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31 16: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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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我國環境監測現狀
我國的環境監測工作起步于20世紀50年代初期。至1980年改革開放時，全國建成了300多個三級環境監測站，初步形成了系統的環境監測網絡。經過30多年的快速發展，目前我國已建成國家、省、市、縣四級監測網絡，擁有2300多個環境監測站［1］，在防污減排、生態環境質量的監測、監測站標準化建設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發展，顯著地提高了我國環境管理水平。環境監測方法也從早期基于分析化學方法的污染源監測階段步入多源環境監測階段。近年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環境監測手段也有了新的發展。目前環境監測手段，正由經典化學分析向高精密儀器分析方向發展，并由微量分析（0．01％～1％）發展到痕量（＜0．01％）［2］；由傳統的人工采樣、實驗室分析，向智能化、自動化、網絡化的監測分析方向發展，并積極引入了先進的遙感、電子、光學等高新技術。監測范圍也從狹義的環境質量監測，向包括職業健康等各領域監測方向發展，以科學地跟蹤對人類和環境有影響的各種物質的含量，準確、及時、全面地反映環境質量現狀及發展趨勢，為環境管理、污染源控制、環境規劃等提供科學依據，切實地改善和提高人類的生存環境。
1．2存在的問題及研究意義
環境監測是掌握環境質量狀況和發展趨勢的重要手段，是科學管理環境和環境執法監督的基礎。根據監測數據，可以描述和表征環境質量的現狀和變化規律，并預測環境質量的發展趨勢；可以搞清污染物種類和分布狀況，明確污染物的污染途徑，預測 污染的發展趨勢，分析可能出現的主要環境問題，為環境管理提供經過綜合分析評價的環境數據和信息；同時各類環境監測數據也是制定環境政策、法律、環境管理規定和環境標準的科學依據。然而，隨著國家對環境質量的要求提高，我國環境部門多年沿用的經驗布點、表格評價法已不能滿足發展的需要。簡單的測點設計與評價方法，樣品采集工作量大，數據難以較科學、全面地反映污染狀況，評價分析結果不能有效地揭示企業生產對環境影響的變化規律和潛在的環境重大危險污染源。改進監測與評價方法成為當前環境質量評價的迫切需要［3］。合理地采集數據是環境質量監測評價的基礎，而科學地設計采點是其核心關鍵。環境監測內容多、范圍廣，全面監測的數據龐大，而憑經驗設計，或會顧此失彼，而一旦忽略一些重點的測點，則不能全面、準確地反映環境質量狀況，更不宜于客觀的評價。應用數理統計的抽樣調查方法，通過科學地設計分析監測樣本，從總體中按抽樣調查方法，合理選取部分測點為樣本，并根據監測結果科學地分析和評價總體，既可有效地減少監測工作量，又可科學地提高監測評價質量［4］。傳統評價方法只對是否符合標準進行評價，未對潛在危險源進行分析和評價，很容易忽視潛在的重大危險源，誘發較大的環境質量問題。因此在環境評價時，不僅應按國家標準作常規檢查，同時，應深入分析重要危險源的發展規律，及其危險性，這樣才便于針對性地管理，有效減少環境質量事故。因此，加強環境監測測點設計和評價方法的改進，有積極重要的意義。
2基于抽樣法的監測設計
環境質量監測主要包括水環境監測、大氣環境監測與土壤環境監測3部分，其中又包括常規項目、特定項目和選測項目3個方面的內容。對高危企業，由于危害元素多、范圍廣，選測項目需要布設的測點數量龐大，有時會遠遠超過前2個子項的測點數，因此需要科學地設計。通常大型高危企業需要布設上萬個測點，才能滿足要求，才能全面反映企業的環境質量狀況。顯然，按目前的監測手段是難以完成的。本文按數理統計抽樣調查方法，科學地選擇樣本，設計監測數據采樣點，不僅可大大減少測點，提高測試效率，并可實現科學采集與科學評價的目的。根據抽樣調查方法原理，常規項目測點采用系統抽樣法設計，將監測總體各功能區按一定標志或次序排列成規律圖形，然后按一定的距離間隔設計監測點。選測項目涉及內容較多，應在查閱以往環境質量評價、研究企業生產危險特征的基礎上，科學合理地選定待測項目。對分布有規律的，采用系統抽樣法設計，其余則采用分層抽樣法設計。特定項目主要是針對已確定的污染源核定復查，可采用整群抽樣和分層抽樣結構的方法設計。
2．1水環境監測抽樣設計
（1）監測對象。水環境調查區域范圍為88km2，按水庫、河流、灌渠、水塘等地表水形態與地理位置不同，分為5個功能區。常規監測項目為pH、COD，重點監測項目為Cd、Pb、Zn和Cr重金屬。本次設計未考慮特定項目和選測項目。（2）監測抽樣設計。對灌渠、水塘、河流功能區，主要采用平面系統抽樣設計，設置2～3個分層抽樣。按水源與污染源的方向，采用黃金分割率（0．62／0．50／0．38／0．19）的方法設計測點間距。對水庫采用立體系統抽樣與分層抽樣結合的方法設計，并按污染源分布方向，采用黃金分割率方法設計測點間距。
2．2大氣環境監測抽樣設計
（1）監測對象。大氣環境調查平面范圍為88km2，最大監測空間高度為6m。常規監測基本項目為總懸浮顆粒物（TSP）、顆粒物（PM10），重點監測項目為Cd、Pb重金屬。（2）監測抽樣設計。不再細分功能區，而是以污染源（礦山）為中心，以雷達輻射方式，按系統抽樣方法與黃金分割率設計測點。設計3條監測輻射線，輻射線夾角為60°，每條輻射線長5～10km。按黃金分割率由近至遠布設測點。每條輻射線布置8個測點。在靠近污染源處，在監測空高6m的高度上增設4個測點。共布設28個大氣監測點。考慮風流對大氣質量的影響，處于污染源風流上方，基本測距增加一倍，測點減少一個；風流下方，基本測距離不變，測點增加一個。其它兩個方向測點數不變，基本測距按插值法調整。
2．3土壤環境監測抽樣設計
（1）監測對象。土壤環境調查區域范圍為31683畝，按耕地、林地、山地不同，分為3個功能區。其中，耕地為重點監測區。常規監測的基本項目為pH、CEC，重點監測項目為Pb、Cd、Zn、Hg和As重金屬。（2）監測抽樣設計。耕地測點網格為300m×300m，采用等距網絡系統抽樣法設計測點。共設計282個測點。林地、山地按污染源方向，采用矩形黃金分割率和系統抽樣法設計測點。林地基本測距500m，共設計112個測點，山地基本測距800m，共設計82個測點。
3環境質量評價
3．1水環境質量評價
（1）評價方法。水環境質量評價采用單因子指數法評價法，其公式如下：Pi＝Ci／Si式中：Pi———第i種污染物的污染指數；Ci———第i種污染物監測值，mg／L；Si———環境標準值，mg／L。（2）水環境質量評價。5個調查區域的地表水按不同特征分河水、水庫水和農田灌溉水。
3．2大氣環境監測結果與評價
大氣常規項目中的重點與基本監測項目監測。3．3土壤環境質量評價（1）評價方法。耕地、林地和山地的土壤環境質量均采用單因子指數法，按國家《食用農產品產地環境質量評價標準》（HJ／T332－2006）的二級標準評價。（2）土壤監測數據分析。評價區土壤環境質量監測數據及其污染指數。
4環境質量評價與重大隱患源分析
4．1環境質量評價
（1）水環境質量評價。從表2、表3和表4可看出，調查區地表水質量基本符合《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GB3838—2002）規定的Ⅲ類標準要求。水中的重金屬含量呈現越靠近污染源（礦山）越高的趨勢，其中，在靠近污染源的檢測點，水中鋅的含量較其它測點高7倍，盡管仍在允許范圍中，但仍需加強觀察。（2）大氣環境質量評價。從表5可看出，調查區內，大氣質量基本符合項目《環境空氣質量標準》（GB3095－2012）二類標準要求，但鎘含量嚴重超標，超過倍數高達1．8倍，需要加強污染源粉塵治理。（3）土壤環境質量評價。從表6可看出，調查區內土壤受到重金屬嚴重污染，其中Cd、Pb、Zn、Hg金屬污染指數分別高達3．43，2．52，1．59，1．30。土壤環境質量存在嚴重的問題，必須嚴格防范控制。
4．2重大危險源與健康風險分析
（1）重大危險源分析。通過上述評價分析，調查區內影響環境質量的危險源見表7。危險級別按危險指數，結合壽命損失率確定［5］。從表7中可看出，Cd為重大危險源，必須按國家有關重大危險源的規定進行管理。
4．3防治措施與建議
調查區受礦山重金屬污染嚴重，尤其是鎘、鉛等重金屬在大氣與土壤中嚴重超標，對環境質量造成了嚴重影響，盡管尚未構成健康威脅，但為防范進一步的惡化，必須及時治理。重金屬污染防治是一個系統的工程，需要從多方面進行治理，相關防治措施與建議如下：（1）制定綜合治理方案，組織各方面的力量進行綜合整治，采取強有力的措施，改善區域生態環境質量；（2）強化環境監管，進一步削減礦山污染物排放。督促礦山嚴格執行環境保護法律法規，確保污染治理設施和在線監控設備穩定運行，實現污染物合理達標排放，采取有效隔離措施防止污染物通過各種途徑進入周邊環境和地下水；（3）調查區重度污染耕地不再作為基本農田，調作它用，對輕度、中度污染的耕地，實施污染治理修復。
5結論
[關鍵詞]高錳酸鉀；土壤；重金屬；場地環境調查；健康風險評估
伴隨國內化工產業的快速發展，工業化進程的不斷更迭，產業結構的快速調整和持續推進，大量工藝落后工業企業關停、破產或者搬遷，遺留大量疑似污染地塊。由于歷史原因，大部分地塊生產時期環境保護管理措施相對落后，造成地塊內土壤存在一定程度污染的情況[1]。這些地塊內往往遺留有構建筑物、生產設施設備、零散原材料、廢渣、廢水等，由于長期無人監管且未得到有效的處置，經過風吹雨淋，對周邊居民身體健康及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的破壞和影響，同時也影響了地塊后續的再開發利用。高錳酸鉀是一種黑紫色、細長的棱形結晶或顆粒，帶金屬光澤，溶于水和堿液，較為穩定但接觸易燃材料可能引起火災。高錳酸鉀主要為無機物強氧化劑，在醫學上，高錳酸鉀用于消毒，在工業上，高錳酸鉀用作消毒劑和漂白劑等。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國內高錳酸鉀主要生產企業分布在重慶、云南、北京、廣東、湖南和山東等地[2]。因氧化工序的工藝技術不同，高錳酸鉀生產工藝主要分為固相法和液相法[3]，生產主要原輔料為氫氧化鉀和錳粉。因錳礦石伴生重金屬元素較多，有砷、鎘、鉛等[4]，因此在高錳酸鉀生產過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錳、鎘、鉛、砷等重金屬污染。在城鎮土地資源日益緊張的情況下，采用基于風險控制的工業污染場地管理策略，對于保護場地周邊人群健康、評估污染場地再開發合理性和開展污染場地治理及管理等工作意義重大。本研究區以湖南省某高錳酸鉀生產企業遺留地塊為對象，開展土壤污染調查與采集分析，通過危害識別確定場地主要污染物及污染成因，進一步暴露評估、毒性評估并定量表征場地健康風險；同時，基于風險控制值、相關標準限值等，提出污染場地的修復目標值，為工業污染場地特別是高錳酸鉀生產企業重金屬污染地塊的管理與防控提供借鑒。
1研究區概況與研究方法
1.1研究區概況
選取湖南省某高錳酸鉀生產企業遺留地塊為研究對象，該地塊占地面積約16500m2，于2008年停產關閉，未來規劃為工業用地。在生產時期，其主要產品為高錳酸鉀，廠區內短暫生產硫酸鋅、鎘紅、鎘黃產品。其高錳酸鉀年生產能力為1500噸，生產過程以氫氧化鉀、錳粉、煤等為原輔料，采用固相法生產工藝。廠區內遺留有破損廠房、車間，調查階段均未拆除。生產區域內遺留有少量廢渣和廢水。本地塊高錳酸鉀生產工藝為固相法，生產工藝如下：氧化焙燒軟錳礦經粉碎機，管磨機粉碎，與氫氧化鉀溶液混合成懸浮漿，用壓縮空氣將物料噴入焙燒轉爐加熱，除去水分，使二氧化錳轉化成錳酸鉀和亞錳酸鉀，此產物進入第二個焙燒轉爐，溫度稍低，使錳酸鉀進一步氧化完全浸溶，電解氧化錳酸鉀焙燒物在溶解槽用稀堿液回收洗滌水溶解，然后經沉淀分離器除去不溶雜質，殘渣經過濾、洗滌后去除。凈化后的錳酸鉀溶液連續進入多級電解槽。電解槽采用鎳陽極和軟鋼陰極，相互串聯連接。電解液流經電解槽，使其氧化成高錳酸鉀溶液[5]。
1.2采樣布點
現場取樣采用網格布點法，網格密度為20×20m，采樣點位基本位于網格中心，兼顧廠區平面布置情況，部分土壤采樣點位根據實際情況稍做調整。共布設土壤采樣點45個，共取得土壤樣品392個。廠區平面布置及采樣點位分布見下圖1。
1.3檢測方法
所取得土壤樣品檢測指標為鎘、鉛和砷。鎘和鉛檢測采用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砷檢測采用原子熒光法。
1.4土壤環境質量評價方法
土壤重金屬污染程度高、空間差異性較強[6]。土壤質量評價標準選用《土壤環境質量建設用地土壤污染風險管控標準》(試行)(GB36600-2018)中二類用地風險篩選值標準[7]。根據本地塊土壤污染情況，采用內梅羅指數法進行綜合污染程度評價[8]，其計算方法如公式(1)。
1.5健康風險評估方法
根據地塊樣品檢測結果，將土壤重金屬超過篩選值的污染因子作為關注污染物，風險評估方法采用《建設用地土壤污染風險評估技術導則》(HJ25.3)[9]及ALM模型[10]進行評估。
2結果與討論
2.1土壤污染狀況及空間分布特征
根據土壤檢測數據結果，該地塊內土壤鎘、砷和鉛均有不同程度的超標現象，各類土壤類型中的重金屬含量變化范圍也比較大。砷含量在4.91-~113mg/kg，超標樣品數量為29個，占土壤總樣品7.4%；鎘含量在0.08~366mg/kg，有4個樣品超過鎘含量的篩選值，超標率為1.0%；鉛含量為21~3250mg/kg，超標樣品數量5個，占總樣品數量的1.3%。由超標總數情況看，砷污染是主要污染因子，其次是鉛；其余污染因子占比重較小。土壤重金屬檢測結果統計見下表2。采用內梅羅指數法進行綜合污染程度評價，直觀的表示場地內每一層主要重金屬污綜合染物程度的空間分布，依據土壤詳細調查點位、不同深度樣品檢出污染物含量采用ArcGIS軟件，對場內超標重金屬元素采用插值法得到場地重金屬綜合污染空間分布圖。由綜合污染分布圖可以判斷，地塊內重金屬污染主要分布在0~0.5m層，主要集中于原生產車間及原材料堆存區。
2.2風險評估
2.2.1污染識別根據地塊生產歷史、產品生產工藝過程及原輔料等相關情況，通過對以上信息進行分析，識別潛在的地塊污染物包括：高錳酸鉀生產過程主要原料錳礦粉，礦石伴生鉛、鎘、砷等元素；硫酸鋅生產主要原料氧化鋅，其含多種雜質如銅、鉛、錳等；在鎘黃和鎘紅生產主要原料鎘鹽(碳酸鎘)。因此本地塊重點關注的潛在污染物包括鉛、錳、鎘、砷等金屬元素。重點關注污染區域包括：原料區、生產區、固廢區等。2.2.2暴露評估根據當地用地規劃，該地塊未來規劃為工業用地，因此本地塊按二類用地進行風險評估。二類用地方式下，本地塊主要污染受體為企業生產工作人員及周圍的居民，在地塊建設階段地塊內的施工工人將是主要的污染受體。在第二類用地情景下，土壤和地下水中主要污染物為重金屬，本地塊內地下水不直接接觸和直接飲用。地塊所在區域周邊為居民區和農田，因此本項目地塊考慮地塊土壤作為污染源時對原場和離場敏感受體(人體)產生的風險和危害。地塊未來作為工業用地，地塊內的污染物為重金屬不具有揮發性，因此0~1m表層暴露途徑為經口攝入、土壤皮膚接觸、吸入顆粒物三種類型；如果地塊未來開挖1m以下層，則有可能擾動的下層暴露途徑為經口攝入、土壤皮膚接觸、吸入顆粒物三種類型。暴露因子是計算污染物進入人體暴露量的重要參數，主要包括體重、皮膚面積、平均壽命、暴露時間、土壤攝入速率、和呼吸量等。受體暴露參數主要采用《建設用地土壤污染風險評估技術導則》(HJ25.3-2019)所推薦的第二類用地建議值和《建設用地土壤污染風險評估技術導則》編制說明建議值。地塊特征參數指標容重、含水率、滲透系數等主要采用該地塊實測數據，其他指標采用HJ25.3建議值。2.2.3毒性評估毒性評估包括致癌效應及非致癌效應，是分析關注污染物對人體健康的危害效應。本次評估涉及到的污染指標為鎘和砷。污染物毒理學參數見下表3。2.2.險表征風險表征是在暴露評估和毒性評估的基礎上，采用風險評估模型計算土壤和地下水中單一污染物經單一途徑的致癌風險和危害商，計算單一污染物的總致癌風險和危害指數，進行不確定性分析。本次風險評估過程中，將致癌性可接受風險水平設置為1.0×10-6，非致癌性危害熵設置為1，以評估相關污染物的健康風險是否超標。在二類用地情境下，土壤污染物濃度最大值風險表征結果顯示，砷致癌風險和危害商均不可接受，鎘致癌風險和危害商均不可接受。2.2.5鉛人體健康風險評價由于鉛對兒童認知能力和神經系統的強烈毒性，通常認為不存在允許鉛暴露量最低限值的安全水平，因此美國EPA建議采用血鉛濃度來表征兒童暴露于環境中鉛產生的危害，一般認為兒童血鉛含量超過10μg/dL將對智力發育及神經系統造成不可接受的損害。目前我國尚未制定血鉛評估方法，鉛對人體健康最顯著的危害是降低兒童的認知能力，敏感人群主要為發育中的胎兒以及嬰幼兒[11]。其主要通過土壤、食物、飲水和空氣進入人體。本次評估采用ALM模型評估非敏感用地情景下懷孕婦女暴露于鉛污染土壤導致的胎兒的血鉛濃度水平[12]，并反算土壤中鉛的控制水平。ALM模型參數及取值見下表4。基于調查數據，評價結果表明，對二類用地中的最大值進行成人血鉛超標評估，土壤鉛引起成人中孕婦胎兒血鉛水平超過10μg/dL水平的概率為6.8%，超過臨界水平風險概率5%。因此需要對土壤鉛進行治理修復。
3結論
關鍵詞：未成年人 不捕不訴 社會調查 風險評估
修正后《刑事訴訟法》第268條規定了檢察機關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調查義務，舟山市檢察機關建立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捕不訴社會調查風險評估特別程序（以下簡稱“風險評估特別程序”）是對檢察機關在未成人犯罪案件中調查義務的有機創新，不但契合未成人刑事司法政策的要求，也具有很強的實踐價值。因此，有必要在已取得相關成效的基礎上，對該特別程序進行完善。
一、風險評估特別程序建立和完善的動因
司法實踐中的任何探索和創新都必須具有相應的理論基礎，脫離理論指導的司法實踐是不可能具有生命力和可行性的。浙江省舟山市檢察機關建立的風險評估特別程序，即是對現有法律規定的深化，也具有科學合理的理論基礎。
第一，是落實修改后《刑事訴訟法》關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要求。修改后《刑事訴訟法》第268條規定了公檢法機關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據情況可以進行社會調查。從條文中可以看出，社會調查并非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必經程序，而且社會調查如何開展，結合社會調查判定是否不捕不訴的風險如何最小化，法律都沒有給出明確的規定，導致社會調查制度不能充分發揮作用。此外，檢察機關在社會調查中處于承上啟下的作用，既是社會調查制度的執行者，也是監督者，需要結合自身實際運用創新思維，創造性的開展工作。
第二，能夠確保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從寬處理相關規定的有效實現。修改后《刑事訴訟法》規定對于未成人犯罪案件應當嚴格限制適用逮捕措施，并且結合具體情況可以做附條件不決定。社會調查的目的是服務于未成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捕不訴工作的開展，法律規定明確了對未成年人使用強制措施和輕微案件進行的條件要更加的嚴格，要更多的考慮案外的社會、家庭、成長等因素。
第三，將社會調查與風險評估有機結合，契合治理未成人犯罪的刑法的謙抑性理念。通過全面落實社會調查，同時引入風險評估機制，可以保證在發揮檢察人員社會調查主體作用的同時，在風險評估環節有效引入公眾參與，同時可以加強對司法人員權力履行過程的監督。此外，刑法的謙抑性要求以較小的損失換取刑法手段運用的較大收益。因此，司法機關治理未成年人犯罪必須結合犯罪發生本身的社會性、復雜性和多樣性，針對導致未成年人犯罪的不同原因采取更加緩和的措施。
第四，是檢察機關執法辦案風險評估機制的突破和創新。建立風險評估機制是檢察機關應對新的執法環境和順應新時期檢察工作科學管理的需要。特別是現階段，刑事犯罪中社會矛盾復雜、公眾司法訴求日漸提高、社會監督更加全面，這就要求檢察機關必須通過建立風險評估制度，實現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處理的科學化。通過社會調查結合全面評估和引入社會監督促進科學決策，才能將檢察機關不捕不訴的風險降至最低。
二、風險評估特別程序在檢察機關的實踐
“法律乃善良公正之術”，執法者將紙面的法律付諸實施的過程可以說是一個司法實踐和創新的過程，而不是死板教條陷于具體法條的囹圄。修正后《刑事訴訟法》草案公布后，從2012年1月起，浙江省舟山市檢察機關建立起風險評估特別程序，并在2013年1月修改后刑訴法正式實施后對相關制度設計進行了必要的修正。
（一）風險評估特別程序的工作原則
風險評估特別程序作為社會調查的新發展是一種全新嘗試，從刑罰的目的性和矯正功能出發確立了如下四個原則：
一是有限性原則。風險評估特別程序是柔性司法的一種重要探索，檢察機關要在現有法律框架的合理范圍和要求內開展該項工作，不能突破現有法律對逮捕權和公訴權的限制，同時也不能死板教條缺少變通限制必要的探索創新。
二是科學性原則。是指特別程序的運行應從地方司法實際和具體案件出發，通過有針對性的社會調查真實客觀地反映未成年人不捕不訴特別程序案件可能存在的風險和可能獲取的司法效益，從而能夠選取最恰當的方法去分析判斷案件風險的性質、范圍及可能帶來的影響，按照預先設定好的相應程序進行預警，并在此基礎上選擇最佳的案件處理方式。[1]
三是有效性原則。此原則既包括宏觀上該特別程序在實際運行中對被破壞的社會關系矯正時輔助作用的大小，也包括微觀上該機制是否能夠以最及時、有效、經濟的方式查清各類問題并加以解決。
（二）風險評估特別程序的制度設計
根據舟山市人民檢察院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捕不訴案件社會調查風險評估特別程序的規定，該項特別程序主要內容如下：
一是明確進入風險評估特別程序的案件種類。修改后《刑事訴訟法》和《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并未規定進行社會調查案件的種類，也未限制其范圍。因此，根據未成人案件涉案的種類，結合法律規定，明確符合如下條件案件均應當啟動該特殊程序，即：1.具有法定從輕、減輕或免予刑事處罰情節的;2.初犯、偶犯，從犯、脅從犯，犯罪后自首、有立功表現或者積極退贓、賠償損失、確有悔罪表現的，或因被害人過錯引起的輕微刑事案件;3.輕微刑事案件當事人雙方達成刑事和解的;4.屬于預備犯、中止犯，或者防衛過當、避險過當，以及犯罪數額剛達構罪標準的;5.過失犯罪，犯罪后有悔罪表現，有效控制損失或者積極賠償損失的;6.因親友、同學等糾紛引發的傷害等案件，犯罪后取得被害人諒解的，以及犯罪后有悔罪表現，其家庭、學校或者所在社區以及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具備監護、幫教條件的;7.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如實供述主要犯罪事實，包括歸案后即如實供述、經司法機關教育后才如實供述、翻供后又能如實供述等情形，以及共同犯罪中到案后揭發同案成年犯共同犯罪事實或者主動交代同種余罪的;8.綜合其他社會因素，具有特殊情節需要啟動該特殊程序的。[2]
二是合理設置風險評估特別程序的風險點。突出保障未成人合法權益的核心要求，圍繞如何挽救、教育和感化未成年人開展工作，同時考慮是否會產生社會不良影響、是否會重新犯罪、是否會引發新的社會矛盾等三個重點，并結合基本情況、品行表現、悔罪表現以及幫教條件四個方面等設置風險點，為開展社會調查指明方向。同時，在社會調查的基礎上明確風險等級標準和要求。對品行表現良好，真誠悔罪，具備幫教歸正條件，能確保不產生不良社會影響，重新犯罪可能性不大的，評估為風險性較小;反之，則評定為風險性較高。同時，經評估不捕不訴后還要做好事后保障措施，如對不捕不訴的外來未成年罪犯，納入幫教基地或進行社區矯正，對可能產生不良傾向和影響的提出預警。
三是實現社會調查小組組成的廣泛性。要求評估小組必須由檢察機關、人民監督員、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或相關單位人員3人以上的奇數組成。此外，可以根據個案實際情況邀請司法所工作人員、派出所民警、社區干部等，豐富了評估小組成員的層次性，對保障評估意見的民意廣泛性起到了積極作用。同時，始終以調查內容的關聯性為導向，明確特別程序的開展要緊緊圍繞案件和未成年人展開，每個案件必須走訪犯罪嫌疑人工作單位或學校、家庭、街坊鄰里、居住地所在社區、派出所、司法所等，近距離了解掌握犯罪嫌疑人的“第一手資料”。在此基礎上，保障調查評估過程的自主性。調查小組根據案件和犯罪嫌疑人的實際情況，自行選擇走訪單位、走訪對象和走訪形式。
（三）風險評估特別程序的實施效果
對比上述數據可以看出：
一是改變了以往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捕不訴數量占全部刑事案件總數比例過低的現象。風險評估機制實施前，由于風險控制手段等的不足，導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捕不訴率過低，年均維持在1.5%或以下。該項機制實施后，由于加強了風險控制手段和獲取了科學有效的評估材料，全部未成人案件均須納入該程序，不捕不訴比率呈不斷上升趨勢。這也說明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在創新運用的情況下才能更好的實現其立法價值和目的。
二是外來未成犯罪人被采取不捕不訴措施的人數增幅較大。外來人員由于流動性強、管理難等原因，不捕不訴率一直偏低，是長期困擾地方司法機關的難題。風險評估特別程序實施后，通過創新和加強輔助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外來未成年犯罪人員高羈押率的問題，特別是解決了社會調查與風險評估、風險化解和預防等銜接的現實問題，使得外來未成年犯罪人不捕不訴率大幅提高。
三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捕不訴涉及的罪名分布增加較大。風險評估制度實施前，不捕不訴案件，特別是不捕案件涉及的罪名集中于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利罪、侵犯財產罪兩大類，范圍較窄，不捕不訴措施適用過嚴。這項制度實施后，不捕不訴案件涉及罪名進一步擴展到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危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等，使得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捕不訴涉及的罪名更加豐富，法律的適用更加平等。
三、風險評估特別程序的進一步完善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特別程序作為修改后《刑事訴訟法》的全新規定，必然有一個完善過程。風險評估特別程序同樣存在法律層面的完善、監督的全面化和體系化、風險防控手段的多樣化、偵捕訴銜接的無縫化等現實問題亟待解決。
（一）在司法操作層面上明確風險評估特別程序
風險評估特別程序作為檢察機關貫徹修改后《刑事訴訟法》和加強未成年人權益保障的措施，可以由上級司法行政部門聯合以出臺文件的形式，確定一套能夠在一省乃至全國具有推廣和指導意義的制度規定，下發各級檢察機關和相關機關遵照執行。對于經過不捕不訴社會調查風險評估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公檢法三機關必須嚴格按照相關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執行，從而做到統一協調、配合制約。特別是可以考慮建立加快辦理機制：一是審查逮捕或審查意見書簡化;二是對于部分案件檢察機關可以主動提前介入，建議公安機關不必報捕;三是進一步簡化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訊問程序。
（二）建立風險評估特別程序內部監督機制
法律規定，相對不要經檢察委員會討論決定，絕對不則要檢察長決定。考慮到基層院業務量大，如果案件均按上述程序辦理，會無形增大工作量和不必要的訴累。所以，對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不，在社會調查風險評估后，應先由檢察機關相關部門開展內部監督，對綜合情況進一步把關、確認。[3]對風險評估特別程序開展內部監督的機構應當符合如下條件：第一，獨立性。即與檢察機關具有刑事檢察職能的部門之間均無隸屬關系。第二，權威性。即履行內部監督權的工作人員應當熟悉刑事司法權運作，具有檢察員資格。第三，組織性。該機構應當能夠承擔起檢察機關各部門及其負責人的協調溝通。舟山市檢察機關由辦公室承擔內部監督職責，辦公室由業務部門抽調的業務人員和其他相關人員組成，且直接由檢察長進行管理，具有很強的獨立性和組織協調性。同時，監督程序如下：刑事檢察部門對調查評估后的案件擬作不捕、不訴處理的，應在決定前按規定時間將相關案件審查報告、調查材料和討論意見報送辦公室。辦公室迅速組織全體檢委會委員對呈報案件進行書面審查，并將意見匯總后以書面形式反饋給逮捕、部門。若檢委會委員和逮捕、部門的意見相同，則由后者將共同處理意見呈報檢察長作出最終決定。在意見無法達成一致的情況下，則由辦公室匯總爭議直接呈報檢察長作出最終決定。
此外，還應輔以建立風險評估特別程序責任追究機制。對于開展該項工作中存在，以及不嚴格執行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不配合此項工作等情況，導致犯罪嫌疑人逃跑、報復被害人、證人的，以及不符合條件卻采取不捕不訴措施的，可以追究相關案件承辦人的責任。此外，還應當將該項工作納入檢察機關檢務督察的重點項目，確保該項制度得到貫徹落實。
（三）建立和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
對于特定的不捕不訴社會調查風險評估案件，構建以“輕案快審”為核心的捕訴互補聯動辦案機制，對一部分可以適用簡易程序審判的案件實行誰捕誰訴，捕訴聯動，快速辦理。[4]實際操作中可進行如下制度設計：檢察機關在受案后，認為案件犯罪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在保證辦案質量的前提下，對已經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除重大敏感性案件外，均在5個工作日內作出評估決定，并填寫《快速移送審查建議書》送達公安機關。公安機關10日內補充偵查完畢，并將案件移送檢察機關審查，檢察機關受案之日起15日內作出是否的決定。法院在受案后，20日內判決。不的，檢察機關做出決定前，先將被告人納入取保候審基地進行6個月至1年不等的考察。
（四）加強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被害人權益的保障
在風險評估特別程序中，只有更加重視被害人權利，才能有效化解矛盾。一是對于是否救助，必須進行相應的調查評估。經調查評估的確需要進行救助的，應以經濟救助為原則，其他形式為輔助手段。二是建立相關救助程序。首先，檢察機關對有被害人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作出不捕或不訴決定時，應當以書面形式告知被害人有申請國家救助的權利。其次，被害人及其近親屬或者委托人等應當在規定期限內向檢察機關提出書面救助申請。再次，由檢察機關確定的相應內設部門對當事人的申請進行審查和批準，在20日內作出是否批準的決定，并將結果書面告知申請人。申請人對檢察機關決定不服的，可以向上級檢察機關申請復議一次，上級檢察機關的復議決定具有終局性。[5]
（五）加大配套措施建設，進一步降低特別程序風險
一是建立和完善取保候審基地等輔設施。爭取和聯系一批有一定實力和一定責任心的大、中型企業，建立常態化和專業化的取保候審及考察幫教基地。對于不捕不訴的未成年犯罪人，可以指定在該企業內進行短期的工作，專人幫教享受企業內部員工的平等待遇。對于不捕后表現較好的，作為量刑依據提交審查部門或審判機關。對于不的，在企業內經過一定的考察期后，正式作出不決定。二是加大開展風險評估特別機制工作的一體化建設。針對當前檢察機關案多人少的實際情況，應以地級市為單位建立一體化機制。對于同時評估案件較多、時間緊、人手少的，上級院給予指導幫助，必要時可以指定其他院對部分案件進行評估工作，或者抽調相關部門人員就部分案件進行聯合評估。三是主動受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加害方的合理訴求。上述相關人員對批準逮捕決定或案件提起公訴前有異議并提出合理理由和相關證據，向檢察機關申請的，檢察機關應及時進行審查，對沒必要繼續羈押的，應變更強制措施;對于符合不條件的，應當作出不決定。[6]四是擴大邀請社會評估主體的范圍，考慮從社會上邀請認可度較高的人士、知名社會團體、新聞媒體等第一時間參與相關案件評估全過程，使檢察機關主導的社會調查及評估過程全程處于社會公眾及輿論監督之下。五是加強輕微刑事案件中檢察機關與律師的溝通，建立良性的控辯關系，借助和發揮律師的作用進一步增加檢察機關對案件材料收集的廣度和對案件風險評估中的綜合分析度，使案件處理更加客觀、公正。
注釋：
[1]施雁冰：《構建圖書館危機管理預警系統，防范圖書館危機事件》，載《中華醫學圖書情報雜志》2009年第5期。
[2]福建省檢察院課題組：《輕微刑事案件不捕、不訴工作機制的探索與完善》，載《福建法學》2009年第2期。
[3]徐軍：《部分不捕不訴普通刑事案件內部監督探析》，載《人民檢察》2010年第11期。
[4]劉東海：《試論構建輕微刑事案件“捕訴合一”機制的必要性與可行性》，載《法制與社會》2009年第28期。
關鍵詞：暴雨洪澇；ArcGIS；江蘇省；風險評估；樣條插值法；
中圖分類號： TU99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9-3044（2014）22-5380-05
1 概述
暴雨評估標準是指空中降落到地面的水量每日達到和超過50mm的降雨量。2003年 6月12日入梅后，江蘇境內主要發生4次降雨過程，12個暴雨日，且降雨強度大、范圍廣。全省累計平面降雨量為403毫米，均超過歷史最高水位，造成了不可估量是損失，故廣大學者認為進行暴雨洪澇評估刻不容緩，具有重要意義[1-2]。
目前研究風險評估的方法很多，近些年研究方法有：何[3]基于 GIS 的新疆降水空間插值方法析。袁湘玲[4]利用層次分析法對黑龍江省的雷電災害進行了風險區劃，形成了黑龍江省雷電災害區劃，其區劃的最小單元是市。其中大多數致災因子都是基于幾十年的降雨量對或者降雨頻次對區域進行風險評估，但是由于時間跨度太長，影響的因素以及可變因素太多，再加上利用克里金插值法[5-6]進行處理造成一定的誤差。
所以本文利用1957-2007年期間的日降雨量，選取2003年6月12日至2003年7月21日一次特大洪澇作為研究內容。在致災因子數據處理方面借助ArcGIS9.3中的樣條函數插值中的張力樣條空間插值法，將總降雨量、日均降雨量、每日最大降雨量的點量數據插值轉化為柵格數據再結合災害評估方法、層次分析法、ArcGIS空間處理方法、加權綜合評價法，以縣為單位，公里為柵格進行評估。基于該方法進行研究有助于江蘇省開展防災減災的工作，從而降低由洪澇帶來的損失。
2 數據研究方法
2.1 層次分析法
層次分析法是將與決策總是有關的 元素分解成目標、準則、方案等層次，在此基礎之上進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決策方法。層次分析法比較適合于具有分層交錯評價指標的目標系統，而且目標值又難于定量描述的決策問題。其用法是構造判斷矩陣，求出其最大特征值。及其所對應的特征向量W，歸一化后，即為某一層次指標對于上一層次某相關指標的相對重要性權值。對于每一個成對比較陣計算最大特征根及對應特征向量，利用一致性指標（CI）、隨機一致性指標（RI）和一致性比率（CR）做一致性檢驗。若CR
2.2 數據規范化方法
2.3 加權綜合評價法
3 暴雨洪澇風險評估
3.1 暴雨洪澇風險評估模型建立
3.2 致災因子危險性評估
3.3 承災因子易損性評估
3.4 孕災因子敏感性評估
江蘇地處江淮平原，地形以平原為主，江蘇省的平原面積7萬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積的70%以上，主要有蘇南平原、蘇中江淮平原、蘇北黃淮平原組成。江蘇地形地勢低平，河湖較多，平原、水面所占比例較大，成為江蘇一大地理特點。該文選取兩個考慮因子作為敏感性評估，一個是坡度圖（C7） ，另一個是河流分布圖（C8） 。步驟1.在ArcGIS9.3的環境中提取坡度并按自然等級重分類。河流按緩沖的距離來形成緩沖區，離河流越近的地方危險系數越高給予賦值。其中坡度分級1°-7°每隔0.6分別賦予1到10，河網緩沖1km、2km、3km、4km、5km，分別賦予1到5。步驟2.利用層次分析法得到C7、C8的權重分別為0.667、0.333。步驟3.利用加權綜合評價法得到孕災因子敏感性評估圖。從圖3可以看出孕災因子敏感性等級比較高的地區是江蘇的北部，因為首先整個江蘇地勢平坦，東北部靠海而且河網十分密集尤其是鹽城、連云港一帶，其次是宿遷、徐州一帶。敏感性等級比較低的是江蘇的南部，因為南部河網的分布不是特別密集，敏感性等級由北至南逐次減少。
3.5 抗災因子安全性評估
抗災因子安全性評估主要選取以下的指標：財政收入（C9） 、園林綠化面積（C10） 、市政投資（C11） 這三者。三者的綜合情況反映了一個地區的面對災害的抗災能力，以及當地政府面對災害抗災救災的靈活程度。
步驟1.利用最大最小規范法去除上述三個變量的綱量。步驟2.利用層次分析法確定C9、C10、C11三者的權重分別為：0.2385、0.1365、0.6250。步驟3.最后利用加權綜合評價法并利用ArcGIS中的自然間斷分級得到江蘇省地區的抗災因子安全性評估圖。從圖4可看出，等級分1到5級，級數越高代表越安全，江蘇省的抗災能力比較強的地區集中在蘇南，主要是因為蘇南經濟比較發達尤其是蘇州、無錫、常州、南京，而且政府在抗災方面的措施做的比較完善，蘇中地區揚州、泰州、南通經濟實力稍微弱于蘇南地區
故此抗災能力稍微減弱，由上圖可看出抗災能力由南至北逐漸減弱。
3.6 暴雨洪澇災害風險評估
暴雨洪澇災害風險評估是基于致災因子危險性、承災因子易損性、孕災因子敏感性、以及抗災因子安全性四者的一個綜合評估，主要利用下述公式：
[FDRI =（WH*VH）（ WE*VE） （WS*VS）[WR*（10-VR）] （11）]式中FDRI代表綜合評估值，WH 、WE 、WS 、WR 分別代表上述四者的權重由表2可知，分別為0.4092、0.1451、0.3345、0.1112，VH、VE、VS、VR代表其規范化后加權疊加的值，權重見表1。由此可得最終的暴雨洪澇災害最后的風險評估圖。由圖5可知，最后將暴雨洪澇風險災害評估圖進行劃分，受災情況嚴重的地區是南京與蘇北一帶，尤其是宿遷、淮安、揚州、泰州、南京、連云港、鹽城、鎮江等地為重，其主要原因是因為這些地區地處洪澤湖及淮河下游地區以及長江下游地區，發生暴雨洪澇風險比較高。將上述情況與本次洪澇災害相比對，發現情況較為吻合，表明此方法能夠較為準確的反應出整個江蘇省的暴雨洪澇風險評估狀態。
4 結論與討論
本文通過致災因子危險性、孕災環境敏感性、承災體易損性及抗災因子安全性4個評價因子，對江蘇省暴雨洪澇災害的風險進行評估與區劃做了初步規劃。根據分析結果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 江蘇省暴雨洪澇風險區域差別較大，這主要是由于省內的地形地狀、氣候河流、財力物力、人口密度以及農業耕地面積比重等特點決定的。2） 從致災因子來看，暴雨強度最大的地區在宿遷市、鹽城市、淮安市、揚州市、南京市這些下河地區和沿江大部分地區以及滁河、秦淮河附近的地區，東南地區相對減緩。3） 從承災因子來看，其中易損區主要集中在江蘇南部，尤其是蘇州、南京、常州、無錫、鎮江一帶，越往北易損性越低。4） 從孕災因子來看，風險較高的主要集中在鹽城、連云港一帶，其次是宿遷、徐州一帶。5） 從抗災因子來看，抗災能力較低的地區主要是在蘇北地區，徐州、宿遷、連云港、鹽城一帶。將上述4個評價因子按公式（11） 能到到最終的風險評估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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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Zhang Hui，Zhang Jiquan，Han Junshan.GIS- based assessm ent and zoning of flood /waterlogging disaster risk：a case study on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Liaohe River[J].Journal of Natural Disasters，2006，14（6）：141-146.
[3] He Yan，Fu Deping，Zhao Zhimin， et al.Analysis of spatial interpolation methods to precipitation based on GIS in Xinjiang[J].Research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i-on.2008，15（6）：35-37.
[4] Yuan Xiangling，Ji Hua，Cheng Lin.Risk zoning of regional lightning disaster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based on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model[J]. Torrential Rain and Disasters.2010，29（3）：279-283.
稅務風險評估可以從稅務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和影響程度兩個方面進行。稅務風險發生的可能性是指某一稅務風險導致企業損失的可能性，而影響程度則是指稅務風險的發生將給企業帶來多大的損失。發生損失的可能性越大，稅務風險就越高。可以用概率或者頻率來衡量稅務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即是否經常給企業造成損失。例如:某項銷售業務導致企業在一年內被稅務機關處罰的概率為20%，就可以認為這項銷售業務每五年就會造成一次損失。影響程度是指發生的損失有多大，以及稅務風險的嚴重性。COSO報告中指出，管理者對發生可能性低且潛在影響小的風險一般毋庸多慮，而對發生的可能性高且潛在影響重大的稅務風險則需要相當關注，介于這兩種極端情況之間的則一般需要仔細判斷。因此，對企業來說，一項損失不大但是經常發生的稅務風險，比一項損失較大但不經常發生的稅務風險具有更大的威脅性。最大的稅務風險是那種經常發生并且損失巨大的稅務風險，即發生概率最高同時影響程度也最大的稅務風險。
參照COSO對企業風險評估的要求，企業可以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辦法來評估稅務風險。根據各種稅務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及其影響程度的評估，將已經識別出來的稅務風險進行排序，從而為確定重點和優先控制的稅務風險提供依據。需要注意的是，不論是采用定性方法還是定量方法，其本身都有一定的適用范圍，有些稅務風險評估能夠采用定量的方法，有些稅務風險評估則只能采用定性的方法。因此，比較現實的做法是在進行稅務風險評估過程中，將定性和定量的方法相結合。另外，企業在進行稅務風險評估時，應當由稅務風險管理員或財務部門委派專人，組成稅務風險專業評估團隊，按照嚴格規范的程序進行評估，以確保稅務風險評估結果的準確性。
(一)定性評估法
定性評估是指直接對某種稅務風險發生可能性的高低以及可能造成損失程度的大小進行文字描述，是一種比較簡單實用的風險評估方法。一般來說，這種方法用于評估無法或不要求量化的稅務風險。當對某種稅務風險進行評估時，由于所需的數據無法取得、數據不充分或者獲取和評估數據的成本效益性比較低，企業可以采用定性評估的方法。用此種方法評估的稅務風險通常是企業外部的稅務風險，包括稅法變化、稅收征管帶來的稅收風險。較為常用的定性評估方法有小組討論、專家咨詢、問卷調查以及標桿評估等，這里重點介紹小組討論和問卷調查兩種方法。定性評估一般是用文字進行描述，對稅務風險發生可能性的評估結果一般有“不太可能”、“略有可能”、“比較可能”、“非常可能”、“幾乎確定的”等情況。對稅務風險可能產生影響的評估結果等級，可以按照稅務風險的性質劃分為“不重要”、“次要”、“中等”、“嚴重”、“很嚴重”。定性評估法的質量，主要取決于參與稅務風險評估者的知識、判斷能力、對潛在稅務風險的了解程度以及對企業生產經營流程的熟悉程度等。
1．小組討論
小組討論可以集合管理層、普通員工和行業稅務專家的知識和經驗。一般來說，小組討論由稅務風險管理員或財務部門負責人發起，針對某項業務所涉及的稅務風險來組織小組討論。小組討論可以集中利用每個參與人員的知識和經驗來評估潛在的稅務風險。
2．問卷調查
調查問卷是一種定性評估的數據收集手段，是針對某一具體事項提出參與者需要考慮的一系列問題，并通過對這些問題的評估，確定稅務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及嚴重程度。問題取決于目的，在調查過程中，可以采用自由回答式或限制式的問題。將需要回答的問題打印在問卷上或編制成書面的問題表格，由調查對象進行填寫，最后收回問卷，整理并進行評估，從而得出調查結論。按照調查對象，可以分為內部調查、外部調查，內部調查通常屬于廣泛的調查，需要收集企業內部所有相關人員對調查問題的反饋信息。外部調查則是針對特定目標的調查，調查對象可能是一個或少數幾個人，主要用于對特定的消費者、供應商或其他外部團體進行調查。通過上述兩種方法對稅務風險進行定性評估，參照表3、表4，得出每一項需要進行定性分析評估稅務風險的最終結論，并進行排序(如表5所示)，為制訂此類稅務風險的應對策略提供依據。
(二)定量評估法
定量評估是指用數量方法描述稅務風險發生可能性的高低以及造成損失程度的大小，大多數評估建立在數學模型的基礎上。定量評估中對稅務風險發生的可能性用概率來表示，而對造成損失程度的大小則用損失金額來衡量。一般來說，如果可以獲取充分的信息及數據來估計稅務風險的可能性或造成的損失，并且具備成本效益性時，就可以采用定量評估的方法。定量評估通常具有更高的精確度，因此往往應用于比較和選擇風險的活動中，也可作為定性評估的有效補充。用此種方法評估的稅務風險通常是企業內部稅務風險，包括交易與行為、財務核算產生的稅務風險。比較常用的定量評估的方法主要有AHP層次評估法、稅務風險指標法、計算機模擬(蒙特卡羅方法)、成本—效益評估法等。在進行稅務風險定量評估時，首先要制訂各種稅務風險的度量單位以及度量模型，并通過測試確保定量評估模型的假設前提、數據來源、各項參數和評估程序的準確性、合理性。同時，要根據實際經營環境的變化，定期對定量評估模型的假設前提及參數進行修改和完善，并將實際效果與定量評估模型的估算結果進行比對，據此對有關模型進行調整和改進。本文以蒙特卡羅方法為例來說明如何進行定量評估。
蒙特卡羅方法是一種以概率和統計理論方法為基礎的隨機模擬數學方法，將所要求解的問題與一定的概率模型相聯系，并利用電子計算機來進行統計抽樣或模擬，以此求得問題的近似解。具體操作步驟如下:第一步，收集歷史相關數據，分析需要進行量化評估的稅務風險，確定稅務風險變量，并明確度量單位。第二步，利用合適的建模方法，建立描述該稅務風險變量變化的概率模型，并將標準化的數據代入模型，生成稅務風險變量初步的概率分布結果。第三步，對稅務風險變量初步的概率分布結果進行評估，并驗證模型的正確性，同時進行修正。第四步，利用該模型進行稅務風險評估。應用蒙特卡羅方法可以直接對每一個稅務風險因素的不確定性進行處理，但是要求每一個稅務風險因素必須是獨立的。因此這種方法的計算量通常很大，需要借助計算機來完成。下面通過一個簡單的實例說明該稅務風險評估模型的應用。
[關鍵詞]：重大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對策
中圖分類號：F28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Abstract: This article has been explained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the social stability risk assessment for material fixed assets investment projects , and also has been introduced something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on assessments processes. Then it has been put forward some appropriate solu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decision-making.
Keywords: Material fixed assets investment projects；Risk evaluation of social stability；countermeasure；
中圖分類號:F294 文獻標識碼 :A
一、引言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人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接踵而來的是各種社會矛盾逐漸高發起來。目前的社會矛盾覆蓋的領域廣泛、涉及的門類眾多，未來有進一步加劇的發展趨勢，已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和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問題。比較受關注的方面有征地補償、移民安置、勞動就業、勞資糾紛、生態環境、分配不公等。從社會穩定風險定義出發，重大工程項目社會穩定風險是指在實施重大工程項目時存在的對社會和群眾生產與生活影響面大、持續時間長并容易導致較大社會沖突的不確定性[1]。
一般來說，重大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的建設對當地的經濟、社會及生態環境都會產生正面和負面的影響。地方政府對于投資項目產生的外部性應進行積極的引導，努力讓其影響朝著正的外部性方向發展，在不損害生態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基礎上努力爭取良好的經濟效益，盡量降低影響社會穩定的風險，從而避免發生。本文闡述了在實際風險分析和評估工作過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問題，并就如何進一步完善重大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工作提出了一些思考。
二、項目社會穩定風險分析及評估現狀及存在問題
社會不穩定因素越來越多的根源是決策機制的不夠科學、不夠完善而產生的，近年來，我國各地因重大項目建設導致的社會風險問題時有發生，如2004年330萬千瓦的瀑布溝水電站因移民問題處理不善而導致的群體性械斗事件、2005年國華定州電廠灰場工程因征地補償未達成一致意見而導致的惡性械斗襲擊事件、2006-2009年廣東番禺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因未能廣泛征求民意而引發的群體性上訪事件、四川省什邡市鉬銅項目因群眾擔心環境污染引發的以及近期陸續出現各地群眾由于擔心PX項目的污染問題而導致該類項目陷入了“落地難”的困境[2]。
根據國家和地方的部署，重大固定資產投資項目將陸續開展社會穩定風險分析及評估工作。由于社會穩定風險分析及評估是一項新的業務，在實踐過程中，發現存在以下問題，共探討：
1.部分項目的項目單位未委托有相應類別資質的單位編寫社會穩定風險分析報告，有些項目單位自己簡單的編寫了項目的社會穩定分析報告。由于站在立場不同，項目單位往往會隱瞞一些事實，努力避開項目建設可能產生的不利影響，從而造成了社會穩定風險分析報告的“失實”，往往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從而埋下了社會風險隱患。
部分編制單位角色不清，在沒有受到項目所在地人民政府或有關部門的委托的情況下，錯誤的將社會穩定風險分析報告編制成了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報告。
風險識別不夠全面，有些高污染、高耗能的項目僅對環境風險及征地拆遷進行了識別，忽視了選址、土地利用、移民安置、施工組織管理等方面產生的風險。
風險調查方式過于單一。部分編制單位僅僅采取發放調查表的形式，并且調查對象過于單一，真正的利益相關者沒有調查清楚。此外，部分報告全盤引用環評報告中公眾參與調查的內容，忽視了該調查僅僅是從環保的角度考慮項目是否可行，實際上是不夠全面的，需要社會穩定風險分析篇章編制單位進行其他風險因素的補充調查，并進行統計分析。
風險分析方法過于簡單，有些報告僅僅定性的分析了可能產生的風險，沒有從定量和定性兩個角度去分析社會穩定風險。部分風險分析報告措施過于寬泛，可實施程度不高。
部分風險分析報告沒有給出風險分析結論，無法判斷采取風險防范措施后是否屬于低風險，是否處于可控范圍內，導致項目審批或核準無據可依。
風險評估報告的問題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部分評估單位缺少對項目的詳細補充調查，可能出現“信息不對稱”現象，進而影響風險評估的結論，另外一方面評估方法還存在著單一性，比如比較前沿的研究方法“邏輯框架分析、層次分析法”等在目前的評估報告鮮有見到。
三、完善項目社會穩定風險分析的策略
根據以上存在的問題，筆者認為完善項目社會穩定風險分析報告的主要策略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
建議社會穩定風險分析編制單位由有相應行業的工程咨詢資質的第三方機構完成，而不是有項目業主自身完成，這樣更有利于體現工程咨詢行業“獨立、科學、公正”的原則，防止走過場。
關于風險識別，建議從規劃選址、征地拆遷補償、工程施工組織、生態環境、項目管理、經濟社會、安全衛生等多方面進行風險識別。
風險調查應列出調查者的組成人群及名單、問卷的問題及調查結果統計，復核調查范圍是否全面，是否調查了利益相關者特別是不利影響者的態度以及當地政府、專家和社會組織態度，應對調查結論進行全面分析，必要時召開座談會和聽證會。
風險估計應通過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方法，風險措施應更加具體全面并具備一定的可操作性。
對于低風險的重大項目，根據分析出來的風險隱患、風險范圍和可控程度，提出化解矛盾問題的對策措施、預警措施和應急處置預案。 四、完善項目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的策略
1.建議項目所在地人民政府或有關部門的委托實施主體時優先考慮有相應資質的工程咨詢單位，利用其豐富的項目前期工作經驗把好項目的“穩評”關。
2.在完成評估報告之前應提供項目前置性文件，即規劃選址、用地預審及環評等。項目的規劃、土地、環評等手續如已完成的，其結論可以直接引用。
3.認真審閱由項目各編制單位完成的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或項目申請報告、項目社會穩定風險分析篇章，認真審閱擬建項目前期審批相關文件（含規劃選址、用地預審及環評等前置性文件），如有可能，地方發展改革委在制定社會風險評估細則時相應要求國土、住建、環保、衛生等相關部門在前置性文件審批過程中增加社會風險評價，以便于提前介入并提前掌控風險。
4.現場踏勘及補充調查、廣泛征求、充分聽取意見。評估主體根據審閱結果，結合當地實際情況，根據需要直接開展或要求項目單位開展補充民意調查，可通過公示、走訪、座談會、聽證會，當面聽取意見，客觀真實反映廣大群眾意愿，作為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依據。
5.評估實施主體在廣泛征求和準確掌握民意的基礎上，應邀請委托單位、項目業主、相關專家（工程技術專家、項目施工組織專家、環保專家、維穩專家等）和各個職能部門代表（當地政府、規劃、環保、國土等）參加會議，重點圍繞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可控性進行全面和客觀的評估論證。對風險分析篇章的內容和程序、評估的方法、識別的風險、反映的意見、提出的風險防范和化解措施以及評判的等級等方面內容進行全面評估論證，核實其正確性和合理性，從而確定項目的社會穩定風險處于高、中、低的哪個等級。
6.編制風險評估報告。評估主體根據社會穩定風險分析篇章的修編稿，編制評估報告，提出社會穩定風險等級，上報項目委托單位，作為審批、核準項目的重要依據。對于無風險、有較小風險、有較大風險和有重大風險的評估結論，做出可實施、可部分實施、暫緩實施、不實施的建議[2]。對于風險較小或者沒有風險的事項，應提出相應的預測預警措施和應急處置預案，并將風險妥善控制在預測范圍之內。
綜上所述，完善社會穩定風險分析和評估工作的目的在于把大量的社會穩定風險化解在重大項目開工建設之前，變堵截為疏解，使各類矛盾化解在既定的規則和程序內完成，進而從源頭上減少影響社會穩定風險的因素，確保經濟社會平穩較快發展，具有積極的意義。
參考文獻：
一、第一輪專家評估結果的對比
可能導致損失的風險因素很多，課題組在第一輪調查問卷中，共挑選了21個“關鍵風險因素”供專家評估，如表1所示。這些風險因素涉及到機構內外兩個方面的因素，其中1.1、1.2、2.1是外部環境因素，其余主要是機構內部因素。
為便于專家評估，課題組將風險因素的危險程度分為5個等級，對應著5個分值，最高危險等級為5，意指風險因素的“負面影響會帶來嚴重的損失且波及范圍較大”；其次為危險等級4，意指風險因素“負面影響比較顯著”；危險等級3的含義是指風險因素“負面影響有限且一目了然”；危險等級2的含義是指風險因素“負面影響極為有限”；最低的風險等級為1，意指風險因素“幾乎沒有任何負面影響，不需要特殊的保護措施”。每位被調查的專家需要分別給每個關鍵風險因素確定分值。
為便于比較分析，我們根據危險等級平均值（以下簡稱評估值）的高低，將被評估的風險因素分為四組，第一組為極嚴重風險因素，評估值在4.5以上：第二組為嚴重風險因素，評估值在4.0~4.5之間，第三組為較嚴重風險因素，評估值在3.5~4.0之間，第四組為中度風險，評估值在3.0~3.5之間。
中外專家的第一輪評估結果既存在相同之處，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表現在如下方面：
1．專家們的評估結果表示電子文件風險客觀存在。雖然本次調查問卷的結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專家個人背景、知識結構等方面的影響，但由于評估者皆為電子文件管理方面的資深專家，故結果具有代表性，能夠反映出人們對于電子文件風險的一般認識。中外專家給每個關鍵風險因素的評估值都在3以上，所有風險因素評估值的平均分為4，這說明課題組挑選的風險因素切實存在于電子文件管理之中，它們帶給電子文件管理的負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確系關鍵風險因素。
表1 關鍵電子文件風險因素及其評估值
2．相對而言，國外專家的風險意識要高于國內專家。國外專家評定的危險等級超過4.5的極嚴重風險因素有4個，其中有2個風險因素的評估值為4.83，另外2個為4.6。國內專家評定的極嚴重風險因素只有2個，且評估值僅為4.5。這也許是發達國家電子政務建設的時間長，電子文件管理不當的慘痛教訓較多的緣故。
3．電子文件管理標準缺失（1.2）、系統功能缺陷（3.13）、未遷移（3.18）是雙方共同認定的危險程度很高的風險因素。國外專家評估結果表示，“1.2主管部門沒有出臺電子文件真實、完整、可讀的管理辦法、管理標準”排名第一，評估值為4.83，系最嚴重的風險因素；“3.18在系統升級、變換時未遷移電子文件”排名第二，評估值為4.6，是極嚴重風險因素；“3.13電子文件管理系統沒有完整捕獲文件內容、結構或者背景信息的功能”排名第四，評估值為4.3，屬嚴重風險因素。
國內專家對這三個風險因素的評估值均為4.38，并列排名第二，屬于嚴重風險因素。
雙方專家給這三個因素的評估值都大于4.3，排名靠前。這三個因素都和電子文件管理方法的缺失有關。其中，管理標準為電子文件遠離風險指明了關鍵的管理步驟和管理方法；而設計合理的電子文件管理系統則是滿足電子文件管理需求的終極手段，①電子文件管理最終要依賴以軟件系統為中心的綜合性管理方法；②信息系統的頻繁變遷給具有系統依賴性的電子文件的閱讀輸出造成極大的障礙，這是電子文件管理者需要面對的首要難題，遷移是應對該難題的一種解決辦法。中外專家對這三個風險因素危險程度的共同認定，反映了對科學有效的電子文件管理方法的迫切需求，應當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4．國外專家對威脅電子文件可讀性的風險因素的評估值均高于國內專家。除了給3.18打了高分之外，國外專家對另外兩個威脅電子文件可讀性的因素的評估值也明顯高于國內專家。這兩個因素分別是“3.14沒有規定文件的格式”和“3.19未保存生成電子文件的軟硬件”。
5．國內專家對威脅電子文件完整性的風險因素的評估值均高于國外專家
“3.16沒有完善的備份措施”和“3.17文件管理過程中的元數據記錄不全”是威脅電子文件完整性的風險因素。國內專家將最高評估值――4.5給了這兩個因素。而國外專家的評估值并不高，分別為4和3.83。這種差別反映了中外文件管理工作對文件質量的不同追求。相比而言，我國更重視電子文件的完整，而國外更重視可讀和可用。
6．國外專家對自然因素的評估值明顯高于國內專家。在21個風險因素中，有兩個風險因素是與自然因素直接相關，分別是“3.20沒有文檔保管場所安全保護措施”和“3.21沒有針對本地易發天災的防范措施”。國外專家對這兩個風險因素危險等級的評估值分別為4.83和4.4，排名分別為第一和第三；而國內專家的評估值只有4.13和3.88，危險等級排名為第五和第七。
出現這種明顯差異，其原因可能在于9.11事件對于西方發達國家的沖擊。2001年9月11日，紐約世界貿易中心大樓倒塌，位于這座大樓中的許多公司，因為其所有業務數據被毀，無法繼續業務活動，只得申請破產。世界著名的摩根―斯坦利銀行的總部及其數據也毀于這次事件中，但是該銀行采用了數據備份系統，在數英里外的新澤西州的蒂內克保留著備份數據，在重新安裝好硬件系統后，第三天就恢復了營業。③
國內專家給自然因素打低分的理由是，雖然火災、洪水、地震等自然環境風險一旦發生，造成的損失往往是毀滅性的，但是發生的概率比較低，而且風險應對方法比較簡單，比較容易防范。根據以往歷史記錄，這種自然災害造成的風險損失不是很突出。
7．國內專家對法律、體制和資金因素的評估值遠遠高于國外專家。在所有風險因素中，中外專家對“1.1政府電子文件作為正式文件的法律地位尚未得到普遍認同”的評估值差別最大。國外專家的評估值僅為3，排名最后；而國內專家的評估值高達4.13。對電子文件實行科學管理的前提就是承認電子文件作為正式文件的法律地位，即電子文件是電子的真實記錄，是政府行使職能合法、有效的憑證，是政府記憶得以延續的手段。課題組在調研過程中發現，盡管《電子簽名法》頒布，但是現實世界中電子文件的憑證效力仍然備受懷疑，絕大多數單位采用了雙套制、雙軌制作為電子文件管理的解決方案，忽視電子文件的全程管理與長久保存。而沒有單軌制的政府電子文件管理，就不可能有全面的電子政務戰略。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沒有一個發達國家將雙套制、雙軌制作為電子文件管理的解決之道，所有的研究與探索都以電子證據的長久保存與資源共享為目標。國內外評估值的差異恰好反映了我國在電子政務建設尚不夠深入。
與體制相關的因素有三個，分別是“2.1沒有明確的主管部門”、“3.1機構領導很不重視”和“3.3機構內各有關部門、人員文件管理的職責不明確”。國外專家的評估值為3.5、4、3.83，危險程度不高；國內專家的評估值則為4、4.25和4.25，都屬于嚴重風險因素。由此可見發達國家文檔管理的宏觀體制以及機構內部管理體制相對完善。不過，從評估值來看，國外專家也較為認同領導重視的重要性。
無論是開發電子文件管理系統、配置計算機硬件和網絡設施、購買存儲載體，還是系統的維護和更新換代都需要一定的資金投入。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國內外專家對資金因素（3.2）危險等級的判斷也截然不同，國內專家的評估值為4.13，國外專家的評估值僅為3.5。
可見法律、體制、資金都是帶有“中國特色”的風險因素。
8．國外專家對業務人員責任心缺失這一風險因素的評估值高于國內專家。中外專家在“3.4業務人員缺乏責任心”評估值差異也極為明顯，分別為3.38和4.6，分別被判斷為“中度風險因素”和“極嚴重風險因素”，僅次于法律風險的評估差異。也許在法制傳統比較悠久、制度規范相對健全的環境中，人員主觀能動性的重要性便會凸現。
二、第二輪專家評估結果的分析
第一輪調查之后，課題組仔細研究了專家們的評估結果和研究建議，調整了調查問卷的結構，將風險因素按照發生的層面不同劃分為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次，新增了5個分布在宏觀和中觀層面的外部環境因素；在個別問題的描述上也略有改動。
為使本文主題集中，我們仍然以原始的21風險因素作為比較對象。在本輪評估中，大多風險因素的評估值有了變化，不過變化幅度并不是太大，未出現顛覆性的意見，上一輪評估結果中顯示的中外差異仍然存在。由此可見，由于管理體制、信息化水平、觀念等方面的差別，我國的電子文件風險確實與發達國家存在較為明顯的區別。縱向比較，國內專家第二輪評估結果顯示：
1．就總體而言，風險因素的評估值增高。無論是最高值、最低值，還是平均值，第二輪專家評估值都高于第一輪。這說明專家們對電子文件風險的認同度增加了。在某種程度上，這樣的變化肯定了電子文件風險研究的意義和必要性。
2．電子文件管理標準缺失（1.2）的評估值升至第一。“1.2主管部門沒有出臺電子文件真實、完整、可讀的管理辦法、管理標準”由第一輪中的第二攀升到了榜首，評估值增加了0.37，是評估值增幅最大的兩個風險因素之一（另一個是3.4），這再次說明該問題的重要性。隨著美國、歐盟、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家和地區電子文件管理標準的紛紛出臺和推廣應用，相比而言，我國在標準制定與貫徹方面的缺陷愈發令人心焦。
3．法律、體制等軟性風險因素的評估值繼續走高。法律風險因素1.1，體制風險因素2.1、3.1、3.3在本輪調查中的評估值高于第一輪。其中“3.1機構領導很不重視”更是以4.5的得分由“嚴重風險因素”晉升為“極嚴重風險因素”。
4．資金、技術等硬性風險因素的評估值普遍降低。在整體評估值增長的前提下，資金、技術等硬性風險因素的評估值卻呈現下降的趨勢。除了“3.16沒有完善的備份措施”、“3.18在系統升級、變換時未遷移電子文件”這兩個技術因素之外，資金因素3.2及技術因素“3.9未采用嚴格的用戶身份認證技術”、“3.10未定義各類用戶的存取權限或定義不當”、“3.12未采用有效的病毒實時監視軟件”、“3.17文件管理過程中的元數據記錄不全”的評估值均低于第一輪的評估結果，3.3、3.10、3.12更是由“嚴重風險因素”降級為“較嚴重風險因素”。
5．自然風險和保管場所風險的評估值有所增長。自然風險和保管場所風險直接針對的是文件的物質實體，帶來的危害可能是毀滅性的。因此，第二輪調查結果顯示風險因素3.20和3.21的評估值都有所增長。
6．“人本”意識有所增強。“3.4業務人員責任心不強”是在法律風險因素2.3之外評估值增幅最大的另一風險因素，由“中度風險因素”躋身于“較嚴重風險因素”，人員主觀能動性的重要程度在本輪調查中有所提升。
三、對評估結果的綜合分析
中外專家評估結果的異同反映了信息化程度不同的國家在電子文件風險認識上的異同，為我國電子文件管理工作發展方向的確定提供了依據。通過本次專家的評估，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1． 電子文件風險管理是電子文件管理的必要組成。專家評估的結果表明，電子文件風險是客觀存在的。被評估的風險因素中，超過一半的風險因素的危險級別都高于4，負面影響比較顯著。當今社會，危機管理、風險管理已經成為政府管理的常態性工作。將風險管理方法引入電子文件管理領域，是電子文件管理的客觀要求，也是電子政務建設的必要內容。
2．電子文件風險來自多個方面，必須構筑起全方位的應對體系。為中外專家所承認的關鍵風險因素多種多樣。無論是極嚴重、嚴重、較嚴重還是中度風險因素，都有來自多個層次、多個領域的風險因素。為了有效防范和控制風險，提高管理質量，必須構筑起全方位的應對體系，關系到政府機關、主管部門、研究團體、軟件提供商等多種機構，文件生成、處理、管理、利用的各類的管理人員和操作人員，保管場所、信息基礎設施、文件管理業務、系統設計、規范體系、人員素質和觀念等多個方面。
3．克服法律、體制、標準方面的障礙，是我國應對電子文件風險之路上的當務之急。電子管理標準是中外專家公認的極嚴重風險因素。但同時，中外專家對于體制、法律風險因素的評估卻截然不同，中方的評估值遠遠高于外方，而且在得知國外專家評價結果的情況下，在第二輪評估非但沒有降低評估值，反而加大了分值。這個結果真實地反映了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電子文件管理工作的社會條件。
隨著電子政務建設的推進，發達國家紛紛建立電子文件管理標準，并憑借著其堅實的法治傳統，通過軟件的標準認證、標準咨詢服務等手段推動電子文件管理工作。而同樣的路徑在我國未見得能夠起到同樣的效果。這是因為我國法治化、規范化管理基礎較為單薄，而法律、體制的障礙不除，即便標準得以制定，由于欠缺制度上的保障，標準的貫徹實施過程必定充滿艱辛。因此，法律、體制、標準的完善必須齊頭并進。在某種意義上，法律的健全、體制的完善更為重要。
注釋：
① 趙屹，陳曉暉.電子文件管理的終極解決之道.檔案學通訊，2002（2）
② 于麗娟.電子文件管理軟件設計評價標準――DOD5015.2-STD.檔案學通訊，2003（3）
[關鍵詞] 乳腺癌;社區;Gail風險評估模型
[中圖分類號] R655.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721(2009)07(b)-040-02
2007年全球大約46.5萬名婦女死于乳腺癌,另有130萬乳腺癌新發病例,發病率以每年2%的速度遞增[1]。2008年我國衛生部公布統計數據表明,乳腺癌已躍居女性惡性腫瘤的首位,死亡率及其構成在過去30年上升了96%,成為對女性威脅最大的惡性腫瘤[2]。早期發現和早期治療,可有效地降低乳腺癌對婦女健康的威脅。然而,受制于醫療資源和臨床醫學能力,女性乳腺癌的篩查尚無法大面積普及。因此,發展快速、簡單、有效的乳腺癌風險篩查工具成為社區乳腺癌預防的重點。本文旨在評價Gail乳腺癌風險評估模型應用于我國女性的敏感性和特異性。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所有病例選自2003年1月～2008年12月,因乳腺疾患或健康檢查在我院進行乳腺彩超或鉬靶X線片檢查,并經病理診斷證實為乳腺癌的患者,年齡40～75歲共103例患者,平均(52.3±6.8)歲。對照組則選自經乳腺彩超或鉬靶X線片檢查正常的健康體檢女性,年齡40～75歲共317例。兩組間的年齡結構、經濟狀況,職業與文化水平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1.2 調查方法及內容
對所有前來進行乳腺彩超或鉬靶X線攝片的患者及體檢者,按統一的“調查表”對其進行一對一調查,調查內容包括年齡、乳腺疾病史、家族史、初潮年齡、初產年齡、乳腺活檢、種族等因素,其中年齡、乳腺活檢為調查對象5年前情況。
1.3 Gail乳腺癌風險評估模型[3]
模型由NCI與BSABP共同設計論證(根據280 000樣本人群的隨訪研究所確立),為NCCN乳腺癌防治策略采用[4]。模型由7個評估因子共9個條目組成,因子內容[5]包括:年齡、乳腺疾病史、家族史、初潮年齡、初產年齡、乳腺活檢情況、種族。Gail模型可評估個人5年內及終生的乳腺癌發病風險,認為5年內發病風險≥1.67%則為高風險。
1.4 統計分析
將調查資料輸入電腦進行Gail乳腺癌風險模型回顧性評估,應用診斷試驗的方法進行Gail乳腺癌風險模型的敏感性和特異性分析。
2 結果
根據調查對象5年前回顧調查資料,103例乳腺癌患者及317例正常對照組,經Gail乳腺癌風險模型評估后分別有98例及20例為乳腺癌發病高風險。通過對表1資料進行Gail模型應用的診斷試驗評價,可見模型應用于風險評估的靈敏度為0.951(0.910～0.993),特異度為0.937(0.910～0.964),且陽性預測值達到0.831。
3 討論
Gail乳腺癌評估模型是現在臨床醫師最常用的、標準的乳腺癌風險評估模式,是評估患乳腺癌風險的較有效的工具,它主要是基于非可塑性患乳腺癌的風險因素[6]。研究小組使用了1996～2003年美國各地檢查過X線照相術的100多萬婦女的臨床數據評價模型的準確性。研究結果表明,這個模型在風險因素族群中的預測相當的精確。經過5年的后續觀察,患乳腺癌的實測比率為1.40%(629 229例婦女中有8 784例乳腺癌),而通過模型預測的比率為1.41%[7]。
我國的婦女保健體系的資源和臨床醫學能力有限,社區女性乳腺癌的篩查尚無法大面積普及,難于做到社區女性的乳腺癌防治管理。本研究表明,Gail乳腺癌風險評估模型對深圳寶安區女性乳腺癌高風險人群預測敏感性與特異性均較高,可作為本地區篩查發現社區乳腺癌高風險人群的標準之一。基層醫師可以用它(Gail評估模型)來估算1名女子的5年內患乳腺癌的風險,從而有針對性地對重點人群(乳腺癌高風險女性:一般認為5年發病風險≥1.67%)進行干預,以降低乳腺癌發病風險。在社區干預模式中,Gail乳腺癌風險評估模型是一種簡便、快速、有效的篩查評估工具,并能幫助社區婦女更好地了解患乳腺癌發病風險[4]。
該模型在年輕婦女(40～44歲)及亞洲和拉美裔婦女的群體中乳腺癌發病率的預測上略有估計不足[7-9]。本研究采用回顧性調查資料,難免存在回憶偏倚,因此評估Gail乳腺癌風險評估模型大范圍的推廣應用,還有待于立足于社區人群的前瞻性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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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衛生部政府信息公開專題.2008年部分市縣前十位疾病死亡專率及死亡原因構成(女)[OL].moh.省略/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zwgkzt/ptjty/digest2009/T4.htm.2009-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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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Value Engineering；venture capital；cost effectiveness
中圖分類號：F224；F83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6）08-0024-02
0 引言
風險投資是一種高風險高收益的投資形式，主要工作是對經過篩選后的項目標的（通常是一家實體企業）進行注資參股，并在未來通過合適的方式退出獲利。對一個風險投資公司來說，會在數年的投資行為后，管理一個項目池，項目池的凈收益即為所有項目在未來退出后所帶來的收益，減去所有項目運作過程發生的成本。
在風險投資運作過程中，項目收益和項目成本是兩個需要考慮的核心問題。項目收益取決于風險投資公司對項目評估的評估體系、專業能力、市場運氣；項目成本則取決于項目運作中的實施流程、調查方法等。學術界對風險投資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以未來預期收益為導向的項目評估指標體系的分類和評價，忽略了項目評估所實現的功能與投入成本間存在一種可優化的價值關系，適用于價值工程理論的分析范疇。本文旨在應用價值工程探討風險投資項目評估中的成本控制問題，即在滿足必要評估功能的前提下，制定成本優化的項目評估流程。
1 價值工程理論
價值工程是指以最低的總成本（壽命周期成本），在可靠實現產品或作業的必要功能的前提下，通過創造性工作提高產品或作業的價值的科學手段。價值工程中的“價值”是指研究對象所具有的功能與取得該項功能所需的成本之比，這種關系可以用公式V=F/C表達，其中V-價值，F-功能，C-成本。
價值工程的核心是功能分析，通過功能分析甄別必要和冗余的功能，并通過成本優化，提升研究對象的價值。價值工程的基本工作流程包括對象選擇、情報收集、功能分析與功能評價、方案創造、方案實施等。
2 價值工程在風險投資項目評估中的應用
價值工程的主要工作步驟包括功能分析與功能評價、方案改善創新、方案評價及結論。現以國內一家知名風險投資機構的項目運營數據為基礎，引入價值工程方法對該機構項目評估流程進行分析，并在滿足現有功能需求的情況下提出成本優化方案。
2.1 項目評估概況
風險投資的項目評估指對目標企業進行的全方位調查分析，包括行業調查、業務審查、團隊調查、財務調查、法律調查五個功能。
2.2 功能分析和功能評價
由五位風險投資領域的業內專家，按常用的“0-4評分法”對五個功能的重要性進行評分、匯總計算，確定功能重要性系數。功能重要性評分方法見表1，功能重要性系數Fi（F1-F5）計算結果見表2。
風險投資的項目評估分為六個業務環節，分別是資料收集、外圍走訪、進駐項目企業調查、專家智囊評審、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律師事務所合規。現以國內一家知名風險投資公司的項目運營數據為基礎，提取4個項目評估流程作為樣本。每個評估樣本在六個業務環節中均增加了成本，將增加的成本分攤到F1-F5五個功能單元。計算每個功能單元分攤的成本匯總，并以此計算功能成本系數Ci（C1-C5）。如表3所示。
根據以上功能重要性系數和功能成本系數，計算功能價值系數Vi=Fi/Ci。如表4。
價值工程的重點改進對象是功能價值系數小于1的功能單元。如表中所示，F1-F3的價值系數均略大于1，表明功能價值略高；F5的價值系數約等于1，表明目前其功能成本與功能重要性基本匹配。F4的價值系數小于1，且偏離較大，表明其功能偏低或成本偏高，因此提高F4的功能或降低其成本是價值工程的改進方向。
2.3 方案改善
根據上一階段的功能評價，我們確定從財務調查這個方面來對這家國內風險投資公司的項目評估進行成本優化。
按照成熟風險投資機構運作的行規，財務調查主要是外聘第三方會計師事務所進行的審慎調查。然而由于第三方審計機構審計時間長、風控保守，在國內競爭激烈的風險投資市場容易錯失良機，部分國內風險投資機構在實際操作中也采用自建財務調查團隊，而非外聘第三方機構的模式。
對于這家國內風險投資公司，我們建議自建財務調查團隊。這樣一來，可以省去外聘第三方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成本，需要增加團隊建設費用、業務實施費用。在每個項目上需要2名財務盡調人員，負責整理財務報表及分錄、查閱明細賬、納稅資料、資產盤點、重要合同等，并形成報告。
分析自建財務調查團隊為單個項目帶來的成本變化。該風司可長期聘用2名專業財務人員，按照一般薪資標準每年共增加工資支出20萬元；另一方面，該風司一般年份需要進行財務調查的項目數為月均1-2個，取其平均值，按照每年18個需實施項目計算，平均每個項目的自建財務人員支出為1.11萬元。業務實施費用方面，財務調查一般歷時3-5天，按照該風司每人每天1000元的出差費用標準，取天數平均值，2個人員的4天調查差旅費用合計0.8萬元。因此，實施每個項目時，若自建團隊將增加1.91萬元成本。而與此同時，可省去外聘第三方審計機構所需為每個項目支付的5萬元財務調查費。
故得到的結論是：自建財務調查團隊時，每個項目上將節省3.09萬元。
2.4 方案實施與效果
該國內風險投資公司根據選定的改進方案，取消了外聘的第三方會計師事務所，改為長期聘用兩名全職財務人員，并根據其熟練程度調整業務量。在該風險投資公司過去一年進駐企業方評估的22個項目中，僅財務調查一項支出就累計節省70多萬元。
3 結束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