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17 17: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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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并解釋中國農村土地制度變遷的原因與績效，能為我國今后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提供堅實的理論和實證基礎。本文力圖建立一個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將推動農村土地制度變遷的一般性因素提煉出來，以期能準確把握農村土地制度變遷的一般規律，并以此來審視我國現行農村土地制度的發展方向，實現相關政策和法規的合理有效。
一、中國農村土地制度變遷的分析框架――制度環境約束下的利益集團博弈理論
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的創新是因為有許多外在性的變化促進了潛在利潤的形成。為了獲取潛在利潤，在原有制度下的一些經濟主體就會嘗試對既有制度安排的創新和變革，從而導致了新的制度安排產生。而制度創新總是各經濟主體根據收益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原則來進行決策的。
除了追求利益的動力，制度變遷也受到意識形態、各種壓力集團和政府關于什么對公眾最有利的判斷的影響。外生變遷并不是改變游戲規則以適應游戲變化的要求，相反，是改變游戲使之適應于為某特定利益集團所偏愛的規則。因此，關于中國農村土地制度變遷的分析框架可以稱之為“制度環境約束下的利益集團博弈理論”，即在制度環境的約束甚至主導下，利益集團為了內化外部利潤而相互博弈，最終會在某個利益集團的主導下達成博弈的均衡，實現制度變遷。
(一)制度環境的約束與影響
這里制度環境是指影響交易成本的各種因素構成的外部環境。制度環境制約著制度選擇的集合，同時影響著具體制度安排的交易成本。對于我國的農村土地制度變遷而言，制度環境主要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正式制度是指由政治權力機構制定出來并依靠國家權力保障實施的一系列規則，包括法律法規、政治、經濟體制、國家政策等。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意識形態、傳統觀念與習俗等，其中意識形態居于核心的地位。與正式制度是通過正式有組織的機制來保障其實施不同，非正式制度對違規行為的懲罰是分權化的、自發的社會反饋。與新的制度具有一致價值取向的非正式制度會降低制度變遷的成本，反之，則會增加制度變遷的成本。
(二)利益集團博弈的推動
制度變遷必然由人的行動來推動。在制度變遷過程中，不同的利益集團會根據各自的利益取向采取不同的行動，推動制度向著有利于本集團利益的方向發展，各個利益集團相互博弈并達成均衡，從而形成新的制度。對于利益集團而言，只要制度變遷為本集團帶來的預期收益大于推動制度變遷的預期成本，就有動力推動制度變遷，而且在行動過程中，利益集團會根據成本收益的變化調整其行動。
對于解釋中國的農村土地制度變遷，中央與微觀主體之間二元博弈的框架不能反映地方政府在制度變遷中的重要作用，對于中國農村土地制度的變遷，應該將地方政府納入制度分析的框架，構建三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農民集團)博弈的制度變遷分析框架。外部利潤的存在能否導致制度供給，取決于支持和推動這種制度變遷的利益集團是否處于優勢地位。
其一，中央政府。此處的中央政府可廣義理解，等同于諾斯所說的國家。中央政府是制度變遷中最重要的行動集團，對于所有制度的確立擁有最后的決定權。中央政府的利益取向更為宏觀和具有綜合性，會從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角度來決定農村土地制度的選擇。在行為方式上，中央政府由于擁有國家權力的保障，并且受到意識形態、組織結構等多方面的有力支持，可以采取強制性手段推進制度變遷。這一點在我國的農村土地制度變遷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其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具有雙重身份和利益取向，一方面它是中央政府的人，有義務維護中央政府的利益，落實中央政府制定的各項政策；另一方面作為相對獨立的利益主體，地方政府又有著不同于中央政府的自主利益。具體到農村土地制度，地方政府的利益取向是希望通過農村土地制度安排能夠帶來當地財政收入的增加、促進農業及相關產業的發展、實現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帶動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等。當自身利益與中央政府的利益不一致時，地方政府會利用自身資源，努力影響中央政府的決策，使其自主行為或制度合法化，推動制度變遷。
其三，農民集團。農民是農業生產活動的主體，主要通過其行為對于制度運行的交易成本的影響而影響制度變遷，雖然間接，但有時卻能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如果農村土地制度安排能夠滿足農民對于公平和私人產權的偏好，就會得到農民集團的認同并自覺執行，從而降低制度運行的交易成本；反之，則會遭到抵制，導致交易成本的增加。
(三)交易成本的約束
制度環境通過影響交易成本影響制度變遷，利益集團的博弈同樣要受到交易成本的制約，交易成本的約束貫穿制度變遷的始終。由于將制度環境和利益集團博弈引入了制度變遷的分析，交易成本可以分為環境成本和博弈成本兩個部分，環境成本是指受到制度環境約束而產生的交易成本，主要包括信息成本及制度正常運作的成本。從長期來看，制度變遷的目的在于降低環境成本。博弈成本是指由于不同利益集團進行博弈而產生的交易成本，包括組織成本、談判成本等，博弈成本的重要意義在于確定了利益集團行動的限度，當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成本超過了制度變遷帶給某一利益集團預期收益，則該利益集團會采取妥協，停止行動。因此，博弈成本構成利益集團行動的約束，制約著制度變遷的方向和程度。
(四)中國農村土地制度變遷的實施時序
在分析了交易成本、制度環境和利益集團對中國農村土地制度變遷影響及其相互關系的基礎上。本文認為農村土地制度變遷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產生外部利潤。外部利潤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制度環境的變化導致制度選擇集合或制度運行成本的改變而產生外部利潤，即由于新的制度被納入選擇的集合，或者制度環境中某些因素的改變而降低交易成本，從而促使外部利潤的產生。二是技術的進步導致外部利潤的產生。由于技術的進步會產生規模報酬遞增效益，并降低某些制度安排的操作成本，使得大規模經營制度的建立變得有利。
第二階段，內化外部利潤，利益集團展開博弈。外部利潤產生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農民會根據制度變遷的預期利潤和變遷成本選擇制度方案，并推動制度變遷，博弈成本隨之產生。利益集團會不斷調整制度方案以降低博弈成本，當博弈的邊際效益為零時，博弈就會停止。
第三階段，主導利益集團促成博弈均衡。由于一些集團可以運用自身優勢對另一些集團施加影響，因此農村土地制
度變遷往往是在某個利益集團的主導下進行。在確立了農村土地制度變遷的主導集團后，主導集團會在制度環境的約束下，綜合自身和其他利益集團的利益，調整和完善制度方案，并且利用自身的實力支配或影響其他利益集團，確定達成博弈均衡，完成制度變遷。
二、我國農村土地制度的發展方向
我國未來的集體土地制度應該立足維護集體所有、明晰土地權利的基礎上推動集體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即從法律上確認和保護集體的土地所有權和農民的土地使用權，在充分尊重農民意愿的前提下允許集體土地使用權的流轉。之所以選擇這樣的制度安排是基于下列理由：
其一，這樣的制度安排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和憲法的基本規定，也與國家發展理念的調整保持一致。黨的十六大提出了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理念，這標志著我國工業支持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新階段正在到來。隨著新的發展觀念和政策取向的轉變，要求逐步改變集體土地和國有土地的不平等現狀，提高集體土地資源配置的市場化程度和效率將成為必然的選擇。
其二，這一制度安排能夠最大限度內化現行農村土地制度的外部利潤，法律上對權利的清楚界定和相應保護機制能夠增強集體和農民對于權利穩定的預期，穩定的土地產權具有“擔保效應”，即當農民覺得能長期使用土地，并且保存和增強土地肥力的長期投資能夠帶來的回報很高的時候，他們就有更強積極性去進行這種投資。
其三，這一制度安排是變遷成本最低，最容易獲得各利益集團同意一致性的制度選擇，從交易成本的角度而言，保持集體所有制前提下推進使用權的流轉無疑是制度變遷成本最低的方案。從利益集團博弈的角度而言，這一方案也符合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農民的利益取向。集體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對中央政府而言，有利于解放農村生產力，促進國民經濟的增長，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對地方政府而言，雖然會損失部分土地出讓收益，但可以開拓新的建設用地來源，降低工業化的門檻，顯化資產，節約交易成本，增加新的財政收入，綜合權衡，地方政府仍將獲得凈收益；對農民而言，可以使其按照自己的利益選擇利用土地的方式，并且通過抵押等形式提高自身的融資能力，實現個人利益的最大化。
關鍵詞:農田水利 基本建設水利工作農村水利工程 主要措施 農業產業結構調整防洪工程
農村水利是指在農村開展的水利管理以及建設和其他有關水利方面問題的工作,包括水環境、農村水工程以及水資源。它涉及到河流、堤、溝渠、站、閘以及水利配套設施,分為田間灌溉設施、提水設施、引水設施、輸水配水設施、農村蓄水設施、防洪除澇降漬等生活供水設施和災害設施,是為農村經濟發展、鎮村居民生活、農業生產創造條件的基礎設施。
一、農村水利面臨的問題和形勢:
在現階段,農村經濟和農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農業發展開始向重視農產品多樣化來轉變。在農村,水利工程灌溉渠系利用系數較低,居民飲用水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農村生產和生活污染嚴重,水利科技含量比較低,經營機制沒有達到良性運行目標。這一系列問題都對農村水利工作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
1、農村的宏觀環境發生了變化,農村水利建設的投資環境和政策環境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農村水利基本建設開始由政府組織向村民自主轉變,由盡可能以資代勞開始向盡可能出工轉變,由指令性的計劃開始向指導性的意見轉變,政府組織號召轉變為“一事一議”。
2、需要調整農村產業結構。農村產業結構過去主要追求糧食產量,所配套水利工程為了滿足糧食作物的生長需要,調整為蔬菜、花卉、瓜果和苗木對抗旱和灌溉的標準比原有的設施要求標準更高。在這個過程中,調整是市場化行為,一家一戶的生產模式缺乏統一的調整、建設和規劃,使得農村水利的配套建設出現了一些困難。
3、需要正確理解水利產業的政策。農村水利建設項目根據其作用和功能劃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兼有一定社會效益以經濟效益為主的項目,指水面養殖、供水以及水利綜合經營等;另一類是公益性較強以社會效益為主的項目,指水資源工程、農田灌排骨干工程、水土保持工程、防洪除澇工程等。按照這一劃分,農村水利建設中許多工程都屬于公益性較強的工程。農民按照這一劃分,把防洪除澇工程、水資源水環境治理、水土保持工程、農田灌排工程作為政府投入的主體。實際上,流域性防洪工程是公益性的,但是圩區治理涉及到的防洪除澇工程僅靠政府投入是遠遠不夠的。而農田灌排工程師農業生產性工程建設因為其受益者和受益范圍,也不應該把政府作為投入的主體,而應該把農村作為主體。
4、對水質要求更加嚴格。水質不達標,必將導致很多人都不健康,因此也會影響到水產養殖業的發展。因為水質不能保證必將引發一些矛盾,影響到水利工程水費和水資源費的收繳。
二、今后發展農村水利工作的方向和重點。
1、進一步完善農村小型水利工程的經營管理的改革。農村水利不具備完全市場化的競爭能力,其原因是農業現代化不可缺少的基礎設置。在其工程管理和建設中,應建立農民用水戶協會。小型農村水利工程具體的經營管理方式,可以根據當地經濟社會環境、工程特點和類型靈活掌握,還可以通過產權轉讓私人經營,或者由水利站直接管理,采用經營管理權租賃、承包或者聘用“能人”等方式加強經營管理。
政府不能繼續沿用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包攬的做法來管理現在的農村水利,也不能把農村水利當做“包袱”甩掉。政府要協調解決經營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和矛盾,加強對經營者的技術指導和業務培訓,對因其他建設以及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而減少灌區面積的,應在保護經營者合法收益的同時,嚴格要求經營者按照規定繳納相關費用。
2、積極推廣節水灌溉技術。促進農業結構調整的必要保障是實施節水灌溉。推廣節水灌溉技術必須擺在農村水利建設的突出位置,要加大節水技術和節水設施的推廣力度。合理發展噴、滴灌工程,重點發展淺濕灌溉技術,完善防滲渠系配套,對主干渠道逐步實現襯砌化。
3、加大農村水環境治理力度。目前,水環境惡化、水質破壞、水土流失問題日益嚴重,加強治理,保護水資源,改善農村居民生活條件創造良好的水生態環境顯得越來越重要。
4、努力提高農田灌排標準。要加強對灌排技術標準的研究。隨著農業結構調整,農田水利要切實提高農田排澇能力和供水保證率的標準,更好地為農業生產提高標準的灌排服務。要加強農業產業結構的規劃研究,使農田配套設施發揮更好的作用。
5、提高農村供水能力。提高農村特別是小城鎮的自來水供水能力,加快管網建設,才能解決農村居民生活的用水。同時,修建集鎮截污處理廠、加強村鎮科學規劃工作。解決污染源,提高污水處理能力。
6、強化防洪工程的管理。1、要界定工程管理性質,對公益性工程管理單位做到精簡高效。編制內人員經費要納入公共財政預算。其養護工作可以通過市場化、企業化機制操作,減輕管理單位的財政困難;2、解決工程維護運行管理經費來源。可以通過確權劃界取得的經營性資產或者水土資源,再通過出租承包等方式獲取收益;還可以積極爭取財政支持或者用足已出臺的有關規費征收政策。
三、主要措施。
1、各地積極探索,建立稅費改革后多層次、多渠道、多元化、制度化的新的農村投入機制。一是抓好一事一議試點工作;二是堅持分級負責、劃分事權原則,明確投入主體;二是按照受益負擔原則,組織受益企事業單位和城鄉居民修建防洪基礎設施;三是使農民成為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主體,利用市場引導農民投資興辦農田水利工程;四是縣鄉兩級政府要實現財政轉移支付,將當年可用財力的2%～4%用于水利建設。
2、進一步提高對農村水利的認識。農村水利應保持與社會和經濟同步發展,并適度超前。要用先進設備和技術裝備農村水利,用現代的觀念和科學的方法指導農村水利,實現農村水利的新飛躍,加快傳統農村水利向現代農村水利轉變。農村水利始終承擔著社會穩定和支撐農村經濟發展的重任,多研究、多調查、多分析并拿出切實的對策,才能夠推進農村水利基本建設持續向前發展。
3、加強農村水利服務隊伍的建設。鄉站人員事業經費應納入縣級財政預算計劃,并通過縣級水行政主管部門再下撥到鄉站。依靠科技進步提高農田管理水平和水利建設,轉變加大水利推廣力度和技術示范,盡快實現經營和公益相分離、專業和綜合相結合、指導和科技相協調,才能提高服務質量和服務水平。
參考文獻:
[1]付源瀚 張書文.淺析農村水利工作的形式、方向及措施 [J] 中小企業管理與科技.2009年6月上旬刊.
【論文摘要】 城市規模的日益擴大侵蝕了城郊農村農業的發展空間，為了適應時代的發展要求，必須挖掘城郊農村經濟的發展潛力，壯大經濟實力。廣大城郊農村應積極探索，大膽創新，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科學調整經濟結構布局，合理開發利用有限資源，開創一條既有城市經濟發展特點應又具有農村特色的經濟發展新路子，使城郊型農村經濟步入快速、健康、生態、可持續發展的軌道。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如火如荼的都市經濟突飛猛進，城市整體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日新月異，從而有效拉動了城郊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加速了城鄉間經濟要素的流動和資源的重新配置，形成了一個人口密度相對較高、人們經濟活動范圍較廣、與城市經濟聯系緊密，兼具城市和農村特征的地域空間，人們習慣稱之為城郊型經濟區域。
近年，如何增加農民收入、加快農業發展、促進農村進步成為全社會普遍關注的一個熱點，黨和國家也給予了高度重視，并先后出臺了一系列的惠農政策，力求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在這種大的氣候的影響下，城郊農村憑其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及黨和國家的惠農政策，打破傳統、勇于開拓、銳意創新，以“城郊結合、優勢互補、資源共享、城鄉一體、和諧發展”為原則，以“依托城市、服務城市、面向市場、致富農村”為發展目標，與都市經濟遙相呼應，使城郊農村特別是較發達城市的城郊農村的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城郊農村經濟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
一、明確發展目標，走城郊城市化道路
城市要發展，規模要擴大，城市建設用地不斷增加，城郊農村必然是城市發展的首選之地，使不可再生的耕地資源迅速減少。為了實現城市與城郊共同發展的雙贏目標，城郊農村必需明確未來經濟的發展目標，“依托于城市、服務于城市、致富于農民”，積極地走好“農業特色化、農村城鎮化、農民市民化、環境生態化”的城郊城市化道路。
1、充分利用城郊的區位優勢、資源優勢和產業優勢。積極圍繞休閑、生態、觀光、旅游農業以及名優農產品進行項目包裝，積極開展各類相關招商活動，做精有限資源農業。
2、借助城市工業的輻射作用，充分利用當地人力資源。夯實工業經濟基礎，加速資本和產業轉移，促進農民職業和空間轉移，做強短小精悍工業。
3、充分利用地處城郊結合部的區位優勢。建設特色農業生產基地，生產為城市配套的蔬菜、花卉、畜禽等副食品類農副產品，搞活三產服務業，形成新型的城鄉產業結構和城郊農村經濟體系。
4、以城帶鄉，以鄉促城。面對耕地逐年減少的現實，引導農民向城市集聚，以“城鄉一體，共同發展”為目標，借鑒城市管理的成功經驗，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投入，整治鄉容村貌，以城帶鄉，以鄉促城，實現城郊農村城市化、城郊農民市民化，使城郊農村經濟成為城市經濟的一部分。
二、經濟結構優化，資源配置科學合理
多年來，傳統的農村經濟由于產品缺乏市場性、有限資源配置缺乏科學性、生產技術缺乏指導性、經濟管理缺乏規范性，經濟發展滯后，農民更是“多勞少酬”。為了擺脫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桎梏，各地農村從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出發進行了大膽的改革嘗試。特別是與都市毗鄰的廣大農村，他們以市場為導向、以城市為依托、以增加農民收入為目標，科學調整農村經濟結構，摒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傳統做法，以“多心、多層、組團式”為空間格局，以“點、線、環、面”為網絡格局， 以“高起點、新格局、多功能、有特色、服務城市”為區域定位、形態定位和目標定位，使城郊農村經濟結構日趨科學合理，其成功做法為遠離城市的農村起到了典范的帶頭作用。
以遼北城郊鄉龍山鄉為例。該鄉是唯一的城郊鄉，下轄的12個自然村分布于城市周邊。以前，該鄉以傳統旱田作物為主，品種僅限于玉米、白菜、大蔥等，由于耕地資源有限，品種單一，雖然畝產量較好，但卻不能形成規模效益，農民即便早出晚歸，仍然收入甚微。為了改變此種狀況，本地的區、鄉兩級政府對農村經濟結構進行了大膽的改革：一是利用沃土優勢，大力開發種植業，從外地引進名優新特蔬菜和花卉品種，一年四季為城市提供新鮮蔬菜和花卉需求；二是利用距離產糧區近的優勢，大力開發養殖業，雞、牛、羊等畜禽產品競相出欄，充分發揮城市的后廚房作用；三是利用與城市零距離的優勢，大力開發農家特色餐飲業，吸引城里人到鄉村駐足；四是根據耕地逐漸減少的特點，大力發展加工業，實現城郊農村城市化，農民市民化。這樣，不僅激活了農村經濟，有效增加了農民收入，而且還使部分勞動力從傳統的農業生產中解脫出來，投身到其他行業的生產隊伍。
三、發揮特色優勢，打造農村品牌效應
特色是進步的動力，品牌是壯大的前提，信譽是發展的保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特色就是競爭力，就是財富，誰擁有特色，就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掌握發展的主動權。為了使城郊農村經濟走出一片屬于自己的天空，廣大城郊農村進行了大膽的探索和嘗試，力求打造自身特色，營造品牌效應。
1、跳出農業看農業，跳出農村看農村，在種植結構上有特色。隨著城市文明和生態文明的發展，城郊農業的功能和作用不斷延伸，生態農業、精品農業、旅游農業、觀光農業、花卉農業、農業度假村不斷涌現，城郊農村和農業成為城市的綠化帶、景觀帶和大花園，為市民提供更多的休閑觀光場所，成為中心城市一道亮麗的風景。
2、堅持在發展上有特色，在特色上有差別，在差別上創優勢。大力發展花卉、蔬菜、林果、特色餐飲等產業，形成特色優勢和規模效應，推動城郊型特色農業的發展。用工業化手段推進城郊農業，以市場為導向，以效益為中心，用工業管理的方法和手段，把農業當工業抓、把農業當項目搞，實現企業化運作、產業化經營、工業化發展。
3、圍繞城市二、三產業發展，優化資源配置。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和農村經濟結構，提供充足的農業生產資料，滿足城市產業發展需要，使城郊型特色農業成為城市產業發展的“大倉庫”。著眼提升城市形象，塑造城市品牌，使城郊特色的農村成為中心城市的“后花園”。
四、壯大產業鏈條，促進工農共同發展
要想把城郊農業做大做強，必須壯大產業鏈條，促進工農聯合，以農業促進工業，以工業反哺農業，使工農業共同發展，實現產業化、集約化生產是廣大城郊農村達成的發展共識。
1、服務城市，立足特色。以服務城市為發展動力，加快培育壯大一批有發展前景、有市場、有特色、帶動能力強的龍頭企業，大力發展名優新特蔬菜種植業、雞鴨牛羊養殖業、花卉栽培業，豐富城市居民的廚房，美化、綠化城市居民的客房。
2、延伸產業鏈。以提高產品附加值為動力，延伸產業鏈條，積極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加大終端產品的開發力度，積極實施開發凈菜袋裝、脫水蔬菜等蔬菜制品生產、禽畜肉制品等。
3、發展農副產品加工業。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工業反哺農業為發展后勁，大力發展農副產品加工業。通過源源不斷地吸納工業生產原材料，擴大農副產品的生產規模，充分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同時，推行以吸納農民為主的工業化路線，改變城郊剩余勞動力的職業身份，切實增加農民收入。以遼北城郊鄉龍山鄉為例，所屬大禾肉禽公司從一家養雞場做起，經過幾年的發展，已成為集雞雛孵化、飼料加工、肉蛋雞飼養、肉食雞加工于一體的規模企業，扶持養雞戶30余戶，為200多農民提供就業崗位。
4、建設工業園區。以園區建設為載體，為城郊經濟發展提供拓展平臺。通過建設工業園區，實現有限資源的科學整合，有效促進企業的縱向延伸和橫向聯合，為外地客商前來投資提供融資平臺，頗有筑巢引鳳之效。
城郊型經濟雖然是一個新生事物，沒有典型的歷史范例，但經過勤勞奮進的城郊農民的大膽探索和創新，城郊農村經濟展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這將有力地推動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步伐，使城郊農民早日受益，奔赴小康。
【參考文獻】
【關鍵詞】民間信貸 農村普及 發展現狀 未來走向
一、民間信貸的概述
民間借貸是公民之間、公民與法人之間、公民與其他組織之間的借貸。只要雙方當事人意見表示真實即可認定有效，因借貸產生的抵押相應有效，但利率不得超過人民銀行規定的相關利率。民間借貸分為民間個人借貸活動和公民與金融企業之間的借貸。
二、民間信貸的發展現狀
由于上述所提到的民間信貸覆蓋地域廣、形式更為多元化、手續較為簡單、貸款額度較大等特點，加之銀行金融體系在農村的網點本身不是特別完善，因而，這是民間信貸在農村蓬勃發展而生生不息的關鍵所在。民間信貸在農村的現狀如何？是否僅僅通過民間信貸農村的借貸機制就足以完善化，因此，我們走訪了金華、舟山、寧波等多個地點，對民間信貸的基本情況有了一定的初步了解。
（一）面向的貸款人群廣，資金需求大
由于受到生活、生產等各方面的需求影響，農戶和一些中小型的信貸機構的資金需求量也是相對比較大的。從舟山市菜園鎮調查結果，我們發現，在53個農戶中，其中63.1%的農戶曾經通過郵政儲蓄、“緣字”等多種形式通過民間信貸貸款；14家夜排檔、海鮮館、船商等中小型企業，其中高達87.6%的經營者在創業初期、生產擴建以及運營危機時向一些信貸機構貸款。可見，農村的借貸需求也是比較廣，資金需求量也非常大。
（二）借貸利率高，商業風險大
不比金融機構的利率浮動機制，由于民間信貸缺乏法律法規的約束，所以在借貸利率方面與同期的銀行貸款利率相比，利率相對較高。寧波市鄞州橫街鎮芝嶺村一家郵政儲蓄的工作人員曾女士告訴我們，他們這里的借貸利率為15.6%/年。與此同時，我們同樣走訪了寧波建設銀行，他們的貸款利率為6.3%/年。相比之下，民間信貸的利率高出銀行同期貸款率大約3倍。這對于經濟不是特別發達的農村的農戶和中小型的創業者而言，不失是一種無形的壓力。而同時，曾女士也向我們反映在借貸過程中，由于資不抵債，壞賬的情況也時常出現。
（三）信貸缺乏保障機制，資不抵債時有發生
由于民間信貸多為自發行為，也缺乏明文的法律保障機制，民間信貸很大程度上都是維系在“緣”字之上。然而，維系在“親緣”“地緣”“業緣”之上的民間信貸本身也面臨不小的挑戰。對借方而言，缺少有力的法律保障，很多借款人可能礙于情面、顏面，不會以“借條”的形式作為憑證，此外，擁有借據的借款人也可能由于法律知識的缺乏，無法證實其成為有效的法律傳票，而對貸方而言，也可能迫于借方金額的限制以及個人傳統觀念的約束，不便于大額的借貸。在這種情況下，資不抵債、壞賬的狀況時有發生。
（四）借貸風險大，非法集資走俏
在我們走訪芝嶺村的農戶過程中，張大爺向我們透露，由于信貸機構的缺乏，以“緣”字維系的民間信貸也經常出現，雖然借款金額不是很大，然而由于缺乏借款的憑證，收款情況不容樂觀。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金華市武義縣上江村，很多農戶由于信貸機構的缺乏以及自身的家庭資產變現能力差等原因，不得不選擇以“緣”維系的民間信貸，更有甚者，選擇了高利貸和地下錢莊的形式，上江村的書記告訴我們，由于迫于家庭的壓力和資金的需求，資金需求無從借貸，這樣的非法渠道雖然需要蒙受很大的風險、貸款償還金額也非常巨大，但很多人還是會鋌而走險。前段時間熱火朝天的吳英案就是一個很好的佐證。因為，在借貸風險方面，民間信貸急需規范化。
三、民間信貸的未來走向
由于民間信貸缺乏法律的保證和制度規范的指引，探其發展的路徑也是磕碰跌撞，歷經了不少阻礙。近來發生的較為轟動的吳英案就是一個較為典型的案例，一些個體私營企業或者個人明知自己沒有償還能力然而卻仍然費勁心思籌集大量資金，這無論是對個人價值還是社會秩序的維護都造成了難以避免的挑戰。借著民間信貸的發展現狀，我們通過走訪調研和一些專業化的意見，想為農村借貸提供一個適時有效且險性相對較低的生存環境。
（一）成立商業化小額貸款機構
在農村，由于貸款人群廣，資金需求相對較大，加之信貸機構的不普及，成立商業化小額貸款機構非常有必要。通過調查，我們發現，很多農戶和商戶的借貸都基于“緣”字之上，而源于“緣”字的信貸本身就上述論述的理由對借貸雙方而言就有很多不適，因此，成立商業化的小額信貸機構就能夠很好地避免這種紛爭。農戶以及中小型的信貸機構可以不受到人為因素和價值觀念的限制，外加小額信貸機構的制度規范化，通過機構借貸，滿足生活或生產迫切的資金需求。
（二）建立完善的法律體系
政府以及相關立法部門應該建立適時可行的法律制度，指引民間信貸向正規化發展。針對民間信貸的辦理程序無序化、擔保物品無力化，尤其是貸款利率高息化等，對借貸雙方的交易方式、權利義務以及利率水平等合規合理化，給予一定額度上下浮動，避免款項成為壞賬以及高利貸事件等事件的發生，在確保借貸雙方利益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下降低了商業風險，賦予借貸雙方很好的屏障。
【關鍵詞】農業工程；農業機械；農產品加工；新農村；發展
農村經濟增長緩慢已成為啟動內需的重大制約因素，農民增收已成為牽動經濟發展全局的大事。在這種情況下，積極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對于解決當前我國農業經濟面臨的突出問題，提升農業質量和效益，實現農業產業化經營，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增強國際競爭力，尤其是增加農民收入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發展農產品加工業是農民就業的重要途徑
農產品加工業加工的大都是一些土特產品或優勢農產品，原料分散，資金技術含量要求較低，所需勞動量大，工藝相對簡單，因此適合于鄉鎮中小企業生產，從而非常有利于吸納農村富裕勞動力就業。據文獻資料報道，在意大利、法國、美國、日本的經濟快速增長時期，中小企業在全國出口特別是農產品出口中都占有重要地位。1952年和1958年日本中小企業的農產品出口占全國的87．9％和84．1％。農產品加工業的發展，會帶動商業、運輸、旅游、服務等第三產業的發展和集中，這些產業又都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吸引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入該產業，反過來又加快了小城鎮的發展。
2.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可以緩解農產品賣難問題
當前，我國的農產品供求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農產品的供求格局已由長期短缺轉變為總體供求平衡，豐年有余的狀況。由于農民居住的分散性、生產方式的封閉性、組織程度的松散性、社會交往與聯系的局限性、思想觀念上的保守性，使他們難以形成一個緊密的利益集團。使農民在走向市場過程中，尤其是在應對“入世”挑戰，表現出無奈和困惑，習慣于充當社會利益分配結果的被動接受者。而發展農產品加工業，搞訂單農業，則有助于這些問題的解決。 按照國際慣例，農產品加工業與農戶的關系應日趨緊密。在國內很多地方農產品加工企業與基地、農戶的利益連接機制已經形成。一些龍頭企業把基地和農戶作為“第一生產車間”，通過公司（企業）加農戶、契約加服務、服務加農戶、科農工貿一體化等經營模式與農戶結成利益共同體，把一家一戶的分散經營與大市場銜接起來，延長了農業產業鏈。龍頭與基地、基地與農戶形成良性循環，推動了農業產業化的發展，有效的解決了農民農產品賣難問題。 各地的實踐表明，農產品加工龍頭企業經濟實力的強弱和帶動力的大小決定著結構調整的規模和成效，也決定著農產品加工的深度和廣度。哪里有成規模、上檔次的龍頭企業，哪里的結構調整就順利，農產品就銷路暢、價錢好，農民的收入也就高一些。農民找到了龍頭企業，就等于找到了市場，收入也就有保障。 從另一方面來講，圍繞加工來種，圍繞加工來養，引導加工企業和農民建立穩定的合同關系和利益聯接機制，讓農民的種養成果有銷路，讓加工企業有原料，實現“雙贏”。發揮好龍頭企業外連市場，內連農戶的鏈條作用，不僅會推動產業化向新的發展空間邁進，而且可確保農產品有一條進入市場的穩定渠道，農產品加工企業與農戶的關系日趨緊密。總之，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可以促進優化農產品區域布局和優勢農產品生產基地的建設，延長農業產業鏈條，提高農產品的綜合利用、轉化增值水平，有利于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和增加農民收入。
3.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可以有效地增加農產品附加值
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可以有效地提高農業初級產品的附加值， 從而有效的增加農民收入。 有資料顯示，發達國家的農業增值最大的環節在加工轉化，如：美國的農產品總價值構成中，產前部門轉移價值占21％，農業生產創造的價值占17％，而產后部門創造的附加值占62％，流通和加工環節的增值是生產環節創造價值的3.6倍。一般來說，由初級農產品加工向深度加工和精度加工發展，經過加工轉化后，可以幾倍、幾十倍乃至成百倍地多層次增值。 近年來，隨著農產品加工業的快速發展，涌現出一大批上規模、上水平的企業。據統計，全國年銷售收入500萬元以上的56536家農產品加工企業平均年產值4176萬元，其中31259家鄉鎮農產品加工企業年平均產值3006萬元，其中像三元、伊利、蒙牛、雙匯、華農、旺旺、夏進、匯源、德大、華龍、魯花等一大批企業不僅規模大、效益好、有品牌，而且帶動能力強、輻射面廣。 目前，農業結構不合理，生產專業化程度低，農民文化技術水平低，初級原材料生產比重大，加工轉化增值能力弱，農產品附加值少，尤其是后者，是制約我國農業綜合素質和影響農產品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從長遠看，加快農產品加工的發展，可以通過延伸農業產業鏈，把生產、加工、包裝、儲運、銷售等都納入農業的全部內容，使農業擺脫僅僅提供原料和初級加工品的地位，形成“從田頭到餐桌”的完整產業，從而有效地提高農業的整體效益。因此，要抓住當前農產品供給比較充裕的有利時機，大力促進農業生產結構的調整，更大規模地實行農產品加工轉化，為農民增收開辟新的來源，將為中國農業的發展開拓新的領域，將進一步加快中國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進程。
4.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可以提高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發展農產品加工業也是應對WTO挑戰、增強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步驟。 從總體上看，發達國家農產品加工產值與農業產值之比為3.7：1，而我國只有0.43:1。沒有經過加工的農產品，由于其需求性小，科技含量低，因而形成價值低和競爭能力不強。當今世界各國的農業競爭，已不僅表現為初級農產品和單個生產環節的競爭，更表現為包括農業產前、產中和產后諸環節在內的整個產業體系的競爭。大力發展農產品加工業，不僅有利于保持和擴大我國優勢農產品的出口，而且可以充分利用我國原料充足，勞動力資源豐富的特點，相對降低某些初級產品的國內資源成本，從而使比較劣勢在一定程度上轉化為比較優勢。通過擴大農產品深加工，提高產品檔次和質量，促進農產品出口，有利于提高我國農業的國際競爭力。
5.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可以開拓農產品的新市場
農產品加工業為農業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近年來，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的食物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不僅要吃飽，更要吃好，吃的營養，吃的健康。高檔食品、保健食品、無公害綠色食品尤受人們喜愛。國外專家預測，世界綠色食品產值在今后10年內將從現在的110億美元增加到1000億美元，許多國家綠色食品市場消費量年增長率達到20％至30％甚至50％。隨著生活節奏的加快，城鎮居民家庭在外就餐趨勢增強，城鎮居民在外用餐支出占食品支出的比重已達到11.8％，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10年中將有1億農村居民轉移到小城鎮。
一、中國土地現狀及其制度現狀
我國土地資源總量多，人均占有量少，尤其是耕地少，耕地后備資源少(即“一多三少”)是我國土地的基本國情。我國用不到世界10％的耕地養育了占世界22％的人口。我國國土總面積為960萬平方千米，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占有國土面積僅為11.65畝左右，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1／3。2004年我國耕地面積凈減少1200.4萬畝，截至2004年10月31日，全國耕地面積為18.37億畝，人均占有耕地面積僅為1.41畝，只相當于世界人均占有耕地面積的37％左右。隨著人口的增加和經濟的發展，土地資源形勢日趨嚴峻。一方面，我國耕地面積大量減少，土地退化、損毀嚴重，土地后備資源嚴重不足，60％以上的耕地分布在水源不足或者水土流失、沙化，鹽堿化嚴重的地區，通過開發補充耕地的潛力也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土地利用粗放，利用率和產出率低，浪費土地的情況十分嚴重。因此，我國要實行最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
現行農村雙重共經營體制的制度安排是在生產制度的基礎上轉變而來，其經濟主體是社區性集體經濟組織，統一經營的權利主要表現為對農村土地的所有權和處置權是一種“土地集體所有農民分散經營”的經營制度和土地共有制度，是一種多元產權格局，由于這種所有權與承包權相分離的制度安排適應了當時農業生產的需要，因此這次制度變遷是一次典型的帕累托改進，從制度供給的每一變量分析，差不多都表現出正相關的績效，該制度安排既堅持了土地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又通過與生產資料的緊密結合賦予了農民生產經營的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但是就目前來看這種制度對于農村經濟的發展極為不利，不論是在經營目標上還是在經營方法上，都已無法再適應市場經濟和農業本身發展的需要。目前，我國已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要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繼續推進市場取向的改革，從根本上消除生產力發展的體制障礙，為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①隨著時代的演進和改革的深入中國以前的土地政策已不再適應新的形勢，本文分別以城市和農村土地利用狀況為分析對象從經濟角度分析其不合理性的表現，并試圖從制度方面分析起不合理但存在的原因。筆者試圖通過從制度創新的角度允許對土地資源市場化運作，并對城市和農村的土地提出具體的運作方案已達到在土地資源利用方面實現公平和效率兼顧的目的。
二、現行土地制度已經出現制度約束
是我國建國之后最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之一，其促進經濟發展的績效在80年代初就表露無遺。首先有力的促進了農業的高速增長。據專家估算，1978～1984年農業總產值以不變價計算，增加了42.23％，其次還直接促進了農戶收入的提高。據研究，從1978～1984年農民收入的實際年增長率達到15.1％成為歷史上農民增收最快的時期。再次，以為主要內容的農村改革，還有力地推動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增長。據統計，1952～1978年期間，中國國民收入年均遞增5.98％，農村經濟貢獻率為37.28％。一種制度安排在一段時期內很可能是較優的、有效率的，但這并不意味著該制度安排就是不可變的、是一勞永逸的，經常的情況應該是，制度要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不斷地進行修補，不斷的量變著。
我國現行土地制度的缺陷，(1)集體土地所有制度的缺陷：所有權主體不清，不僅“農民集體”所指含混，而且這個“集體”無邊界；所有權客體不清，特別是與國有五荒地、林地的邊界不清，集體與集體社區之間的邊界也常常發生糾紛；鄉(鎮)、村、小組三級主體的利益分享沒有明確界定。(2)農戶使用制度的缺陷集體土地承包經營的主體農戶不具備法人的資格和地位，戶主在法律上是自然人身份，事實上卻充當了“家庭法人”的代表；使用權的起點和期限不明確，《土地法》中“土地承包期限為30年”的法律條文與“第一輪土地承包期到后再延長30三十年不變”的政策語言是兩個不同的含義；不同內別的土地使用權存在差異和不平等；(3)土地使用權流轉制度的缺陷：僅僅是停留在“經發包方同意，允許土地的使用權依法有償轉讓”等原則規定上，諸如土地地力的評估和定價，土地市場的建立和運作，土地使用權交易規則和程序等方面都無具體規定。(4)土地宏觀管理制度的缺陷：主要表現在土地用途管制軟弱無力。盡管法律法規有利用總體規劃和年度計劃的編制及執行缺乏法律的確定性和權威性，耕地和基本農田保護方面的法律和規章等對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城市化過程對農地的侵占的“合理性”顯得軟弱無力。這一系列的制度缺陷制約了我過農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對而我國推進城鄉一體化造成阻礙。
雖然改革開放之初實行，大大提高了農業的勞動生產率，這是一個巨大的創所新。但是到今天土地制度已經構成農業生產發展中的最大瓶頸。因此不回是我國農地變遷的最終歸宿。改革開放至今以有30年了，在建設新農村的今天我們需要探尋一種更加符合當前國情的制度。
三、制度約束與經濟發展
對于制度，經濟學家們給出了他們各自的定義。諾斯(1994)指出制度是一個社會的游戲規則，更規范的說，它們是決定人們的相互關系而認為設定的一些制約。康芒斯(1997)認為“一種制度是有關個人行動控制，自由和擴展方面的集體行動”。史密德(schmid，1972)從經濟學的角度給出課制度的定義，指出制度是人們之間的有秩序的關系集，它確定了他們的權利的侵犯、特權和責任。據此分析得出制度兩方面的意義：(1)制度降低了交易成本。(2)制度影響經濟績效。制度對農業經濟更是具有決定性的約束。道格拉斯諾斯和羅伯特托馬斯在分析近代之前法國經濟衰退的時候，也分析了制度對農業發展的制約影響，并得出如下結論：“近代初期法國農業的日趨虛弱使收益遞減及阻撓有效調整和技術創新的制度環境造成的。阻撓全國市場發展的限制主要歸因于近代法國農業大量保留了中世紀的特征。”凡勃倫認為，“制度必須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如果現實中經濟不斷發展而使相關的制度環境發生了變化，制度卻沒有及時跟進行相關的制度變遷，則原有的制度很可能成為經濟發展的束縛。因此，制度的創新顯然很重要。
四、實行土地流轉存在的問題及解決方案
1.不排除有些土地投機者會進行投機活動因而損害農戶的利益，因此土地流轉應在憲法的規定下制定《國家土地法》、《農村土地使用、流轉、買賣法》，《國家征地法》等法律法規來對其作出具體詳盡的規定，對土地買賣、國家征地等農戶極為關系的問題作出有力的規范和約束。
2.有學者認為農地私有化涉及社會制度問題，是對公有制的嚴重挑釁然而，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前提下，我們鼓勵一切有力于生產力發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形式。我認為，實行農地私有化會大力促進我國“三農”的發展，是惠及我國廣大農民的好措施，它與公有制是可以并存并能相輔相成的。
3.還有一種觀點認為農地私有化之后，那些失地農民流入城市，而在我國現有城市化發展還不充分的情況下，這些流民很可能會因因無法就業、無法享受醫療、教育等而誘發一系列犯罪等嚴重的社會問題。當然，針對這些問題，我們需要建立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逐漸把我們的農民培養成為現代公民，并將納入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之中去。
總之，土地流轉要分階段、分地區，有東部發達地區向中西部落后地區漸進式推行，同時還要加強相應的法律法規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長期看來，土地流轉時一個大的趨勢，但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
[關鍵詞]農村精英；農村政治發展；影響評估
[中圖分類號]D66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6470(2010)04－0073－06
農村精英是農村政治發展的關鍵，科學和客觀評估三十年來農村精英對農村政治發展的影響，尋找其中存在的問題，建構相應對策，將有助于為中國基層民主建設提供更直接的寶貴經驗和反思。
一、評估方法
評估對象是農村精英對農村政治發展的影響――即作用問題，涉及農村精英與農村政治發展兩個變量。該評估既要從農村政治發展的已有結果逆向觀察，也要從農村精英的職能活動順向推演。具體指標設計可從以下層面進行。
首先，界定農村政治發展概念范疇并提煉評估指標。農村政治發展主要指農村政治關系的變革與調整；其外延表現為農村政治體系、政治過程、政治產出、政治文化的改善與進步。從政治發展的國際經驗判斷，農村政治應當從傳統向現代轉型，逐步呈現一種社會化、科學化、民主化趨勢。依此概念可抽象出四個評估指標：政治組織、政治參與、公共政策、政治意識。政治組織表征農村政治體系的發育狀況；政治參與表征農村居民對政治事務的涉入情況；公共政策表征農村政治產出狀況如決策制定、計劃規劃等；政治意識表征農村居民對農村政治事務的理性或非理性認知。
其次。界定農村精英的概念范疇并設立指標觀測點。農村精英主要指生活于農村場域并在農村事務中形成相應權威空間或重大影響的優秀人物。通過既有系列觀察可以判斷，其影響力主要表現為個人擁有的財富、權力、知識、聲望等資源優勢。因此，農村精英又可相應分成經濟精英、政治精英、社會精英等類別。根據上述界定可大致設立以下指標觀測點：權威基礎與結構、權威功能與活動、政策傾向與重點、政治知識解讀與習得。四個觀測點分別用以觀測具有不同資源優勢的農村精英在農村政治體系結構、政治過程、政治產出、政治文化變遷中的作用狀況。
再次，為不同指標設立評估等級或賦予指標值。依照農村精英在促進各項指標現代化方面作用水平的不同，評估等級分為高、中、低三個位階。最終指標設計見表1-1。
最后，確定觀察個案。由于研究對象時間跨度較長，有關農村精英及農村政治狀況的數據匯集存在一定難度。為使研究具體準確，筆者試圖通過山東省L市L村個案觀察，對該村1978年、1988年、1998年、2008年四個不同時點的政治發展狀態進行截面解剖，分析其中農村精英所引致的變遷特征。之所以選取L村個案，一是其地處魯中(山東中部)。交通位置便利，公路鐵路交錯，容易受改革開放潮流影響。但又不像東南沿海發達農村那樣屬于某種改革開放典型。二是它多姓雜居，各姓在保存自己部分傳統記憶的同時，又因密切交往形成了共同的村莊記憶，但這種記憶并未使其像西部或南方某些農村那樣強力保持原初風貌。筆者認為，它在某種程度上能夠反映改革開放以來農村政治變遷的平均或中間狀態。
二、農村精英對農村政治發展的影響：山東省L村指標觀察
L村姓氏眾多，計有藺、李、閆、馬、朱、劉、楊、申、亓、魏等十幾姓，以藺、李姓人數為最，但財富、權力、聲望等資源分布并不局限于藺、李兩大姓；各姓總體上處于小片聚居、大片雜居狀態；社會事務在各姓內部與各姓之間錯綜交織。L村經濟經過長期發展，已在作物種植、磚瓦加工為主的傳統產業基礎上，向工廠化、公司化的農產品加工、餐飲服務等多種產業形式邁進；經營形式也從集體經濟為主走向重視培育個體、私營經濟。因此，L村精英活動與政治發展主要在社會事務復雜性、經濟事務逐步多樣化背景下進行。
(一)1978年L村精英與政治發展狀態
1.政治組織：村內精英主要為政治精英，其權威基礎在于正式權力安排，精英的政治表現為上級看重。這些精英即當時大隊、小隊干部，主要包括：朱姓大隊書記1名，閆姓副書記1名，藺姓民兵連長1名，藺、劉、李三姓生產隊長4名。精英所任職務在撤社建鎮之前沒有變化，任職傾向于終身性。非正式民間組織不存在。
2.政治參與：政治精英們熱衷于服從上級公社指示。習慣由大隊干部領導、以生產隊為基礎組織群眾活動。政治選舉、協商活動很少，村民主要受各姓政治精英誘導或控制。各隊村民盡管有一定的姓氏或宗族觀念，但宗族事務在大隊統一活動情況下趨于沉寂；加之各姓政治精英私人關系良好，村民間并無宗族性沖突事件發生。
3.公共政策：生產隊所獲被用于統一分配，村莊經濟包括一片果園、一座小型磚窯，其產出主要供本村自用。因此，決策方面并不考慮經濟效益問題，其優先選擇在于利益均等化和秩序穩定。
4.政治意識：政治精英們通過傳統文件宣讀與喇叭廣播，由大隊干部或生產隊長把村民及時組織起來，引導村民學習上級公社或中央政策文本，農村小道消息較少。村民在參政意識上主要靠大隊和生產隊干部動員。
(二)1988年L村精英與政治發展狀態
1.政治組織：上級鎮政府對試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比較重視，自上而下給予L村特定權力安排，指定政治表現好的李姓大隊書記1名(撤社建鎮以來，L村至今保留傳統大隊稱呼)，推薦閆姓村主任1名，原藺姓民兵連長留任村治安委員，推薦閆姓婦女主任1名。原4名藺、劉、李三姓生產隊長相應調整為村民小組組長。另外，藺姓、李姓、劉姓等建筑技能較高的技能精英出現，在他們帶領下，建筑技術較好的幾十名村民自發組織建筑隊，主動承包村內外民房建筑工程。由各姓人員自發組成的兩個喪務理事會出現，主要是分片(以大隊辦公室為基線，將L村劃為前頭、后頭兩部分)處理各自區域內的喪事活動，并從中涌現出了一批社會精英。但技能精英與社會精英及其相應活動并沒有對既有正式村組織體系形成干擾，因此能夠得到大隊干部認可。
2.政治參與：政治精英們因產生于自上而下的指定或推薦，對上級鎮政府指令惟命是從。《村組法》規定的民主選舉、民主監督、民主管理、民主決策流于形式，村民在村務管理上受各姓政治精英控制，村務不公開，相關信息主要由書記、村主任尤其是書記掌握。各小組長由于受書記、主任掌控誘導，各組村民內部盡管傳統宗族性事務復生，但相處融洽。
3.公共政策：在經濟方面，原有果園已轉為糧食用地，經濟事務局限于原有磚窯的承包和擴大生產，以及催公糧、收提留等方面。由于磚窯、提留能夠為
大隊公務接待以及干部事務開銷提供特定資金來源，大隊干部們極為重視磚窯收益和提留收取，核心考慮在于誰承包能交更多利潤、誰催糧能收更多提留。在社會文化方面，大隊干部對村小學建設與管理付出了努力，積極興建或擴建校舍，多方抽調或聘請教師。因此，效率、效果成為公共決策的優先選項。
4.政治意識：政治精英們主要使用喇叭廣播，向全體村民播放各類政策文件；村民按通知做事，并沒有主動參政意識。同時通過定期在大隊辦公室外放電視、放電影等形式進行文化娛樂活動，村民們在精神上開始放松。村內小道消息、流言或謠言偶有發生，但都能在定期的電視電影集會場合得到澄清。
(三)1998年L村精英與政治發展狀態
1.政治組織：由于新《村組法》頒布實施，鎮政府指定剛回L村的閆姓復員軍人為書記：該書記經受部隊鍛煉，見過世面，年富力強，因此被寄于厚望。村主任則通過鎮政府推薦，村民代表選舉，由李姓人士擔任。原藺姓民兵連長仍留任村治安委員，另一閆姓婦女被推薦為婦女主任。4名村小組長由書記和村主任在藺、劉、馬、李四姓家族力量、聲望較大的人士中選任。此時村內精英除政治精英、技能精英、社會精英外，擁有小型加工作坊、商鋪的楊姓、馬姓經濟精英出現。民間組織除原有公開活動的建筑隊及喪務理事會外，搞生姜種植的藺姓、楊姓、李姓農戶技能交流密切，但并未形成特定組織形式。
2.政治參與：隨村務公開制度實施。政治精英們在服從上級決定、指令基礎上，開始有選擇的通過大隊院墻張榜、喇叭廣播等形式公開電費、公糧、土地承包等事務。但公示內容偏向于未完成任務的農戶或村民名單，往往不涉及大隊內部財務問題。各小組長仍受村支書、村主任掌控或誘導。各組村民除種好自家地外，忙于就近務工賺錢，并不關心村內事務，村民間也無群體沖突事件發生。
3.公共政策：在經濟方面，原有磚窯經營不善。大隊干部們不斷更換承包人，但效果不理想；在新式磚瓦加工技術的競爭壓力下，傳統磚瓦窯已走到盡頭。除加大催公糧、收提留、計劃生育工作力度外，大隊干部們開始謀劃公路沿線地皮出租，以帶動小型商鋪、飯店、車輛維修、棉線加工等行業發展，謀求更大利潤。在社會文化方面，村小學生源不足，與鄰村小學合并已成定局。因此，效率、效果仍是公共決策的優先選項。
4.政治意識：大隊原有的放電視、電影等文化娛樂形式取消，因為家家都有電視。大隊干部仍主要使用喇叭傳達政策精神，但這些精神卻被大隊干部、小組長們人戶催糧和收款行動所扭曲。村民對村內公共事務感到厭煩，不愿同村干部合作，干群對立情緒產生，甚至出現對抗事件。
(四)2008年L村精英與政治發展狀態
1.政治組織：在鎮領導鼓勵和支持下，藺姓種植能手與魏姓建筑能手搭檔參選大隊書記和村主任成功。李姓中年男士被選為治安委員，李姓女士當選婦女主任。4名村小組長由書記和村主任在藺、魏、馬、李、楊等幾姓副業較好的男士中選任。技能型精英與經濟精英開始融合，并進一步擴增到水利服務、漁業養殖、塑料加工、餐飲服務、農產品加工行業。民間組織除原有建筑隊、喪務理事會外，從事各類新興服務、加工業的精英和村民開始形成行業利益，但尚未明確結成特定組織。
2.政治參與：由于新一屆書記及村委會選舉活動的廣泛宣傳，村民政治參與熱情被激發，他們認識到深入參與投票、選舉、協商等村務活動的重要性，開始關注村務是否全面公開，尤其是公共基礎設施建設(自來水、硬化路面等)、土地對外承包租賃等事務。無論就村民、村干部還是其他類型精英而言，這些公共事務的進展直接關系到個人經濟利益與家庭生活。他們都對不利于己的事務狀況公開抱怨，的內部因素開始積累。如遇特殊激發場合，隨時可能發生。
3.公共政策：在經濟方面，首先是“三提五統”等提留統籌已經取消，農業費改為農業稅，中央對糧食種植實行農戶直補。但糧食種植依然沒有多少利潤可得，大多數村民試圖依靠種植生姜大蒜等經濟作物謀求農業收益；其次，具有一定社會關系和經濟資源的村民開始在農產品加工業上展開實際行動，或貸款建廠，或貸款搞物流等。在社會文化方面，村小學早已改成幼兒園，小學生被集中到鎮中心小學；村民們忙于賺錢謀求個人或家庭發展，對村集體文化建設缺乏興趣。因此，效率、效果仍是公共決策的優先選項，但公平尤其是機會與資源的公平配置對L村人而言愈發重要起來。
4.政治意識：由于積極或被動參與村干部選舉，加之各項公共工程的推進，村民開始對村莊政治產生濃厚參與意識，甚至許多人覺得自己在選舉投票時非常重要。現代化的擴音喇叭介紹、自制海報、廣告、資料或文件復印成了村民熟悉的活動宣傳形式，但小道消息、流言不斷。村民之間、村民與村干部、村民與其他精英之間既合作又斗爭，他們的思維范式都明確趨向自我中心。
(五)指標分析：農村精英對農村政治發展的影響
通過綜合L村四個年度截面指標情況，并依照表1-1所列標準，評估結果可見表1-2。
據表1-2，可形成L村精英對該村政治發展影響的大體認知：
1.在政治組織上。L村精英作用水平經歷了一種從低到高的過程。精英類型的不斷擴展及流動能力的提高。為政治組織權威基礎與結構的豐富穩定提供了條件。精英類型的擴展也為非正式組織的產生與運作提供了可能，但非正式組織并未給現有政治組織帶來破壞性影響。非正式組織、正式組織各在不同權威領域內發揮作用。
2.在政治參與上，L村精英作用水平經歷了一種從低到高的過程。村干部從控制或干擾村民參加集體事務、不愿公開村務逐步過渡到主動引導村民參加投票選舉活動、公開討論集體事務(盡管各種賄選行為時有發生)。而隨著經濟事務與自身利益關聯度的提高，村民政治參與的積極性在不斷增加。
3.在公共政策上，L村精英作用水平并不高。村干部的政策導向從偏重于以均等化實現政治穩定逐步過渡到偏重經濟增長，在決策上主要把效率、效果放在突出位置，有關環境、文化、社會要素的考慮并未成為決策的重點內容。
4.在政治意識上。L村精英作用水平經歷了一種從低到高的過程。政治知識的宣傳形勢在不斷改進或現代化，其來源從村干部放喇叭逐步過渡到現代媒體。村民參政意識在2008年得到充分激發，他們對各種政策的理解能力逐漸提高，其個體權利意識逐步突顯。
從以上情況來看。可以認為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精英對農村政治發展的影響總體上經歷了一種從低到高或由弱變強的過程：農村精英發展或能推進農村政治組織、政治參與、政治意識的發展，使之向社會化、科學化、民主化的方向演進。但對公共政策或組織決策而言，農村精英的影響力有限，尚未使之達到應有的社會化、科學化、民主化水平。而且，不論就地域還是就政治發展的內容而言，農村精英對農村政治發展的影響力并非都是均質的。
三、農村精英面臨的主要問題
從L村個案來看，農村精英自改革開放以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其面臨的問題仍然很多，它們制約著農村精英作用的發揮，主要表現為：
(一)農村精英總量偏少，難以形成有效的政治發展動量
2008年L村擁有1800多人口，能因政治、經濟、技能等因素產生一定影響力的精英數量約為28人，其分布情況是：藺姓5人、李姓7人、閏姓4人、馬姓4人、朱姓1人、劉姓2人、楊姓1人、申姓1人、亓姓1人、魏姓1人、焦姓1人、孫姓1人，占總人口比例的1，56％。精英缺乏使農村事務開展缺少集中帶動力量。原因有二：一是村民聯系更多依靠熟人關系或小圈子；村集體事務的推進則需不同類型的精英在這些數量眾多的家庭、小圈子之間做大量協調工作。二是精英雖然對普通村民具有示范作用，但村民的傳統保守心理使其傾向于認為，這種示范只有在數量上達到一定規模，才能避免自己跟進或冒進的風險。
(二)精英外流，且外流精英缺乏推進本村事務的意愿與行動
L村人認為，但凡有能力的人都應進城而非呆在村里。L村除了考大學的青年人留在城市外。當兵出去的人也幾乎無人愿意回村，1990年代進鄉鎮企業的青年人也絕大多數留在了企業所建生活區。而且，村內一些精英一旦致富或有機會變成城里人，便大都搬往市區居住。精英外流后，因其生活、工作、社會聯系更多以居住地為核心，與本村的聯系便逐步減弱，他(她)們影響或推進本村事務的意愿與行動也相應變弱。L村有人在外地或本地城市的銀行、政府、事業單位任職，但他們對本村的貢獻乏善可陳。
(三)精英群體內部流動性偏弱
某種精英轉變到另一種精英尤其是政治精英位置的難度很大。主觀而言，一種精英一旦產生，便容易形成某種慣習；而且，精英們最終都通過成本一收益計算考慮轉變行為所能帶來的物質或精神收益，不同精英因其不同發展路徑積累起了不同的資源優勢，轉型則往往面臨較大的機會成本或損失風險。從客觀方面說，精英轉型尤其向政治精英的轉型受到鄉鎮基層政權約束，鄉鎮政權甚至擁有農村事務的最終決定權。
(四)精英影響偏重于依靠社會關系尤其是后臺權力支持，在知識技能、經濟資源積累方面仍未達到有效拓展政治事務的程度
1970年代以來L村傳統政治精英持政及各類能人向村干部轉型，之所以能得到上級政權認可，一個重要因素即在于他們與上級政權重要成員間具有特殊社會關系或是歷史形成的親友、地緣關系。或因為對上級的忠誠。這種社會關系或后臺權力也為村民看重，因為它們能給村里爭取到更多資源。相比之下，那些在農加工或商業流通上取得較大進步的經濟精英，因其資源規模尚未達到深入影響全村公共事務的程度，特殊社會關系或后臺權力的缺乏將制約其政治拓展。
(五)精英文化程度普遍較低，政治參與、公共決策更多取決于利益驅使、機會環境而非科學知識
利益驅使意指農村精英更注重農村事務所能產生的經濟收益或實惠；機會環境則主要指上級政府或政策所提供的發展機遇。L村精英在政治參與和公共事務決策上很少有科學化程序，但仍能獲得村民的主動或被動承認，除了受利益驅使的村干部努力推動外，還因其順應了國家或地方政府“一心一意謀發展”的政策潮流。比如2008年鎮上征用L村土地建設化工廠項目、市里征地建設鐵路復線項目并未得到L村干部和經濟精英的反對；相反，他們把這種征用看成是謀求發展的重大機遇。有關經濟、環境、社會的平衡協調則遠遠超出了農村精英的思維范疇。
(六)精英影響往往受到基層政權的直接約束
盡管2006年來“三提五統”等行政任務已經取消，但基層政權對農村政治事務的控制并未減弱，因為農村政治組織是基層政權的神經末梢與行動手腳，也是其最直接的管理對象。同時，近年來農村公共工程項目逐漸增多，基層政權除了認識到項目管理與監督的必要性外，也看到了從項目謀取利益的可能性。在，L村水泥路修筑、水溝挖掘、自來水鋪設等項目中，都能看到鎮上官員早晚忙碌的身影。
四、引導農村精英發揮積極作用的主要對策
(一)通過知識技能培訓、工商信息溝通、金融財政扶持加大農村精英培育力度
在知識技能方面，可由政府根據實際需要采取向企業、高校、科研單位聘請、招標等方式提供培訓，也可由村集體或其他農民組織根據自我需要開辦培訓中心、購買培訓服務。在工商信息溝通方面，政府可通過指定信息中介或工商信息主管部門向農村定期、不定期工商信息，形式可采取電視、廣播、海報、宣講、電腦信息港等等，其好處在于可使農民避免社會非法中介信息的誤導。在金融財政扶持方面，應當降低農村信用社小額信貸門檻、擴大信貸范圍，對發展迅速或具有發展潛力的農村精英實行特定優惠、減免、獎勵政策。通過以上扶助措施，可以培養更多的農村精英，形成更大的農村政治發展動量。
(二)建立外流精英信息庫和定期聯系制度。加強外流精英對原籍村的幫扶作用
與鄉土精英相比，外流精英往往具有更開闊的視野和外部聯系、更豐富的知識技能和經濟資源。通過建立外流精英信息庫和定期聯系制度，可加強農村與外流精英間的信息、感情溝通，借重外流精英回饋鄉里的報效情懷，促進他們對本村公共事務發揮特定扶助作用。與政府等其他扶助主體相比，外流精英可能會更容易被村民接受，因為外流精英對他們來說即最生動的改革發展實例。在信息庫建設上，可側重于外流精英的文化程度、從事職業、特殊技能等內容。在定期聯系制度上，應實行專人專線聯系，聯系內容側重于本村開放發展的新面貌、新機遇。
(三)通過農村精英定期評價，促進農村精英內部公開公平流動
與上級政權相比，村民對本村精英的了解可能會更詳細更直接。因此，對農村精英德、能、勤、績的評價。可由政府或第三方定期開展村民匿名調查，監督評議、干部選擇權利將更多地放到最有發言權的村民手中。調查方式可采取結構式電話訪談、入戶訪談、問卷調查或無結構式深度訪談等等，調查評議結果則相應作為農村精英獎勵、信貸、優惠減免、干部推薦、干部選舉的重要參照。
(四)為愿意向政治精英轉型的各類精英建立某種個人資本保值增值手段，在促進其現有資源公共貢獻能力的同時，弱化社會關系或后臺權力背景的重要性
經濟精英、知識精英、社會精英在向政治精英轉型時會考慮其原有經濟或社會資本的機會成本，如果為這些原有資本建立某種保險措施、保值或增值手段，一則可以解除各類精英向政治精英轉型的后顧之憂：二是可以最大程度地弱化或避免其轉為政治精英后的“經濟人”傾向，增強“公共人”動機；三是可能會激發精英提高其現有資本或資源的公共貢獻能力，增強村民的認可與支持度，弱化精英轉型時的社會關系或后臺權力背景。這些保險措施、保值或增值手段可能包括：資產保險、工作保險、老年保障金、風險基金、所得稅減免、提升信譽等級、聲望與業績宣傳等等。
(五)通過更具針對性的政治參與、公共政策培訓。提高農村精英的參與和決策能力
其方法大致包括以下幾種：一是由政府提供遠程或現場政治知識、公共政策培訓，培訓師可以是政府官員，也可以聘請高校與科研單位人員；培訓方式可以是教材宣講，也可以是村民自治示范縣或示范村的案例觀摩與探討。二是由村集體根據需要自己組織，聘請專業人員長期或定期對本村公共事務、政治參與、政策制定過程進行現場診斷和發展設計。三是政府、村集體、有志于農村公共事務的個人、社團、公司多方聯合，共同對農村政治參與、公共政策的科學化進程進行綜合評估與優化設計。
(六)增強農村基層政權的公共服務性質，弱化其對農村事務的外部約束
在中央政權農村戰略大局既定情況下，對農村發展的最大干擾可能更多的來自于農村基層政權――黨政聯合辦公的鄉鎮政權。從理論上說，鄉鎮政權的核心定位應當是中央政策的執行者、農村公共服務的提供者，是直接為中央政策與農村發展服務的基礎環節。因此，可采取建立一站式或陽光服務設施、優化服務流程、深入偏遠農村建立服務代辦點等方式直接為農村民眾提供全程、便捷的公共服務。果如此，則有可能在服務的同時弱化其對農村事務的干擾與控制，使農村精英獲得更大的自由發展空間。
注釋：
關鍵詞：中國郵政；農村物流；郵政物流
中圖分類號：F252.5 文獻標識碼：B
中國郵政利用信譽優勢和“三流合一”的網絡優勢進軍農村物流市場既是實現自身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選擇，也是其為新農村建設服務的必由之路。本文從農村郵政物流的現狀入手，試圖分析其主要特點，并力求能夠提出實現其與新農村建設良性互動的對策性建議。
一、中國農村郵政物流的現狀考察
從1999年在農村地區開展郵政連鎖配送業務，到2003年成立專門的郵政物流公司――中郵物流公司，短短幾年的時間，中郵物流不僅形成了覆蓋全國20多個省（區、市）1500多個縣（區）的“生產企業+配送企業+農戶”的流通模式，還不斷拓展業務范圍，重點開發了農資類、快速消費類和公共服務三大市場，內容涉及農村生產生活資料配送、農業信息、農業技術成果轉化、代訂送火車票、代送單證照等。[1]同時，在國家的支持和鼓勵下，2006年郵政系統又通過新建、兼并、聯合、加盟等方式開始在農村發展現代流通業，積極推行農產品、農業生產資料和消費品連鎖經營，建立以集中采購、統一配送為核心的新型營銷體系。到2007年，中國直接為農民生產生活服務的郵政連鎖配送網點已達30萬處，覆蓋全國40%以上的行政村，成為農資銷售的重要流通渠道。而對中國郵政而言，也找到了新的業務增長點，目前郵政物流已成為繼郵政儲蓄之后的第二大業務和主要收入來源。
二、當前中國農村郵政物流的主要特點分析
當前，中國農村郵政物流從整體上看主要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1.分散性：中國農村郵政物流的分散性是由農村消費主體及農業生產的特點決定的。中國行政村落和自然村屯星羅棋布，數量眾多且分布廣泛，加之農業生產的季節性、地域差異性、生產方式的多樣性及受自然因素影響較大等問題的存在，造成農村物流需求的不穩定性和非均衡性。由此可見，要滿足農民小規模、大范圍、多樣化但總量龐大的物流需求，就必然會使農村郵政物流體系在整體上呈現出極大的分散性，具有服務規模小、數量龐大、經營靈活的特點。
2.單向性：所謂中國農村郵政物流的單向性，主要是針對其流通模式而言的。目前，農村郵政物流所形成的“生產企業+配送企業+農戶”運轉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還只是著力于把生產企業生產的農業產生資料和農民日常生活用品通過配送環節直接運到農村、賣給農戶，是一種單向性的流動。雖然這在保障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正常進行方面發揮了作用，但是要想真正拉動農村經濟增長、促進農民增收，更關鍵的還是要把農民生產出來的東西運出去賣個好價錢。
3.落后性：首先，郵政物流的基礎設施落后。受相對落后的經濟發展狀況制約，目前我國農村在道路交通、物流設備、網絡通訊、倉儲能力等方面都與城市存在很大差距，80%的貨運量是由人力或畜力來完成的，郵政物流的技術水平也很低，產品運送多是使用敞蓬卡車、小型貨車，缺少冷凍設備和技術。“據統計，我國蔬菜水果及其他農產品在采摘、運輸、儲運等物流環節中損失率達25%-30%，每年有總價值為750億元的農產品在運輸中變質的損耗”。[2]同時，信息網絡系統建設也不完善，按行政區劃設立的農村郵政分支機構只設立到鄉鎮，無法及時滿足廣大農民的需要。加之農村集體經濟日漸勢微、經濟合作組織尚不完善，使得分散的農戶無法形成規模化的物流需求，造成農村郵政物流統一作業服務的種類有限，專業化和社會化、市場化的程度很低。
三、未來中國農村郵政物流的發展方向思考
結合中國農村郵政物流的現狀及特點，本人認為其未來的發展方向主要有：
1.物流體系的現代化：第一，健全組織網絡，實現信息系統的現代化。中國郵政在充分發揮覆蓋全國農村的5.9萬個郵政支局 (所)、7萬余名鄉郵員和數十萬名農村郵政代辦員的服務力量的同時，還要積極實施“村郵工程”擴大農村組織網絡，打造一個“三級三線”的農村郵政物流組織網絡體系；同時，還要進行機制創新，大膽打破地域、行業和所有制的界限，與供銷社、大型流通企業攜手，加快農村經營網點的發展，從而構建有效的信息交流平臺，克服分散性的存在。當然，還要有國家對農村郵政物流配套設施的財政支持，早日完成農村公路、電話、電視、寬帶網絡等硬件建設，才能真正形成現代化的信息收集、整理和共享系統。第二，加強農村郵政員工隊伍建設，實現經營服務理念現代化。目前，農村郵政物流的快速發展急需一批素質高、基礎好、技術硬的專業人才，這是提高其技術服務水平的前提。因此，必須加緊對在職員工的崗位培訓和人才的選調、引進，以提高整體服務質量，贏得良好信譽。同時，要把先進的物流經營理念引入農村，重點轉變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舊思想觀念，改革激勵機制，增強員工的服務意識，提高服務水平，為客戶提供專業社會化的物流服務。
2.流通渠道的雙向化：構建農村郵政雙向物流系統是其未來發展的主導方向之一。中國農村郵政物流必須走聯合發展、連鎖經營之路，改變相對單一的業務范圍，本著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原則，與醫藥、電信、金融、保險等其他行業和部門、企業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不斷拓寬物流經營領域。要在已經開展的種子、化肥等農資產品和農村生活用品物流配送的基礎上，通過投遞網、金融網和信息網三網合一的強大優勢，依托鄉鎮郵政所、農村營遞員及各類委托代辦點，向農民采購農產品，并“供銷給國家、省、地區物流公司或農產品加工企業、專業市場、流通企業、城市居民”，最終建立起“以委托代辦點為橋梁、鄉鎮郵政所為基層單位、縣市物流中心為基本物流組織機構”的新型雙向農村郵政物流運行模式，[3]從而為新農村建設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作者單位：南昌大學理學院
參考文獻：
[1]朱霖，高海波.郵政系統推出服務“三農”新理念[N].中國質量報（第五版），2006-06-06.
關鍵詞：水資源短缺；節水農業；發展；問題；方向
1我區節水農業存在的問題
1.1節水農業技術不普及我區地處西北地區,普遍缺水，農業生態環境脆弱,但現狀是農業用水浪費嚴重。目前，農業灌溉用水約占全區用水量的84%，由于輸水方式、灌溉方式、農田水利基礎設施、種植模式等方面的問題，農業用水的利用率很低，渠道灌溉區約為40%～50%，機井灌溉區約為70%,和一些發達國家（達80％）相比有很大差距。同時，我區目前農業用水利用效率也很低，單方水效益為1.10 kg/m3，和一些發達國家2～3 kg/m3的水平相比差距很大。
1.2認識上存在偏差目前，節水農業的發展在認識上還存在一些偏差，主要表現在：一是節水農業看技術含量，認為高新節水技術才是節水，研究、推廣得到足夠的重視，而那些技術實用性強，效率比較高的“土”技術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二是注重工程節水，忽視農藝節水，主要表現在將節水農業等同于農業工程節水，把節約水在輸送和灌溉過程中的浪費作為主要技術內容，節水農業技術應該包括農藝、工程和管理技術，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是綜合利用各種農業節水措施的技術集成；三是節水灌溉農業和旱作節水農業分離，目前由于管理的原因，在節水灌溉農業和旱作農業方面存在分工，政府注重灌區建設，農業部門關注旱區，兩者有不相往來的趨勢，旱作節水與灌區節水發展不平衡，制約了節水農業的協調發展。
1.3節水農業創新水平不高從整體上看，節水農業技術引進的多，自主開發的少，產業化程度低，整體配套性差，如噴、微灌設備、節水作業農機具，難以滿足實際需求。我區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節水高新技術還很少，推廣國內外產品，成為一些技術推廣部門的經營主項目，提高農業節水創新水平，滿足農業節水需求，是擺在我區節水工作面前的重大課題。
1.4農業節水系列標準的不完善農業節水系列標準是衡量節水農業的尺子，是具有可操作性的東西。盡管目前采取了多種節水農業技術措施，但如何進行衡量和度量還缺乏統一的標準和指標體系。如投資與效益的比例，多大才是節水效益優的，效益衡量的時空范圍多大，都沒有明確界定。對于一個節水工程而言，局部是節水效益高的，但從整體上來考察則是不節水無效益的。
1.5注重單項技術，缺乏深入的節水技術綜合集成目前在節水農業發展過程中，往往只注意單項的工程技術，如渠道防滲、低壓管道輸水、噴灌和微灌的推廣，缺乏將這些技術和農業措施緊密結合的綜合集成技術，導致單一技術的推廣出現困難，甚至夭折現象的出現。
1.6節水農業投資力度不足長期以來，資金不足，制約了節水農業的發展。這幾年我區盡管建設了一些農業示范區，搞了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對大型灌區進行了續建配套節水改造，以及正在實施中的石羊河流域重點治理應急項目2006年度工程，但這些資金同巨大的資金需求相比相差很大，投資不足，依然制約著節水農業的發展。
2今后我區節水農業發展的幾點方向
2.1進一步確立節水農業的重點確立節水農業的重點，是我區節水農業“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具體體現，是確立投資重點的方向性問題。目前，節水農業的重點是在灌區的節水工程上，應該進行戰略性地調整，確立節水農業發展灌區和旱區節水農業并重的節水方針，節水的重點是田間。從糧食產量而言，灌區的產量高于旱區，從水資源利用量而言，灌區的水資源利用量很大，直接取自江河或者地下，對地下水和下游產生一定的影響。注重灌區節水是非常重要的，但不能因此而忽視旱區節水。從總體而言，旱區生活比較貧困，其群眾的生活比較困難，但旱區的糧食潛力很大，只要充分挖掘其降水潛力，對于維護我區糧食安全是十分重要的，旱區節水對于增加農民收入，改善其生活條件是十分有意義的。無論是旱區還是灌區，節水重點應該放在田間，通過農藝等多種措施，提高水資源利用率和利用效率。
2.2建立完善的用水計量體系計量體系，是節約用水的基礎性工作。目前，我區許多灌區缺乏完善的計量體系，致使灌區不能按量收費，制約了水資源高效利用。將灌區已有的計量設施體系進行加強管理和不斷完善，是目前的重要工作。
2.3建立長效的節水農業機制通過機制的建立，促進節水農業的長效發展，是目前節水農業發展面臨的重要課題。為此，政府應該積極采取多種措施：一要建立科學的農業水權水價體制，讓百姓在充分享受水權的同時，也要考慮農民的承受能力，制定有利于節水的水權水價政策；二要充分認識節水農業的公益性，對節水農業的發展進行適當的補貼，鼓勵其發展節水農業；三要建立科學的獎勵懲罰制度，規范其行為；四要通過建立農業水權體系，維護農民的利益，并且在農業水權轉移過程中得到好處。
2.4將節水農業作為戰略性工程實施節水農業的發展不僅是農業本身的過程，而且是涉及到全區經濟發展的系統工程，應作為一項戰略性工程來實施。作為戰略性工程，應該加大投資力度，采取各種措施進行優惠，吸引各種資金投入到節水農業工作中。完善其法律法規，加強領導，運用科學的發展觀統籌節水農業的發展，將其納入我區的發展規劃并嚴格的加以實施。
2.5建立適合區情的節水農業技術體系我區的農業基本情況是地塊零碎的一家一戶土地承包制，農業發展不均衡、經濟發展欠發達、農民掌握科技的整體素質不高等，節水農業技術體系的建立必須建立在這個基本的區情之上，只有適合我區農業基本情況，農業節水技術才能得以普遍推廣，才能產生明顯的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