敗”{1}，此處的“倫理”即為人倫道德之理。梁啟超的《新民說》一書中，提出“培養公德”，而梁氏之看重“公德”，系從提升國民素質的思路出發。在他看來，“人人獨善其身”謂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謂之“公德”。新、舊倫理之分野即在于此。而中國人最缺的，乃是“公德”。“舊倫理”所重者“一私人對于一私人之事”，“新倫理”所重則是“一私人對于一團體之事”。{2}以分類而言，“舊倫理”以“五倫”為代表，包括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新倫理”則分“家族倫理”、“社會倫理”與“國家倫理”。按照這樣的分類，筆者認為，公司倫理應該屬于社會倫理，但家族公司倫理也會受到家族倫理的影響，而國有公司倫理也與國家倫理存在一定的聯系。
公司倫理是公司一種負責任的決策過程。公司的倫理決策不僅僅限于具有巨大社會影響的公司重大決策。其實，每位員工以及處在管理角色中的每一個人，都面臨需要進行倫理決策的時刻。并不是每一項決策都能夠從經濟、法律或者公司的規則和章程中找到依據。通常的情況是決策者會遵照個人的價值觀和原則來進行倫理決策。
二、儒家文化的核心價值觀與倫理理論
在商業倫理的發展中具有重大意義的幾種倫理框架分別是功利論（utilitarianism）、道義論（deontological）、正義論（social justice）和德性論（virtual ethics），這些倫理框架同樣適用于公司倫理。功利論起源于18世紀到19世紀的政治哲學。功利主義告訴我們，應該選擇對整體結果“更好”的方式來做事。“更好的”結果就是對人類有利的結果：幸福、健康、尊嚴、正直、自由和尊重所有的人。功利主義的本質是依靠結果做決策，倫理或非倫理的行為由結果來確定。倫理功利論對做出負責任的決策有很大作用，但功利主義也提醒我們必須考慮所有受決策影響的人的利益。道義論強調決策應該以原則為重，而不是以結果為重，因為基于結果而進行的決策只能是負責任的決策中的一部分。換句話說，結果不能證明手段的合法性。倫理原則可以被看作是種規則，這些規則的來源包括法律規定、社會角色、公司內部角色。法律是一種我們應該遵守的規則，即使它并不能使我們增加幸福感。作為社會角色，我們必須遵守很多基于社會角色的義務。在公司內部存在很多基于角色的義務。每個公司都規定了一系列希望員工遵守的規則。關于倫理的正義論，美國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提出了一個最具有影響力的正義論。這個理論認為基本的倫理制度作為必要的含蓄的契約來保證社會合作。羅爾斯的理論包括兩個主要成分：一種決定正義原則的方法以及這個方法發展出來的特殊原則。用羅爾斯的話說，他們在“無知之幕”后走出來時，必須遵從在“無知之幕”掩蓋時制定的規則。為了確保每個人被當成目的而非手段，這些人必須對全體原則達成一致。這些最初的條件，羅爾斯稱其為“原始位置”，它保證所制定的原則是公平的，這是羅爾斯公平概念最基本的價值。羅爾斯理論的核心是認為公平是一個公正決策和一個公正組織的最核心元素。羅爾斯從這個原始位置出發提出了兩個基本的原則：第一個原則是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權利來享受最大限度的自由；第二個原則認為社會的利益和負擔應該被平等分配。只有在社會中最底層群體會獲利時，不平等分配才會被證明是合理的。倫理的德性論把問題的關鍵從一個人應該如何做，轉移到這是個什么樣的人。德性論更加強調我們品質中情感的一面。德性論承認我們的動機――興趣、需要和欲望不是每天可以重新選擇的事。相反，人類根據自身的品質來做事。對于成年人來說，這些品質特征根深蒂固地跟隨我們。
儒家文化是一種源遠流長的文化，儒家是指孔子開創的一個學派。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距今2500多年的歷史了，因此，儒家學派也有2500多年的歷史了。儒家文化代表了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這套核心價值觀是跟中國人的歷史文化處境和生存條件相符合的，它和中國人生存的歷史環境、歷史條件、生產方式、交往方式是融合在一起的，因此符合當時中國社會的需要，成為了中國文化的主體部分。在中國歷史上，儒家文化對理解中國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時，也為中國社會和中國人提供了基本的價值觀。
首先，從倫理的功利論來看，儒家文化有利于選擇對整體結果“更好”的方式來做事。在儒家看來，社群比個人重要。個人只是個體，社群小一點來講是家庭、家族、宗族、社區，更大的則是國家、民族。儒家的終極關懷可以概括為三點。第一點就是天人合一。自然與人的和諧，宇宙、萬物和人類有共通的本質、共通的法則，都是天人合一的內容。第二點，萬物一體。到了宋代、明代的時候，這種觀念越來越強烈。如北宋哲學家程顥講的，這不是一個存在論的表達，這是從一個境界上來講的，就是每一個人都應該把萬物看成和你是一體的。這是一種非常高的人生境界。第三點，叫“保和太和”。這是《易經》里面的話。保合太和就是最廣泛的、最永久的和諧。儒家文化主張的不僅是一個社會的和諧，它是小到人的身心和諧，大到家庭、社區、國家的和諧，更大變成整個宇宙的一個永久的廣大的和諧。功利主義認為，負責任的決策需要關注結果，但我們必須考慮所有受決策影響的人的利益，這一點與儒家文化是相通的。
第二，從倫理的道義論來看，儒家的“禮”以及儒家知行合一的實踐取向有利于形成正確的原則并按照倫理原則進行決策。儒家的“禮”在儒家文化中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在儒家文化中比法律法規重要得多。關系本位的中國文化模式決定了，只有禮才代表一種積極有效的社會整合方式，禮制好比是一種積極的制度，而法制則只是一種消極的、以防范為主的制度。“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這一觀點所傳達的重要信息就是，人心的整合，特別是人的主動性的調動有著重要的意義。只有當人們愿意主動、自覺地維系某種精神或價值時，制度的意義才能體現出來。從倫理的道義觀來說，要遵守某些倫理原則，“禮”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人們受到“禮”的約束，才會自覺遵守倫理原則。儒家“禮”的重要功能，就是協調預期、定分止爭。這一點荀子講得很清楚：“人生而有欲，欲而不能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以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不必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荀子?禮運》）一個社會，大家都有欲望，就會出現沖突，協調沖突就需要一系列的規范，按照這些規范行事，就是倫理的道義論強調的基于倫理原則的決策。
儒家的實踐取向，即知行合一。在明代哲學家王陽明的思想領域里得到最完整的表述。他說現在的人把知和行分成兩件事做，以為先知后行才是對的，我先去求知，等知求好了，然后再去行。他說這個不行，實際的結果是終身不行，終身不知，因為知是永遠求不盡的，所以實踐就永遠不能實現。他批評朱熹講的先知后行，知先行后。他針對明朝的情況說朱熹的這種思想有不好的結果，所以他強調知行合一，王陽明說我今天說知行合一是要對癥下藥，社會有這種病，不是我杜撰。知行合一是中國儒家實踐里面一個很重要的傳統。倫理的道義論強調一些決策應以原則為重，而不是以結果為重，這里強調的是以原則為基礎的決策實踐。這些原則包括法律、不同的社會角色應該遵守的規則以及不同組織里的成員應該遵守的規則等。現在問題不是缺乏相關的法律和規則，而是這些法律和規則雖然存在，但不能得到遵守和執行。比如在企業中存在很多基于角色的規則和義務，每個企業都規定了一系列希望員工遵守的規則。有時是明確規定的行為規范，有些是員工手冊里的規則，而有些則僅僅是領導簡單的規定。如何使這些規則或規定得到落實和執行，儒家的知行合一的思想是有很大的啟發和指導意義的。
第三，從倫理的德性論來看，儒家文化有利于形成高尚人格和品德，從而有利于個人基于人格和品德的決策制定。人格和品德的儒家在人生的態度上，主張剛健有為，寬容和諧，中庸之道。在道德理想方面，儒家主張公私義利，志士仁人，君子理想。儒家認為，個人道德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處理公和私、義和利的關系問題。公是更大的集體利益，私是我們個體的，小家庭的利益。孔子講“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就是我們要能夠在面對重大道德選擇的時候敢于把自己的生命奉獻出來完成道德理想。這是儒家的精神。在道德理想方面，儒家非常講究自由獨立的人格。孔子講，你當臣子，對你的上級、你的君主只是以順從他作為根本的原則，這叫婦妾之道，不是大丈夫之道。什么是大丈夫之道？就是孟子所說的“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可見，儒家文化是主張一定要保持大丈夫的人格。儒家的君子理想是一種激勵機制。“君子”不是先天給予的身份，而是做人的標準，或者說是后天論功行賞的獎章。一個人具有仁愛之心，又能約束自己，道德高尚，就被視為君子，而相反地，損人利己者被視為小人。孔子心目中的君子，正是能克服囚徒困境中機會主義行為的人。在儒家看來什么樣的人才夠“君子”這個稱號呢？首先，君子是遵守社會道德、等級、規范的人。這在《論語》的有很多表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論語?里仁第四》）；“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論語?公冶長第五》）；“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論語?雍也第六》）；“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后進于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論語?先進第十一》），等等。其次，君子是一個利他主義者，或者說，是一個考慮長遠，不注重眼前利益的人，是一個有耐心的人，如：“君子不器”（《論語?為政第二》）；“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第四》）；“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論語?顏淵第十二》），等等。再次，君子是一個謙讓的人，是一個“不爭”的人。“君子無所爭，必有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論語?八佾第三》）；“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論語?衛靈公第十五》）。最后，君子是一個合作的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第十三》）。
最后，從倫理的正義論來看，儒家文化有利于個人和組織形成基于公平正義的價值觀。儒家文化最普遍的價值就是仁的價值和倫理。仁的倫理在《論語》里面往往被表達為忠恕之道。《論語》里面這樣講的，孔子有一天對曾子講，“吾道一以貫之”，就是說我們有很多理想，但是有一個貫穿其中的根本原則，曾子說我知道了，曾子解釋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這一貫之道就是忠恕。具體講，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三、儒家文化對形成正確的公司倫理的作用
（一）儒家文化有利于形成倫理型公司文化
首先，倫理型文化會鼓勵和支持個人進行有責任的倫理決策。在倫理決策模型中，從事實收集、道德想象力到評估每一個要素，決策者的社會環境都會對其中每個要素產生促進或阻礙的作用。當法律沒有規定時，倫理型文化中的員工都會做出有責任的倫理行為。倫理型文化對于道德底線也有直接和實際的影響。強有力的倫理型文化對于維護道德底線有很大作用，使公司的利益相關者不敢輕易越過底線。在20世紀90年代，企業文化被劃分為“以服從為基礎的文化”和“以價值觀為基礎的文化”。 “以服從為基礎的文化”強調遵守規則是倫理的首要責任，“以價值觀為基礎的文化”強調一系列特殊的價值觀而非一系列準則。公司決策時把價值觀當成潛在原則來指導員工進行決策。儒家文化中的“禮治”有利于“以服從為基礎的文化”的形成；儒家文化的核心價值觀有利于公司形成“以價值觀為基礎的文化”，從而指導公司員工進行倫理型決策。
其次，儒家文化有利于形成倫理型領導。一項研究倫理領導的本質的報告強調員工認為“以人為本”是非常重要的，這與領導者參與到可感知的道德行為同樣重要。儒家文化強調“以人為本”，孔子的學術完全以人為中心，“仁者，人也”（《中庸》），“人，天地之性（生）最貴者也”（《說文》）。荀子指出：“人有氣，有生，有知，亦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倫理型領導的關鍵是對于組織的價值觀的聲明。領導者的責任是確保公司被一系列組織原則所指導，這些原則能夠指導員工的決策過程。
最后，儒家文化更重視公司的社會責任。公司的社會責任概括地說就是公司對社會的責任。歐洲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認為，“公司依靠企業社會責任概念來自愿建立更好的社會和更清潔的環境。”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公司社會責任建議一個公司要確定它的利益相關者群體，并且將它們的需求和價值觀整合到公司的戰略和決策過程中。世界銀行將企業的社會責任定義為，企業為提高利益相關者的生活質量而貢獻于可持續發展的一種承諾。企業社會責任的契約模型認為，企業有責任去尊重不同利益相關者的道德權利。企業社會責任的開明自利模型認為，企業社會責任行為能給企業帶來品牌聲譽和市場競爭力，這對于公司現在和未來的品牌大有裨益。儒家文化認為社群比個人更重要，責任比權利更重要，因此，儒家文化有利于公司形成重視社會責任的公司文化和公司倫理。
（二）儒家文化有利于公司治理的倫理決策
首先，儒家文化有利于形成重視公司倫理的董事會。董事會成員具有三項法律義務：關注義務、誠信義務以及忠誠義務。但僅僅依靠法律是不夠的，因為一些問題仍取決于董事會的審慎決策。比如，盡管法律要求董事會成員誠信地對待公司使命，也就是說，董事會成員做出的決策必須符合公司目標，但法律對董事會成員的違法行為的懲罰一般總是事后的，而具有儒家倫理的董事會成員卻能在決策時自覺遵守誠信義務。儒家文化把“仁、義、禮、智、信”作為“立人”五德。孔子講：“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r，小車無?，其何以行之哉？”（《論語?為政》）孟子講：“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孟子?離婁上》）可見，誠實守信，不僅是做人的原則，也是董事會成員必須遵守的基本規則。美國安然公司的決策者置股東、員工以及社會公眾的受信責任于不顧，最終導致安然公司于2001年12月申請破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公司董事會成員沒有遵守誠信義務。為了防止類似的事件發生，美國國會頒布了要求董事獨立的法令和一系列變革。
其次，儒家文化有利于形成正確的公司財務倫理。公司財務倫理問題已經成為公司治理關注的焦點。律師、會計師、審計師及財務分析師等專業人士被認為是防止公司財務欺詐的“把關人”或“守門人”（Gatekeeper）。市場的參與者，尤其是投資者、董事會、管理層以及銀行都依賴這些“守門人”。這些“守門人”的個人利益常常會與其他人的利益發生沖突，這些專業人士對于他們的客戶應具有一種受托責任――不將個人利益凌駕于客戶利益之上的職業與道德責任。儒家文化強調仁義的重要性，在儒家看來，仁義不僅僅具有個人道德的意義，它還是社會的價值。孟子講，“天子不仁，不保四海，卿大夫不仁，不保寺廟”，仁已經成為政治的普遍原則。關于義，《左傳》里講“多行不義必自斃”。這是一個正義的概念，《論語》里講“義為質”、“義為上”，說明孔子很重視義，但是這些地方的義都不是德行的義，而是正義的義。可見，儒家文化有利于形成正確的公司財務倫理。
（三）儒家文化有利于公司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和諧
公司治理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保證管理者按照股東的利益要求來行事。其次，公司治理要防止大股東對中小股東利益的侵害及對債權人、雇員、客戶、供應商、社區其他利益相關者利益的侵害。公司治理就是指設計一系列制度，以使管理者將所有利益相關者的福利引入企業之中（Tirole，1999）。歸根結底，就是要在利益相關者之間建立和諧的關系，包括人與人的和諧及人與環境的和諧。儒家文化認為“和諧高于沖突”。儒家文化強調“以人為本”，還強調“推己及人”。社會是由人組成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偏好和利益，這是人與人之間發生沖突的根源，公司也是如此，公司的利益相關者之間也容易發生沖突。孔子認為，人際關系的最高原則是“仁”，仁的含義就是人們相互把對方當成與自己相同的人對待。由此衍生出兩個原則：忠和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這就意味著人與人是平等的，只有平等的人才會站在別人的角度考慮問題，將心比心，推己及人。立人、達人，必以對對方的信任為前提，而勿施于人則顯示了對對方的尊重。有了這樣的尊重，也就可以獲得對方的信任，從而建立起相互的信任。可見，儒家這些思想能促進公司利益相關者之間建立和諧的關系。孟子則更進一步，為仁提供了一個人性論的論證。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于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朱子注：“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3}不忍人之心就是不忍同類不幸之心。它內在于人心之中，而讓人形成“怵惕惻隱之心”，它讓人們自然地相互親近、相互信任。儒家文化不但能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還能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公司經營與環境的和諧日益成為我們關注的焦點。20世紀90年代，一種新的企業模式開始形成，這種模式將企業經營與環境責任、道德責任三者結合起來。可持續經營的理念提出了將經濟與環境目標相結合的全新視野。經濟、環境和道德這三個目標，通常被稱為可持續發展的三大支柱。改革開放之初，我們國家的經濟基礎極為薄弱，人們極度貧困，物質極度稀缺，所以渴求GDP的快速增長，以滿足人們物質生活的需要，但快速發展是建立在對資源的過度消耗和環境的破壞這個基礎之上的，過去的發展模式已不可持續，經濟必須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公司必須形成可持續發展的經營倫理，要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儒家文化有利于公司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和諧，能促進公司形成和諧的經營倫理。
注釋：
{1}賈誼：《新書》，中國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82頁。
【關鍵詞】仁愛；和諧；尚義；誠信
對傳統文化的批判繼承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中華民族文化進步和發展的重要條件。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儒家倫理思想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批判繼承儒家倫理思想的精華及合理成分，如仁愛、和諧、尚義、誠信等精神，對于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加強新時期企業職業道德建設，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一、儒家倫理思想貴“仁”
儒家倫理道德的基本核心是“仁愛”。儒家把“仁”概括為人的道德的最高原則，認為其他的具體道德準則都是由“仁”衍生出來的，這種“仁”的根本含義就是愛人。孔子要求人與人之間要充滿愛心，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強調對人要溫、良、恭、儉、讓。孟子繼承孔子的“仁愛”思想，認為人都應有“惻隱之心”，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對待別人，要將心比心，推己及人，推人及于萬物，并認為仁是成人之道，不仁無以為人。仁者愛人的主張，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尊嚴和人的價值，這在當時是進步的。用“仁”這個基本范疇把其他的道德規范統帥起來，愛人的道德意識也就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體現在具體的道德規范和禮儀之中了。
企業道德建設的重要目的就是要建立人與人之間的和睦融洽的關系，在企業內營造一個充滿關愛的環境。在企業職業道德建設中，將儒家的仁愛思想與現代的人道主義相結合，有利于在企業中形成尊重人、信任人、愛護人的氛圍，有利于創立一個以愛換取被愛、以奉獻換取感恩的良好人際關系環境。從而使全體員工不斷增強無私奉獻精神、知恩報德精神、熱心服務，真誠奉獻。仁愛思想要求管理者堅持仁愛、仁義、善待下屬。要求企業員工之間精誠合作、相互愛護、樂行善事。只有在企業內部形成一種相互尊重、友好融洽的工作環境，才能最大限度地激發人的潛能和組織的活力。
二、儒家倫理思想貴“和”
“和為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論語》有言：“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按現代話說，即禮的作用，以和諧為重；先王準則，以和諧為美。言下之意，一切典章制度和行為規范的制定，目的都是為了求得社會的和諧，先代堯、舜、禹、湯、文、武諸王，均以此作為自己安邦治國的宗旨，因此才有了中國遠古時代的泱泱盛世。孟子曾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力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主張人際之間和諧、安定，團結，協作，即“人和”。幾千年過去了，“和為貴”始終是東方民族特別是中華民族信奉的治國方針和道德標準，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在美國耶魯大學演講時，即將“和為貴”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內容進行了講解和闡述。??
和諧是一種對真善美追求的動態平衡，是企業倫理道德的理想境界。儒家思想祟尚親密的人際關系，人際親密強調個人以徹底和信任的方式把自己投入于群體之中。管理者與其下屬之間，企業內部各成員之間親密無間，情同手足，保持著相互感應的關系。當今企業道德追求的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相敬如賓，友愛互助的人際關系，與儒家的“人和”思想一脈相承。發揚儒家仁愛精神，就要以仁愛向善作為基本的職業道德規范，引導企業員工向善，使企業內團結和睦，親如一家。
在商業交往中，儒商注重“和氣生財”，“和”則“旺”。要堅持以正當手段競爭，不能搞小動作或詆毀競爭對手，擯棄不道德的競爭行為。對于同行業伙伴既競爭又合作，在競爭中合作，在合作中競爭。即樹立合作競爭的“雙贏”競爭理念。“雙贏”模式正是儒家和諧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實踐證明,和諧與競爭的統一才是企業經營的最高境界。
儒家提倡尊重一切生命價值，把尊重自然規律、維護人與自然的和諧友善協調發展作為最高的道德旨意。在今天提倡生態道德，保護自然環境，走可持續發展道路過程中，儒家思想的“和諧論”、“天人合一”于平淡樸素中有著奇跡般的深刻。
企業加強職業道德建設，要勇于承擔社會責任，尋求祟高的價值取向和道德歸宿。首先，企業要樹立正確的發展觀，走可持續發展之路，不能剝奪子孫后代生存發展的機會和權利。其次，企業要為國分憂，勇于承擔社會重任和歷史使命，堅持集體利益服從國家利益。再者，企業應該積極參與各種公益活動，慈善活動。將仁慈愛心獻給最需要關愛的人，博施濟眾，兼善天下。
三、儒家倫理思想貴“義”
儒家創始人孔子關于義與利的名言是：“君于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用現代語言來說，就是：君子講究的是義，小人講究的是利。義指高尚的品格，利指物質利益。他說：“見利思義，義然后取”。（《論語·憲問》）就是說要用道德原則來統率自己的行為，財富該取的才取。把孔子的全部言論聯系起來看，他并不完全否定物質利益，但認為一個人取得物質利益一定要符合一定的道德原則，這里就包含了把義和利統一起來的思想。并且認為“義”重于“利”。認為在義和利發生相互沖突，不可兼得時，強調義重于利，精神價值高于物質價值，重視道德境界的追求，重視人格尊嚴和氣節。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要謹尊仁義之德，要先人后己、先公后私、先利顧客，后自己獲利。“不義之財不可得”，更不能見利忘義；唯利是圖。
企業職業道德具有主觀上的“利他”性和客觀上的“利己”性，二者是辯證的統一。“利他”是“利已”的前提基礎，“利己”是“利他”必然結果。只有依據仁義道德和正確的道理而去致富，其富才能持續下去。“義”是“利”的手段和途徑。企業員工在職業實踐中視顧客為上帝，對用戶負責，必須會贏得客戶，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以儒家思想塑造“企業魂”，就要把企業成員過分注重功利的道德心態引導到祟德尚義、見利思義的道德價值軌道上來，把主體性意識引導到自覺的道德精神上來，把以自我為中心的意識引導到以企業集體利益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感上來。
四、儒家倫理思想貴“信”
誠實守信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中國文化追求的理想人格。在中國傳統道德中，“信”是五常之一，“誠”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誠”具有最高的道德境界。誠信是儒家的道德追求。孔子主張做人要誠信無欺，把“信”作為人的立身之本，將其看成社會關系中一種最起碼的道德原則。儒家認為，人無信不立。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論語`為政》這就是說，一個人如果不講信用，在世上就會寸步難行，講究誠信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做人道理。此外，儒家還認為，誠信是立國之本，是治國的重要政治原則；誠信是完美人格的道德前提；誠信是溝通人際關系，促進人與人之間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精神紐帶；等等。
企業商德的核心是誠信，誠實不欺、重約守信。誠實守信是做人之本，是企業立身之本。誠實守信是企業的良心之所在，是企業對顧客、合作者忠實守約的責任感和正義感。日本企業奉行的”終身雇傭制“就蘊含著管理者與雇員之間內在的、深厚的信任和忠誠關系。
市場經濟是契約經濟、信用經濟。重約守信、言而有信，誠信為本，是現代企業必須具備的職業道德，也是公平有序競爭的基本條件。企業要盈利，首先應該弄清楚為什么獲利，怎樣獲利的問題。企業賺錢要講良心，獲取的應該是“陽光下的利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要牢固地樹立契約意識和忠實履約的道德精神，信譽至上，注重商業道德。反對隨意毀約、商業欺詐和言而無信。
企業成員要誠實、忠實、老實、要坦誠相待，信守承諾。要誠心待客，貨真價實。要恪守信用，嚴格履約。企業成員要通過自律、自省、自覺，從思想上消除“機會主義動機”，減少“道德風險”。不弄虛作假，不瞞上欺下，不歪曲事實，不偏聽偏信。只有誠信不欺、重約守信，自覺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維護社會公共利益，才能維護企業的信譽和形象。欺詐、哄騙，言而無信，昧著良心賺錢，就會使企業失去信用，最終也會失去市場，失去自下而上的根本依托。
還必須指出的是，對待儒家思想文化應該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弘揚儒家倫理思想精華的同時，也必須擯棄儒家倫理思想中消極因素和道德弱點。如散漫、因循、事故，平均主義，封閉保守。尤其是宗法等級觀念，官本位特權意識等。競爭觀念、效率觀念、創新意識、民主意識等，則是儒家倫理思想中欠缺的。汲取儒家倫理思想之精華，兼容現代文明道德意識，就能不斷豐富和完善企業職業道德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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