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03 14:4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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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鼓勵企業境外投資
的主要政策措施
建立境外投資法律保障體系。日本政府先后制定了《外資法》、《外匯法》、《境外拓展對策資金貸款制度》、《日本貿易振興機構法》、《境外投資信用保證制度》等法律，將企業境外投資的服務管理機構設置、財稅、金融、保險等政策保障措施用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這些法律明確了各項政策的目標、政策支持的對象和境外投資服務管理機構的職責，確保了境外投資企業的法律地位，規范了境外投資行為，為日本企業開拓國際市場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建立境外投資服務管理機構。除設立境外投資行政管理機構外，日本政府還專門出資建立一批官助民營、官民合營的境外投資中介服務機構。這些中介服務機構主要有日本貿易振興協會、中小企業振興事業團和各種形式的友好協會等。主要職責就是幫助企業提供境外投資可行性調研、境外投資融資保險、境外員工培訓、組織境外考察、舉辦境外投資推薦會等服務。
建立境外投資自由化制度。實行境外投資自由化改革，將《外匯法》和《外資法》作了修訂，不再采用境外投資審批制度，而采用資本交易項目備案制度，資本交易原則上可以自由進行。除極個別涉及軍事、國家安全等領域的投資項目外，境外投資額在1億日元以上需要到銀行備案，1億日元以下的投資項目已經完全自由。日本政府實施一系列境外投資自由化改革，取消了以往境外投資的諸多限制。為企業境外投資的快速發展創造了便利條件。
建立境外投資稅收支持制度。
①采用排除虧損國在外的綜合限額抵免的征稅辦法。在計算綜合抵免限額時，將虧損國的虧損額除外。這樣做實際上是增加了抵免限額，減輕了境外投資企業的稅收負擔。②采用稅收饒讓抵免的征稅辦法。東道國給予日本企業的稅收優惠視為已納稅款，允許從日本國內法人稅中抵扣。并根據稅收條約和締約對方國的國內法，把針對利息、股息和使用費等投資所得的減免額作為抵免對象。③實行境外投資損失準備金制度。就是將直接投資額的一定比例(如特定境外工程經營管理費用的7％)計入準備金，計入準備金的部分免稅。若投資虧損，虧損企業可從準備金中獲得相應補償；若未虧損，準備金累積5年，從第6年起，將準備金分成5份，逐年合并到應稅所得中進行納稅。對境外投資實行虧損準備金制度，實質上是由政府來分擔企業境外投資所面臨的部分風險。這個制度既減輕了境外投資企業的稅收負擔，又給虧損企業以補償，激發了企業境外投資的熱情。
建立境外投資金融保障制度。
設立日本進出口銀行、日本開發銀行等金融機構，為從事境外投資的企業提供融資支持。日本進出口銀行的主要職能是：為日本企業在國外企業中參股投資提供貸款：為日本企業對外國政府或企業提供貸款而給予貸款支持，并為企業在日本境外進行風險經營提供融資支持；為日本企業在境外經營項目所需資金提供貸款等。日本企業境外投資只需拿出相當于投資總額10％的資金，其余部分可向日本進出口銀行、日本開發銀行等政府金融機構申請外匯貸款。此外，中小企業金融公庫、國民生活金融公庫和商工金組合中央公庫三大中小企業政策性金融機構也設有境外投資支持資金，為中小企業開展境外投資提供低利息的特別貸款。日本金融機構給企業境外投資的最高貸款額度為2.5億日元，償還期限最長為15年。日本政府建立的境外投資融資制度，為缺少資金的企業提供了開展境外投資的可能，鼓勵了大批有潛力的新興企業擴大發展空間并走向國際舞臺。
建立海外投資保險支持制度。
日本境外投資保險制度的特點是，以國家輸出信用保險制度為基礎，以政府財政作為理賠后盾，采取單邊保險制度，即不與東道國訂立雙邊投資保護協定為法定前提，日本自然人、法人在國外投資都可以申請保險。境外投資保險的范圍包括外匯險、征收險和戰亂險。其中，外匯險是指東道國政府采取任何措施，限制或禁止外國投資者將其投資本金、利潤和其他合法收入兌換成外幣轉移出東道國境外的風險。征收險是指由于東道國政府實行征收或國有化措施，致使投保者的投資財產受到部分或全部損失的風險。戰亂險是指由于東道國發生戰爭、革命、暴亂、內亂等所導致的投資者財產損失的風險。日本境外投資保險制度規定，若投資者在承保范圍內發生損失，保險人只賠償被保險人90％的損失，其余10％的損失由被保險人自己承擔。保險期限最短3年。最長15年，期滿可以每年延長。日本境外投資保險制度的建立和不斷完善，降低了企業境外投資風險。消除了投資者的后顧之憂，推動了企業境外投資的快速發展。
日本政府鼓勵企業境外投資
的主要特點
投資國別不斷調整變化。戰后以來，日本企業境外投資先從發展中國家開始，然后再進入到發達國家。境外投資的國別和重點，根據國際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不斷調整變化。1970年以前，主要面向北美、歐洲、大洋洲等發達國家投資。20世紀70年代，對亞洲、中南美洲、中近東、非洲等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增長迅速，超過了對發達國家的投資。80－90年代。境外投資的重點從發展中國家轉向發達國家。進入新世紀以來，日本對發達國家的投資逐漸下降，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不斷上升，特別是對中國的投資大幅度上升，但對發達國家的投資仍占較大比重。
投資部門主要以非制造業為主。1951－2004年，日本境外投資中，非制造業投資額占到65.3％，制造業投資額僅為31.2％。非制造業境外投資主要以金融保險、房地產、商業、礦產資源等產業為主。其中，1951－1980年非制造業境外投資主要以礦產業、商業和金融保險業投資為主，分別占投資總額的35.7％、16.9％和12.8％。制造業境外投資主要以電氣機械工業、運輸機械工業、化學工業、鋼鐵有色金屬工業、木材加工工業、紡織工業等產業為主。
投資方式在不同時期有所不同。20世紀80年代以前，日本境外投資主要采取在國外新建企業，將國
內的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移植到國外。80年代以來，日本金融資本逐漸增強，境外投資主要采取兼并收購外國企業尤其是發達國家企業為主，曾一度出現并購美國企業。就股權投資而言，日本對發達國家投資主要以獨資方式為主，對發展中國家投資主要以合資方式為主。對發達國家采取獨資方式投資。主要是為了控制產品和服務的質量，保持生產和市場的靈活性。對發展中國家采取合資方式投資，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對外資的控股比例限制較嚴，采取合資方式便于融入當地社會，利用當地優惠政策。
投資動機在不同階段也有不同重點。20世紀70年代以前，戰后恢復重建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和先進技術，日本境外投資主要以獲取國外自然資源和國際先進技術、先進管理經驗為主。70年代，環境公害加劇，境外投資主要側重于把環境公害大的產業轉移到國外。80年代，日本企業國際競爭能力顯著提高，與歐美主要貿易伙伴的貿易摩擦加劇，境外投資主要側重于規避貿易壁壘、鞏固擴大國際市場份額。進入90年代，日本汽車、鋼鐵、家電、機械等產業產能嚴重過剩，日本通過擴大境外投資轉移過剩產能，調整國內產業結構，拓展國際市場。21世紀以來，日本政府把支持企業境外投資作為推進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發展戰略，進一步調整優化了境外投資策略。一是繼續加大對歐美發達國家的投資，擴大歐洲統一大市場和北美自由貿易區內部的市場份額：二是加大對亞洲尤其是東亞各國的投資，以控制東亞經濟區的內部市場，確立東亞經濟集團的霸主地位。
投資主體有各類大中小企業、境外日資企業再投資等多元成分構成。日本境外投資是政府基金、大中小企業結合的群體型投資主體。為提高競爭能力，日本的綜合商社、工業企業、金融企業之間相互聯合，結成三位一體而又自成體系的境外投資主體。集貿易、金融、信息、技術開發等為一體的三菱商事、三井物產、住友商事等大型綜合商社和一些大型制造企業集團、跨國銀行集團是日本對發達國家投資的主體力量。中小企業則主要面向發展中國家投資。日本的大企業還與中小企業相互聯合，大企業向中小企業提供技術、信息、資金支持，中小企業為大企業生產配套零部件，共同到境外投資，形成相互補充的境外投資企業群體。同時，海外日資企業也是日本境外投資的重要力量。據調查，僅1993年，境外日資企業利潤再投資就達到129億美元，超過日本當年境外投資總額的111億美元。境外日本企業再投資主要集中在經營環境較好、經營效益較高的國家和地區。境外日資企業再投資除在當地法人所在國家或地區投資外，還向第三國或地區投資設立孫公司。
日本政府鼓勵企業境外投資
對浙江的啟示
適時研究制定浙江境外投資總體戰略。當前，浙江企業境外投資步伐不斷加快，發展勢頭很好，在投資規模和企業數量方面都已住居全國前列，成為中國企業境外投資的一支重要力量。但由于種種原因，不少企業境外投資還缺乏戰略意識，存在憑直覺決策的現象。這就需要從省級層面加強對境外投資的調查研究，加強規劃引導，加強宏觀指導，減少浙江企業境外投資的盲目性、隨機性，增強主動性、前瞻性、實效性。要適時研究制定浙江境外投資總體規劃，編制境外投資產業導向目錄，引導企業遵照產業導向目錄投資。要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適時對浙江境外投資作出總體部署，明確境外投資的戰略目標、戰略實施步驟、政策保障措施，在全國率先作些探索實踐，為國家制定境外投資政策積累經驗。
進一步完善境外投資法規保障體系。當前，我國境外投資的法律政策主要散見在有關的內部文件之中，尚沒有建立系統的法律體系。作為改革開放先行地區的浙江，要根據企業“走出去”的現實需要。加強對境外投資政策法規建設的探索實踐。①充分用好現有政策法規。②加強地方性境外投資法規建設。③繼續加強與有關國家省市簽訂友好協議。
進一步完善境外投資服務管理體系。當前，浙江境外投資服務管理機構還沒有完全建立。境內服務管理機構職能分散在不同部門。要積極順應浙江海外投資快速發展的需求，適時完善境外投資服務管理體系。①完善行政管理體系。②建立中介服務機構。③在境外建立服務管理機構。④建立網上信息服務平臺。⑤積極爭取駐外使(領)館的支持。⑥充分發揮海外華人的作用。
進一步完善境外投資政策保障體系。運用財稅、金融、保險等政策支持企業境外投資是各國各地區的普遍做法。特別是對正處在起步推進階段的浙江境外投資企業來說，更離不開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①設立境外投資專項基金。可以由政府和境外投資企業聯合出資設立，支持境外投資項目可行性調查、境外投資技術人員培訓等。②加強金融保障。完善境外投資金融支持政策：加大金融支持力度，設立境外投資專項貸款制度，擴大信貸規模，提高信貸比例。③制定財稅支持政策。可以參照日本的做法，在關稅、所得稅、增值稅等方面給予優惠，采取排除虧損國在外的綜合限額抵免、稅收饒讓抵免和建立境外投資損失準備金制度等稅收支持措施。④建立境外投資保險制度。企業境外投資風險比國內要大，除一般性的風險外，還可能遇到來自政治方面的風險。要建立境外投資保險機構，完善境外投資保險制度，將戰爭險、外匯險、征用險、違約險納入保險范圍。降低企業境外投資風險。
大力培育浙江企業核心競爭能力。①著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增強自主創新意識。加大技術創新投入，加強技術創新平臺建設，創新經營理念，提高技術創新、管理創新、經營模式創新能力。②加強跨國經營人才培養。加強國際商務、國際投資實務等方面的人才培養，造就一支能夠擔當浙江企業開拓國際市場重任的高水平的跨國經營管理人才隊伍。③實施差異化發展。學會從競爭對手和市場空缺中尋找機會，進入能夠發揮自身比較優勢的領域，走“專、精、特、新”發展之路，建立并強化浙江企業的比較優勢。④加強品牌建設。品牌競爭力是企業最為持久的核心競爭力。要大力創建自主品牌。提高浙江產品的科技含量、文化內涵、服務質量等附加值。⑤加強企業聯合。充分利用工業企業的生產規模和研發實力優勢、外貿企業的市場信息和銷售網絡優勢、金融企業的融資能力優勢，鼓勵境外投資企業以參股、聯營、兼并、收購等形式，組建集資本、技術、生產、貿易為一體的綜合性的跨國投資企業集團，提高浙江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
加強境外投資國別、行業、方式的調研和選擇。世界各國優勢資源、消費結構、文化習俗、法律制度各不相同，對待外資的政策態度也各不相同。加強對投資國別、行業、方式的調研和選擇，有利于提高境外投資的成功率。要按照梯隊結構
廣州企業參加對外直接投資統計的方法及作用？
答:廣州企業凡在國外及港澳臺地區以現金、實物、無形資產等方式投資，開辦企業的，均應參加對外投資直接統計。
方法：廣州國內企業被批準開辦境外企業，取得《境外投資企業批準證書》后，國內投資主體需登錄商務部網站的“對外經濟貿易合作局”子網站，申請開立電子賬戶和電子鑰匙，然后登錄指南，進入對外直接投資統計系統進行報送統計數據、審核、匯總、打印統計報表等操作。請登陸網址（省略/invest/index.htm），可詳細了解“中國對外經濟合作指南――電子鑰匙申請流程”的具體步驟。
作用:該統計系統根據境內投資主體、境外企業所屬的地區、行業、投資類型、投資方式等對企業報送的月報和年報數據進行分類匯總，形成滿足不同需求的報表，供企業打印。同時，除進行日常統計數據處理外，還設立了系統使用指南、業務資料、公告欄、留言板幾個板塊，供系統用戶共享統計學習資料、交流工作經驗使用。
參加境外投資聯合年檢及綜合績效評價的方法、等級、作用及罰則有哪些？
答:根據《境外投資聯合年檢暫行辦法》（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國家外匯管理局令2002年第32號）和《關于印發（試行）的通知》（外經貿合發[2002]523號）規定，要求各境外企業通過其投資主體參加年檢，并由地方外經貿主管部門和外匯管理局負責對所屬企業的境外投資進行綜合績效評價。
方法：
⒈從廣州市外經貿局網站下載年檢報告書（廣州市外經貿局根據上級的有關要求，每年在局政府網站通知欄中該項工作的通知，敬請留意）；
⒉如實填寫年檢報告書；
⒊以文本形式報送市外經貿局，同時送省外匯管理局（另報軟盤）；
⒋市外經貿局根據企業報送材料，利用“境外投資綜合績效評價系統軟件”對各境外企業進行初步評價后，上報省外經貿廳；
⒌省外經貿廳和省外匯管理局根據企業報送材料和市外經貿局給予的初步評價，利用“境外投資綜合績效評價系統軟件”對各境外企業進行綜合評價，并確定評價的等級。
等級：境外投資綜合績效評價的結果將作為境外企業進行年檢的一項重要內容，在年檢中使用。年檢結果分為三個等級。
⒈年檢結果為一級的，可優先享受國家關于境外投資有關優惠扶持政策，有關部門在其外匯、海關、稅收、人員出入境等方面優先辦理手續；
⒉年檢結果為二級的，不享受有關優惠扶持政策；
⒊年檢結果為三級的，不享受有關優惠扶持政策，并給予投資主體一年的整改期，如下一年的年檢結果仍為三級的，則投資主體一年內不得從事新的境外投資活動。
作用：建立境外投資年檢和績效評價體系，是我國加強境外投資宏觀管理的需要，主要用于我國國際收支狀況、行業狀況、對外經貿關系狀況的預警，為制訂境外投資促進、保障、服務的有關政策法規提供科學依據，引導企業選擇投資方向和投資領域。請各企業安排專人負責，切實做好材料的收集和報送工作。
罰則:對不申報年檢的，外經貿部門和有關部門采取以下措施：
⒈暫不受理該投資主體境外投資購、付匯及對外擔保等申請；
⒉不受理投資新設境外企業的申請；
⒊不受理駐外人員派出的申請。
境外企業、機構和人員如何做好安全保護工作？
答:建立境外項目安全風險評估制度。企業承接境外商業性項目，在做項目評估時，都應建立安全評估制度。根據所在國及地區的情況，將境外項目的安全狀況區分為不同等級，安全風險應作為決策的重要依據。確定選擇的項目，必須制定充分的安全保護措施，實施分類管理。對于政府援建項目，應由政府有關部門商承辦企業對受援國安全環境進行評估。針對安全風險的不同情況，要求當地政府及警方做好相應的安全保衛工作。
建立、健全應急處置機制。境外中資企業與機構要根據形勢逐步建立和完善應急處置機制，并報我國駐當地使領館。應急工作預案要盡量細致，操作性強。一旦發生突發事件后，應立即向我國駐當地使領館、國內主管部門、國內母公司報告，并啟動應急處置機制。
處理好與當地各方面的關系。針對可能涉及所在國就業和經濟利益的項目，要慎重決策，防止陷入當地利益沖突。我國企業和人員要加強與當地有關部門、社會團體及其他方面的聯系和溝通，注意對外宣傳，注重社會公益事業，盡量避免或減少矛盾。
改變傳統的企業經營管理模式。對于安全問題突出的國家和地區的項目，我國企業應充分發揮我國技術和管理優勢，推進項目經營本地化，通過采取當地分包等方式在幫助解決當地就業的同時，降低人員風險。
保證必要的安全投入。在駐外員工工作、生活區域設置必要的安全保衛設施，如圍墻、柵欄、電網、警報系統等，雇傭確實有防護能力的當地保安，必要時聘請武裝軍警。在組織實施項目時確保安全保衛、通訊設備、交通車輛等必要的安全投入及時到位。
將安全成本納入項目預算。境外中資企業與機構要對境外項目進行安全成本核算，將安全成本納入項目預算。要逐步推行符合國際慣例的合同條款，將安全保障條款納入安全問題突出的國家和地區項目協議或合同，把安全投入成本納入境外承包項目預算中。
為外派人員購買境外人身意外傷害等保險。各派出企業必須為外派人員購買境外人身意外傷害等保險，提高境外機構和人員的抗風險能力。
加強對境外安全事件的索賠工作。駐外使領館應積極協助我國境外中資企業、機構和人員在遭受突發安全侵害后向所在國索賠，爭取獲得合理賠償。
建立、健全內部防范機制。各地區、各有關部門要抓緊建立有效的境外安全風險預警機制，及時發出危險警告或警報；指導我國境外中資企業、機構完善內部安全防范措施，開展經常性檢查，及時發現并解決安全保護方面存在的隱患和薄弱環節。
有關問題歡迎咨詢廣州市外經貿局對外經濟合作處，電話：020-88902836/88902522。
如何報送境外投資意向？
答:在我國境內依法登記注冊并具有法人資格的有對外投資意向的經濟實體可從廣州市外經貿局政府網站（gzboftec.省略）對外經濟合作專題信息欄目下載“企業境外投資意向登記表”，按要求如實填寫、加蓋企業簽章并附所需材料后，報送廣州市外經貿局對外經濟合作處，廣州市外經貿局安排在局政府網站上宣傳，并通過境外考察、經貿洽談會、“走出去”沙龍系列活動等形式向國（境）外有關機構和企業推介。
企業在“走出去”中要注意的問題？
答:企業在“走出去”中應該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注意樹立良好的經營理念。“走出去”企業參與國際競爭，不但表現自身價值和形象，也體現著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精神，企業肩負的責任更重，所考慮的問題比在國內更多。因此，企業不但要樹立“以市場為導向、以貿易為先導、以效益為中心”和“守約、保質、薄利、重義”的經營理念，更要處理好各方利益關系，尋求合作雙贏、共同發展，與東道國各個方面和諧共處，共同創造社會價值，這是企業開展跨國經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
大力培育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所謂核心競爭力，是指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形成的不易被競爭對手效仿的、能帶來超額利潤的獨特能力。這種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企業的命運。企業在成長發展初期，一般來講，多數會采用低成本的“貼牌”生產，但隨著企業的發展，這種“拿來主義”必須與自主創新相結合，大力培育企業核心競爭力，著重打造自身的競爭優勢：一是成本優勢，二是技術優勢，三是文化優勢。成本優勢可以幫助企業在競爭中搶占先機。技術優勢關鍵在于不可模仿的核心技術。文化優勢是對公司的最終產品或服務價值有重要貢獻，支持企業多種最終產品或服務的那種能力。
高盛指出，境外資本參與度如此之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在市場準入上所面臨的困境，離岸投資者受限于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計劃等渠道的資金配額，束手束腳。不過變化正在悄然發生。過去兩年來，中國國內債券市場開放出現重大進展，2016年允許境外機構投資者直接進入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以及今年5月中國人民銀行和香港金融管理局聯合批準“債券通”計劃，都是例證。
對于機構投資者來說，將中國國內債券納入全球債券指數將是關鍵性的里程碑。高盛預計，將中國國內債券納入全球指數的舉措可能將在2018到2020年間分階段逐步完成，期間或將有高達2500億美元的境外資本流入中國債市，可能會大大減輕中國的資本外流壓力，甚至導致資金流向的反轉。
Q1：中國國內債券市場到底有多大？
目前中國債市已經以59萬億人民幣（約合8.5萬億美元）流通債券位居世界第三，但相對于中國GDP總量僅占到77%，不及馬來西亞、泰國等亞洲新興市場國家，更是遠低于日本、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的占比水平（圖一）。
而公司債券市場已占到社會融資規模的11%（一季度末），遠高于2007年末的1.8%，但銀行貸款仍然是非政府借貸方的主要融資渠道，債市僅占到公司部門信貸來源的很小部分（圖二）。
中國債市在政府債、金融債和公司債之間的比例分割較為平均，各占整個債市規模的約三分之一；但深入分析后就會發現，近93%的流通債券仍然是由與政府相關的發行方發行。金融債當中，最大的發行方為政策銀行（國家開發銀行、農業發展銀行、中國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其余大部分也來自于中央政府作為主要控股方的四大商業銀行。公司債當中，高盛預計截至一季度末，有近87%的流通債券是由國有企業發行。
Q2：誰在持有中國國內債券？
銀行是中國國內債券的最大持有者。雖然中國債市規模增長迅速，大部分債券仍集中在少數持有者手中。根據中國債券信息網統計數據（高盛預計該網站覆蓋約80%的中國債市）顯示，至一季度末，約56%的中國國內債券由商業銀行持有。2007年末，商業銀行持有的債券約占中國債市規模的59%，所以在過去十年中這一比例未有明顯改變。
若將目光轉向政府債券持有情況，就會這一傾向更加嚴重。G20國家當中銀行持有的政府債券占比平均不到20%，而中國的銀行持有政府債券的比率則高達68%（圖三）。在高盛看來，這說明中國債市還沒有起到“金融脫媒”的作用，大部分債券仍然由商業銀行持有，資金供給仍未能繞開商業銀行體系。
相比之下，公司債則開始脫離商業銀行，向基金機構轉移。2007年末，商業銀行持有近45%的公司債，而基金機構持有比例僅為8%；到2017年一季度末，商業銀行持有比例已降至18%，而基金機構持有比例則增長至47%，躍升成為公司債的最大持有者（圖四）。高盛認為這是可喜的進展，反映出越來越多的儲蓄散戶正將銀行賬戶當中的存款轉投基金機構。
從其他市場構成來看，中國國內投資者在投資多元化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養老金的入市步伐。隨著中國金融業不斷成熟，可供選擇的保值投資選項日益增多（例如公募基金，共同信托基金以及財富管理產品），高盛相信將會有充足的國內債券需求，促使中國國內投資組合進一步多元化。
到一季度末，境外投資者持有的中國國內債券總額約為8300億元人民幣，占整個債市規模的1.4%；截至2016年9月底，中國政府債券的境外持有量僅為3.7%，遠低于亞洲地區的其他國家。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官方外匯儲備貨幣構成（COFER）數據顯示，截止2016年末，境外官方持有的人民幣資產約占中國GDP的0.8%左右（圖五）。若境外投資者的參與度追趕上日本或澳大利亞的水平，約占到GDP總量的10%到20%，將意味著未來十年中會有超過1萬億美元的固定收益投資流向中國債市，對于境外投資者來說將會是一個巨大的機遇。
Q3：如何看待中國債市發展前景？
高盛預計，到2027年中國債市規模將達到229萬億人民幣，相當于GDP總量的134%。作槎員齲目前中國債市規模為59萬億人民幣，相當于GDP總量的77%。也就是說，十年后中國債市流通市值將是當前規模的3.88倍。
高盛預計未來十年中國官方財政赤字在GDP總量中占比約為3.5%。隱含的財政資金需求總額約為48萬億元人民幣，其中65%將通過發行國債募集。這表明國債凈發行量約為31萬億元，意味著國債市場總規模將從2016年底的12萬億人民幣增加到2027年的43萬億人民幣。
隨著財政部進一步緊抓解決地方政府債務問題，高盛預計未來十年共計6萬億人民幣的非債券借貸將被轉換為地方公債，再加上政策銀行發行債券，預計到2027年政策債券和地方公債總額將達到126萬億人民幣。
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和金融狀況收緊，使得高盛預計公司債和金融債增長率到2027年將減速至10%（圖六），稍高于GDP名義增長。據此高盛預計私有部門債券總量將在2027年達到60萬億人民幣，其中流通公司債42萬億人民幣，金融債18萬億人民幣。
Q4：中國債券是如何交易的？
中國國內債券共有三個交易渠道：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CIBM），證券交易所，以及場外交易（over-the-counter， OTC）市場。每個渠道都有各自的限制，并非所有種類的債券都可在全部三個渠道進行交易：
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CIBM）：大約83%的債券均在銀行間債券市場注冊交易（圖七）。由于銀行是中國國內債券最大的持有者，銀行間債券市場的交易量也要遠超其他兩個渠道。中國人民銀行2015年7月放寬監管，允許外國央行、超國體和財富基金進入CIBM，2016年2月監管又進一步放松，允許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進入該市場。CIBM上可以交易各種各樣的產品，包括政府債券，中央銀行債券，政策銀行債券，金融債券，企業債券，中期票據和商業票據。
證券交易所：截至2017年3月底，15.5%的債券在證券交易所注冊交易。可供交易的債券差頻包括政府債券，企業債券，中期票據和公司債券。在過去幾年當中，交易所的債券交易量依托公司債規模的快速增長，得到大幅提高。2010年僅有不到5%的債券在交易所上進行交易，而如今這一數字已經翻了三番（圖八）。
場外交易（over-the-counter， OTC） ： 僅有約0.3%的流通債券在OTC市場注冊交易。OTC市場允許銀行可以直接與非銀投資者交易債券，但OTC市場上允許交易的債券種類僅限政府債券，政策銀行債券和企業債券。近年來OTC市場上的債券交易量日益減少，高盛認為究其原因還是因為CIBM市場的逐步開放，允許更大范圍的投資者進入銀行間市場。
Q5：目前境外投資者可以通過哪些渠道進入中國債市？
目前境外投資者有三種途徑進入中國債市：QFII、RQFII和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CIBM）注冊。第四種途徑，即“債券通”計劃，已正式宣布但還未投入運作。在去年2月CIBM渠道開放之前，大部分境外投資者只能通過申請QFII或RQFII額度，進入銀行間債券市場或證券交易所進行交易：
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 2002年QFII項目正式投入運作，允許合格境外投資者進入國內證券市場。若要獲得QFII資格，境外投資者首先需要向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申請，并經中國證監會核準后，向國家外匯管理局登記。除財富基金和外國中央銀行以外的投資者，基于投資者總資產（AUM）的一定比例均面臨投資配額（圖九）。額外的配額可以向外管局進行申請。在以美元計價的配額內，投資者可以把在岸美元兌換成人民幣，然后便可在交易所上交易股票或債券，或者在中國人民銀行注冊后投資銀行間債券市場。以前曾有規定最多允許50%的配額投資于債券，但在2016年這一規定得到放寬。
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 與QFII類似，要獲得RQFII資質的境外投資者也需要向中國證監會提出申請，并在外管局進行登記。有一點不同是投資配額的計價單位是人民幣。一旦配額下發，境外投資者需要在離岸市場購得人民幣，再將人民幣匯入中國境內，其后他們便可對交易所或銀行間債券市場進行交易。在高盛看來，RQFII市場的發展反映出了中國政府開拓離岸人民幣市場的渴望。（圖十）
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CIBM）： 自2016年2月開始，境外機構投資者便可在中國人民銀行注冊登記，于在岸現金債券市場中進行交易。一旦當地保管人獲得了中國人民銀行的注冊許可，他們將開設一個中國外匯交易系統（CFETS）賬戶和一個清算賬戶。中國境內有兩個主要的清算所，上海清算所用于清算商業票據和中期票據，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CCDC）用于結算政府債券和政策銀行債券。（圖十一）
Q6：內地香港開通“債券通”有何影響？
2017年5月16日，中國人民銀行和香港金融管理局聯合聲明批準“債券通”項目的設立。類似于此前設立的“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將通過香港證券交易所，向境外投資者打開中國國內債券市場的大門。（圖十二）
市場預期“債券通”最早將于今年7月開始運作。雖然譬如具體交易流程、利率/匯率對沖可行性和具體哪些境外投資者可以使用該渠道等方面的具體信息仍有待公布，但高盛認為“債券通”的運行將對中國債市影響深遠，并加速中國債市計入全球債券指數的步伐。
目前已知的是，初期先開通的是“北向通”，即只允許香港和其他境外投資者投資于中國內地銀行間債券市場。與“滬港通”、“深港通”不同的是，“債券通”將不限制每日買賣債券的額度。“債券通”還將提供CIBM市場的準入，使得境外投資者可以通過“債券通”直接交易近八成的中國國內債券市場。
在“債券通”項目下，境外投資者的直接清算對象將是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管轄下的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CMU）。在高盛看來，這是“債券通”計劃與前述CIBM注冊渠道相比的一個重要優勢，境外投資者將不再需要大陸境內的保管人代為清算，減輕境外投資人在清算流程當中所面臨的障礙。
Q7：關鍵性的全球債券指數有哪些？
高盛指出三大主要全球債券指數：摩根大通GBI-EM全球多元化指數（JMP GBI-EM Global Diversified）、花旗WGBI指擔Citi WGBI）、彭博巴克萊全球聚合指數（Bloomberg Barclays Global Aggregate）。高盛預計，若中國債市被納入這三個指數，將會有約2500億美元指數資金流入中國債市，具體為GBI-EM的200億美元，全球聚合指數的1000億美元和WGBI的1200億美元（圖十三）。
中國債市被納入這些指數的時機，將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國政府何時能夠解決市場準入，資金回流，稅收和流動性方面的障礙。 高盛認為這可能會在2018年到2020年之間發生，在今年年內發生的可能性比較低。
Q8：納入全球指數的有利和不利因素有哪些？
有利因素：
隨著2016年2月放開境外投資者的CIBM準入，境外投資者已經不再受到投資配額的限制。
在過去兩年中，中國政府持續施行債券市場自由化政策。
全球投資者正尋求資產配置多元化。
納入全球指數有利于緩解中國面臨的資本外流壓力。
中國政府債券目前仍大部分由商業銀行持有，納入全球指數將使得更多投資者進入市場，使得整個中國債市變得更加高效。
不利因素：
注冊登記/ 市場準入流程的繁雜冗長仍然對境外投資者構成挑戰。
各個全球指數對于“準入門檻”的定義不同且較為模糊，可能會在評判納入資格時造成問題。
雖然中國政府允許在CIBM注冊過的境外投資者通過在岸外匯遠期合約進行對沖操作，但絕大多數境外投資者并未設立合約；在岸保管人所使用的外匯遠期交易規則（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NAFMII）與境外投資者熟悉的規則（國際掉期與衍生工具協會，ISDA）也不盡相同。
最新發行（on-the-run）的債券每天的成交量都很大，流通性充足，而此前發行（off-the-run）的債券成交量則小很多，流動性仍然存疑。大部分債券集中持有在當地的大型銀行手上，做市流程不如其他市場發展得那么完善。
雖然CIBM規則中并未限制資本回流，但由于中國外管局自去年下半年開始收緊資本控制，造成境外投資者對能否順利回收資本的相關擔憂。
目前中國政府債券的清算條例規定，清算必須在T+1日內完成，境外投資者必須在執行交易前，向在岸保管人賬戶上存有充足的現金；由于目前第三方兌匯結算不被允許，在債券拍賣過后，匯兌清算的參考匯率也直接由保管人決定。境外投資者將更愿意看到T+2日乃至更長的寬松清算期限，這樣便可以在交易完成后將恰好數額的資金匯入在岸賬戶，減少兌匯損失。納入第三方兌匯結算也將是境外投資者希望看到的選項。
Q9：目前有哪些對沖工具可供境外投資者使用？
Q10：開放債券市場對于改善中國資本外流的狀況有多大幫助？
在高盛看來，盡管人民幣被加入特別提款權（SDR）一籃子貨幣，且中國國內債券市場自2015年以來對全球央行投資者已大致開放，但來自這些境外官方投資者的反應仍相對低迷。
全球央行持有的人民幣資產約為850億美元，約占全球央行（除中國人民銀行外）管理資產總規模的1.1%，遠低于部分經濟體量更小的貨幣，如英鎊（4.4%）、加元（2.0%）、澳元（2.0%）（圖十五）。
今年年初以恚隨著美元指數持續走軟，以及中國外管局進一步收緊資本項目外匯管制，資本外流速度由2016年的平均550億美元/月，放緩至目前的美元150億美元/月左右（圖十六）。
高盛認為，若該趨勢保持下去，且如上文所述，中國國內債券市場被納入全球指數，帶來2500億美元左右的境外資金流入，可能會大大減輕中國的資本外流壓力，甚至導致資金流向的反轉。人民幣或將由此迎來一波強勁的升值壓力，全球債券指數資金的流入越快，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就越強。
關鍵詞：證券 投資 研究
1、境內個人開展境外證券投資的意義及可行性
建立個人投資者境外證券投資制度是當前深化經濟和金融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對于開辟境內投資者的新投資渠道、配合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改革的實施、分散和化解國內金融風險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和積極作用。當前建立個人境外證券投資制度，是水到渠成的。
一是經濟發展水平決定我國具備了資本輸出的基礎經濟條件。根據聯合國數字，當前我國的人均GDP已接近3000美元，部分城市甚至超過5000美元。按照英國國際投資領域專家約翰?鄧寧的“經濟發展四段論”，我國經濟發展水平整體上接近第三至第四階段，符合“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增長，開始有對外投資流出，但跨境直接投資仍為凈流入，直接投資流出上升金額和速度快于流入”的特征，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應當也已具備了資本輸出的基礎經濟條件，可以進入全面、高速發展的階段。二是高額的外匯儲備為發展境內個人境外直接投資提供了充足的資金支持。發展境內個人境外證券投資，將官方資本輸出轉化為境內個人通過市場機制的資本輸出，提高外匯資產的利用效率。同時，增強民間持有外匯的意愿，實現“藏匯于民”，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三是建立個人境外證券投資制度，與推進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和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等重要改革相配合，協同推進。當前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進程會加快，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已開始提上改革議程。這兩項改革的順利推進離不開國內個人投資者的積極參與，而且其改革的紅利也應讓廣大的國內個人投資者分享。四是有利于規范并促進直接投資項下有序的資本跨境流動。長期以來，我國境外投資管理體制對境內個人境外證券投資一直未予政策認可，制度的缺失迫使確有投資需求和投資能力的境內個人通過多種灰色渠道開展境外證券投資，游離于境外投資管理和統計之外。建立規范化的個人境外證券投資渠道，既有利于加強對個人項下跨境資本流動管理，也有利于維護個人境外投資的合法權益。五是這項制度推出和實施后，將使國內個人投資者獲得一種合理合法的新投資渠道，這既可分散投資風險，又可獲得較好的投資收益，彌補境內個人現有理財產品和投資渠道的缺陷，獲得更多理財工具。
2、境內個人境外證券投資現狀及投資需求
2.1、境內個人境外證券投資渠道有限
現行外匯政策框架下，境內個人購買境外上市公司股票只能通過以下渠道：一是QDII形式，即通過銀行、基金管理公司等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ualifiedDomesticInstitutionalInvestors）進行境外固定收益類、權益類等金融投資；二是特殊目的公司，即個人通過設立特殊目的公司（SpecialPurposeVehicle）設立境內融資平臺，通過反向并購、股權置換、可轉債的資本運作方式在國際資本市場上從事各類股權融資活動，利用境外融資滿足企業發展的資金需要；三是個人通過所屬公司或境內機構參與境外上市公司員工持股計劃、認股股權計劃；四是將個人財產轉移境外后進行投資。
通過設立特殊目的公司、員工持股計劃及境外財產轉移等進行的境外投資須經外管局審批，控制較嚴，總量也十分有限。當前境內個人購買境外上市公司股票，主要通過QDII形式購買基金公司的開放式基金來進行。但是目前QDII的投資額度依然偏小，業務發展緩慢。國內資本市場的QDII業務，在2006年開始起航。從實際看，國內基金管理公司方面，截至2012年末，共有32家基金管理公司獲得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業務資格，71只QDII基金成立（華安的首只清盤，現存70只），資產凈值約632億元人民幣。從當前基金公司QDII業務的發展現狀看，并不能滿足個人境外證券投資需求：一是QDII基金投資者投資回報不佳，QDII基金都遭遇到贖回現象；二境內銀行及基金公司國際投資經驗不足，風險管理薄弱，QDII產品同質化現象普遍，缺乏核心競爭力；三是QDII產品本身對投資者而言缺乏自主投資決策權。
2.2、“灰色地帶”的個人境外證券投資大量存在
據了解，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對自然人參與本國股市交易沒有嚴格的限制，一些境外券商和境內理財機構便利用這一點，大肆招攬境內居民參與境外股票交易。根據香港交易所刊發的《現貨市場交易研究調查》，過去十年，中國內地投資者在港股市場的交易額復合年增長率高達47%，遠高于其他類型投資者。盡管不被允許，但仍有境外許多基金、證券經營及理財機構（以下統稱境外券商），開辦了中國居民個人買賣境外上市股票業務。其運作流程是：境外券商利用在大陸開設的辦事處，暗中進行業務宣傳，拉攏境內居民個人投資境外證券市場；辦事處為申請開戶的境內居民審核資料并郵寄出境，境外券商再通過電話與境內居民核對個人信息無誤后，代客戶開立證券交易系列賬戶，并將賬號和密碼以電子郵件方式告知客戶；客戶根據收到的信息，以學費、生活費等“合理”理由購付匯，將外匯資金匯往境外證券交易資金戶；客戶在網上自行下載證券交易軟件后，即可委托境外券商買賣股票或者利用軟件自助委托從事股票買賣；客戶利用在中資銀行申辦的“一卡通”信用卡（如招商銀行“兩地一卡通”），即可辦理銀證轉賬，并通過網上操作，簡捷地將投資款及收益匯回國內。
還有部分境內個人通過多種渠道將資金轉移境外后進行證券投資，主要渠道：一是多次分拆。利用個人年度5萬美元以內購匯及匯出資金只需提供身份證的個人外匯管理政策，通過多次分拆，陸續將資金匯出，將支出申報為“境外旅行”、“出國留學”、“探親”等；二是通過地下錢莊流入流出；三是通過攜帶外幣現鈔實現資金流入、流出。
3、開放個人境外證券投資風險分析
3.1、影響國內宏觀經濟風險
一是可能對我國宏觀經濟帶來沖擊。2013年以來，國際證券市場的收益狀況要優于國內證券市場，美國市場不斷創出新高，日本市場上漲超過20%，歐洲市場雖然經歷了塞浦路斯危機，但回報率依然接近6%，而我國證券市場表現平淡。而且長期以來我國對境內個人證券投資基本限制，一旦渠道暢通，可能形成部分個人長期積聚需求的集中釋放，資本的大量外流，可能會引致外匯收支出現逆差，勢必對我國的宏觀經濟帶來一定的沖擊。二是增加我國調控人民幣匯率難度。由于境內個人對外投資，一定規模的境內個人資本積累于國外，但當國內匯率存在較為明顯波動趨勢時，由于資本的趨利性，這些資本就會順勢而動，增加我國調控人民幣匯率的難度。三是在一定程度上給我國實體經濟帶來影響。我國的實體經濟中，相當部分源于個人出資，實體經濟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個人資本的持續支持。但當境外直接投資政策開放后，將引起境內個人資本分流，從而減弱對國內實體經濟的投資支持力度，從而削弱國內實體經濟的發展。四是一定程度上影響國內金融市場。境內個人為獲取投資收益，將一定資金用于炒股，購買國庫券，購買銀行理財產品，購買保險等投資項目，當個人境外證券投資放開后，面對境外更好的投資機會，一部分個人資金會從境內轉向境外，從而降低了國內資本市場融資能力。
3.2、加大違規資金流動風險
一是加大境外投機資金流入的動力。個人境外投資股票市場的放寬在暢通境內合規資金外流渠道的同時，也提供了投機資金的回流途徑，可能成為更大規模資金流入的動力。二是提供非法資金“洗白”的機會。境外證券市場風險和交易規則與內地有很大不同，加上人民幣升值狀況，謹慎性的投資者未必會積極參與，倒是出于非法目的的資金，比如洗錢資金，會不顧及成本積極參與，非法“洗錢”資金獲得了十分寬松的“洗白”機會。三是部分境內企業可能利用企業和個人外匯政策范圍的差異，利用境內個人對外直接投資達到其超范圍投資的目的。如境內個人可對外期貨期權投資，而對于企業一般境內金融企業或大型的企業才允許有這種投資資格，這種情況下，為規避政策限制，境內企業就會借道境內個人投資境外期貨期權市場獲利。
3.3、加大投資者投資風險與匯率風險
一是境內個人投資者到境外進行證券投資，由于其信息、能力、知識等方面的不足，必然面臨一定的風險。二是投資本金和外幣投資收益的匯率風險，規避匯率風險的主要途徑是通過遠期、掉期、外匯期貨、期權等衍生工具鎖定遠期匯率，而國內個人投資者參與外匯市場受限，匯率風險則完全由個人投資者承擔。
4、個人境外證券投資政策框架
我國個人境外證券投資可分為三個步驟：一是初始嚴格控制；二門檻降低，有控制的開放；三是完全放開。今年的中國人民銀行工作會議上，“積極做好合格境內個人投資者（QDII2）試點相關準備工作”被列為央行2013年重點工作之一。目前我們正處在個人境外證券投資的第一步驟時期，即將推出的QDII2將進入第二步驟。QDII2是在人民幣資本項下不可兌換條件下，有控制地允許境內個人投資境外資本市場的股票、債券等有價證券投資業務的一項制度安排。面對高度市場化的境外證券市場，在政策開放的過程中，若沒有相對完善和健全的市場規則和監管機制，相應的風險很難得到有效地控制。個人境外證券投資的開放在技術和系統上其實比較簡單，重點是有關政策的落地和跟進，同時也需要相關配套制度安排。
4.1、制定境內個人境外證券投資的法律法規
制定《合格境內個人投資者境外證券市場管理辦法》及實施細則，明確監管者、投資者以及外匯指定銀行三者的權利與義務，規定適應境內個人直接投資境外資本市場的投資規模（初始投資規模及最高投資規模）、調高合格境內個人投資者個人結售匯年度總額。
4.2、建立完善的境內個人境外證券投資管理體系
一是外匯管理部門方面：根據擬出臺的《合格境內個人投資者境外證券市場管理辦法》及實施細則，規范個人境外直接投資核準登記管理，負責投資者主體資格審查、項目審查、及投資額度審查。建立個人境外直接投資年檢制度，通過年檢，了解個人投資者真實的資本市場交易情況，加強對個人投資者的動態管理。確保外匯資金封閉運行，投資者證券投資跨境資金只能在外匯局指定的銀行之間收付，不得向第三方劃轉和在境外存取，防范境內外其他外匯資金混入證券投資資金跨境流動，加強非現場數據的監督和分析。二是外匯指定銀行方面：投資者境外直接投資必須開立專用賬戶，其外匯資金收支均應通過個人資本專用賬戶辦理。銀行辦理相關業務時，必須堅持真實交易背景的原則，即個人證券投資外匯賬戶資金應真實用于境外證券投資。證券交易資金交割清算，必須以實際買賣證券的交易清單為依據。必須堅持現金現券交易的原則。即境內個人直接投資境外證券，必須以在資金賬戶存有的足額外匯或在證券賬戶存有的足額證券為前提，嚴格杜絕融資融券和買空賣空。
4.3、加強投資主體的管理和投資者風險意識宣傳
一是設置個人境外直接投資者主體資格條件，作為個人境外直接投資核準登記的審查內容之一進行管理。投資主體需要必須同時具備以下條件：①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件；②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③18周歲以上；④必須擁有5年以下股票市場操作經驗； ⑤個人投資者與境外證券交易所簽訂風險投資書；二是加強投資者風險意識宣傳工作，充分向投資者揭示投資風險，使投資者形成風險自擔的意識。同時應建立健全內部風險控制制度，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和控制風險，保障投資者的合法權益。
當大家的注意力都被中國的股市和匯市發展所吸引時，中國金融市場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債券市場已經漸具規模，并且日益成熟。
到目前為止，境外投資者進入中國債券市場的渠道仍然有限，他們只能通過一些特定渠道投資中國債市和股市，其中包括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機制和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機制。這兩個跨境投資機制允許獲批的境外基金管理和證券公司投資中國境內證券。但由于中國資本市場很大程度上還未對境外資本開放，境外投資者對中國政府債券的持有比例在新興市場中較低，境外投資者總共僅持有2014年底政府未清償債券的2.4%，而墨西哥和巴西的這一比例分別為59%和34%。
但近期宣布的一些措施為境外投資者進入中國債市這一目前規模位居全球第三的債券市場提供了更多渠道。
例如，2015年7月，中國央行宣布，向境外央行、財富基金和國際金融組織進一步開放銀行間債券市場，而銀行間債券市場正是大部分政府債券和企業債券交易的市場。
2015年9月，匯豐香港和中銀香港成為首批在中國內地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人民幣債券的國際性商業銀行。
向境外發行人開放境內債市將進一步加快中國整體資本市場的改革。與7月宣布的措施一樣，這是中國致力于將境內資本市場融入全球金融體系的重要一環。
中國已經表明，希望市場在資本配置中發揮更具決定性的作用，并希望其金融市場變得更為高效，也更具競爭力。
多年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一直由銀行信貸驅動。銀行在中國金融體系中一直是最大的融資來源，在融資中的占比遠高于美國和日本，也遠高于與中國處在相似經濟發展階段的其他新興市場。
鑒于中國經濟已經步入新常態，對于更有深度、更加多元化、流動性更強的資本市場的需求日益增強。進一步發展債券市場將有助于支持經濟增長，改善資本配置，并降低借款成本。
隨著中國致力于治理伴隨過去幾十年迅猛增長而產生的環境污染，為未來城市化帶來所需的環保發展模式和清潔基礎設施，中國的金融需求只會越來越大，而債券市場的發展也有助于滿足這個需求。
2015年10月，中國農業銀行成為首家發行綠色債券的中資金融機構，一共募資10億美元。該行成為首個發行人民幣綠色債券的亞洲發行人，同時該債券也是由亞洲發行人發行的最大宗的一筆美元綠色債券。
所募集資金將專門用于資助6個符合條件的綠色項目領域，包括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可持續運輸廢棄物管理、可持續土地利用、清潔及可持續水資源管理。
中國債市將進一步增長，因為中國政府不斷強調必須將可持續性作為中國企業和投資者未來發展最重要的考慮之一。
2015年9月，國務院承諾將生態保護“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國務院頒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規，投資方向和優先市場改革的指引，以使金融體系的發展與向綠色經濟的轉型保持一致。
我們預計，中國央行將有關綠色債券市場的官方指引，為境內綠色債券發行提供進一步的規定和框架，明確具體的行業領域。這還將有助于推動境外融資需求，尤其是與中國“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計劃有關的融資。
中國債市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仍有巨大的發展空間。
首先，盡管中國債市的規模在短短5年內已經翻番， 但相比中國和全球經濟的規模仍然很小。根據亞洲開發銀行（ADB）最新的《亞洲債券監測》（Asian Bond Monitor）報告，2015年第二季度末，中國的未清償本幣債券總額與GDP之比為53%，而馬來西亞的這一比率為95.3%，泰國為72.3%。
此外，雖然中國經濟占全球GDP的12%，未清償債券卻僅占全球的5.1%。
其次，債券發行以政府和政策性銀行為主導，公司債券只占一小部分。中國擁有亞洲第二大公司債券市場，但公司債券僅占未清償債券總額的約25%，遠低于發達市場和其他許多發展中亞洲國家的水平。
第三，多數債券是短期而非長期品種。中國有40%的未清償債券在三年內到期，有近40%新發行債券的期限短于一年。這與長期債券占很大比例的其他市場形成了鮮明對比。
最后，根據經綸國際經濟研究院（Fung Global Institute）整理的數據，中國政府債券在二級市場的流動性遠低于美國國債和日本政府債券。
中國明白擁有發達債券市場的重要性，也了解發達的債市所帶來的益處。過去幾個月宣布的措施，是向這一方向邁進的重要步驟。
對中國而言，更具深度、更加多元化的債券市場會帶來多重益處。
通過歡迎更多的境外投資，中國將逐漸擴大投資者規模和范圍。外資流入的增加會為中國借款人帶來新的融資來源，促進更多中國公司在境內發債。
一個更具活力的債券市場還將有助于減輕中國對銀行信貸的依賴，讓中國的銀行體系能騰出手向中小企業發放更多貸款。這是一項重要考慮因素：雖然中小企業是中國經濟增長和再平衡的關鍵，但相對于大公司，他們獲得資金的難度更大。
與此同時，通過允許更多境外機構在中國發行債券，中國將既為全球借款人開放新的融資來源，又為中國投資者創造新的機遇。
對境外投資者而言，進入中國債券市場將打開一條新渠道，讓他們更能參與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持續并且越來越“綠色”的經濟增長，也將讓他們能夠將投資分散到一個目前收益率高于美日等發達市場水平的市場。
【關鍵詞】返程投資 管理 難點
返程投資出現是國內利用外資政策、資本市場發展、稅制改革、外匯管理等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外資企業“超國民待遇”引發了返程投資的潮流，這一現象的涌現，對國內經濟發展、金融穩定、社會公正的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對國家法制建設帶來了一定的沖擊。為規范返程投資行為，近年來，國家外匯管理局先后下發了《國家外匯管理局關于境內居民通過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資及返程投資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匯發〔2005〕75號，以下簡稱75號文）、《國家外匯管理局綜合司關于印發〈國家外匯管理局關于境內居民通過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資及返程投資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操作規程的通知》（匯綜發[2007]106號，以下簡稱106號文）。期間，六部委聯合下發了《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以下簡稱“10號令”），一系列文件的，規范了境內居民法人和自然人通過境外特殊目的公司進行跨境投融資活動的資本交易行為，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假外資的流入。但相關法規執行中仍存在一些難點，削弱了政策效力，亟待解決和完善。
一、返程投資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一）返程投資身份鑒別難
一是外匯局處于外資企業審批環節的下游，審核認定境外企業的最終控制人較困難。個別企業為加快辦理外匯登記及資金投入，往往承諾境內外投資者之間沒有關聯。但實際上從后續資金流入環節（驗資詢證等環節）看是內外一套人馬的關聯收購，但由于法規不配套，對一些騙取外資外匯登記的違規行為處置乏力，使目前的外資外匯登記陷入較為尷尬的境地。在目前的國內信用環境下，即使個別企業境外投資者被境內居民法人或境內機構持股或控制，其申請書中還照樣聲明無上述情況，外匯局據此便給予辦理登記，難以實現政策設計的初衷。如企業發生虛假誤導性陳述，作為基層的管理者，也難以擺脫監管不到位的“嫌疑”。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約措施，外匯局不能有效避免企業進行不實“聲明”，其直接后果是削弱了外匯管理政策的執行效果，影響了外匯局對外的權威性、公平性和一致性。
二是在部分企業利用與外匯局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刻意規避政策監管的情況下，無法甄別返程投資的身份。
1.借用他人之名注冊境外公司，利用外匯局與企業之間信息的不對稱，有效規避股權并購和境外上市方面的外匯管理政策規定，間接實現資本跨境流動。典型的做法是借用境外他人的名義在境外注冊成立境外公司，通過其收購境內公司的股權，再通過境外殼公司以反向并購方式實現在境外上市。這種借用他人名義間接實現資本跨境流動的方式，假如企業并不據實反映境外公司背后的實際控制人，外匯局是不可能知悉境外公司的真正控制人的身份，而按照一般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操作，政策規定有被架空之嫌。例如，2007年11月，經廣東省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局批準，（英屬維爾京群島）準升控股有限公司以2.698億元人民幣收購中方東莞市天安集團有限公司（注冊資本3000萬元人民幣）的100%股權，民營企業變身外商獨資企業。表面上看這是一例外資并購的個案，實質上此次并購實為東莞市天安集團“反向兼并的海外上市方式”前的必經步驟，境外公司的最終控制人仍是境內居民。由于準升控股有限公司是由英國人注冊的BVI公司，且最終上市過程均以風險投資公司“基廷投資”在美國進行運作，假如上市成功，繞過了國內嚴格的資本與外匯管制，特別是繞過了特殊目的公司并購境內企業的相關規定，輕易實現國際資本的雙向流動。
2.通過境外公司股權轉讓運作，將原為境內居民自然人控制的境外公司轉讓給境外人士控制，并申明境內外投資者之間沒有關聯，從而取得外匯登記。在此情況下，外匯局經辦人員明知內有蹊蹺，但外經貿部門已批復其公司章程變更，且企業提交了符合外匯局規定的材料，不能拒絕其辦理外匯登記。即使其境內居民自然人的股權交割并未真正實現，目前的個人境外投資外匯管理也無相關的處罰規定。
（二）返程投資資金監控難
一是境外資產來源合法合規性判斷難。在境內居民自然人將其持有的境外權益注入特殊目的公司并返程投資時，如其所有資產權益來源真實性、合法性不能有效識別，將會為不法分子跨境洗錢行為提供便利，把不法收入轉移國外再返程投資，達到洗錢目的。
二是回流資金難以定性。106號文規定，特殊目的公司融資資金資金合規性審核僅是與境外融資商業計劃書和招股說明相一致，缺乏有效認定手段，外匯局對資金來源合規性難以判斷，對其資金的返程方式存在操作難度；由于對境外公司的損益、資產負債難以掌握，無法準確核實，外匯局對境外公司利潤、資本變動收入和返程管理陷于被動；境內居民從特殊目的公司獲得的利潤、紅利等收入可直接進入經常項目賬戶或儲蓄賬戶，一些境內居民可能利用這一渠道，將其他資金混作利潤、紅利收入匯入境內，以逃避資本管制。
三是回流資金流向監控難。特殊目的公司可通過股權并購、增資、新設外商投資企業或股東借款等方式，將在境外融入的大量資金回流境內。由于特殊目的公司通過協議并購境內居民自然人持有的境內企業股權，使大量資金結匯后進入境內居民個人的人民幣賬戶，而居民個人的人民幣資金的進一步流向則難以監控，不排除最終流入證券或房地產市場，還可以通過境外上市公司股權收購的方式回流境外。
（三）部門監管尺度統一難
認識不統一，造成管理脫節和政策上的不協調。商務、工商等負責企業立項、注冊的上游部門對返程投資還在施行較寬泛的管理政策，客觀上造成了外匯局孤立無援，矛盾集中的現狀。例如，“10號令”僅對境內公司在境外設立特殊目的公司做出了規定，而對于境內居民自然人設立特殊目的公司則沒有提及，申請人僅辦理境外投資外匯登記即可。這樣一來，不僅規避了商務部等經濟主管部門對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資的監督，同時也增加了外匯管理局核準特殊目的公司外匯登記的政策風險；商務部對特殊目的公司以并購和新設企業形式返程投資區別對待，外匯局在辦理業務中難以識別所有返程投資企業；商務部門目前并不對境內居民個人境外投資進行審批，阻塞了境內居民自然人資金正常匯出的通道。
二、政策建議
（一）消除制度根源，加大返程投資真實性審核力度；強化企業和居民守法經營管理的自律性，構建信用社會
一是健全體制，消除刻意規避監管行為的根源，同時加大真實性審核力度。建議逐步減少或取消外商投資優惠政策，實施國民待遇，從根本上抑制這些現象。同時，盡可能拓寬民營企業境內融資的正常渠道，避免境內資產通過非正式渠道境外化。依托外商資質審查，和具公正力的材料，加大真實性審核力度，準確判別外國投資者的股權結構和實際控制人，有效甄別返程投資。
二是相關部門要加大政策法規宣傳力度，引導企業和居民知法守法，加強自律，在政策法規的框架內從事投資和各項經營活動，打造信用社會。同時，完善規定，制訂罰則，對刻意逃避文件規定的企業和個人加以懲處，落實失信懲戒責任，保證政策規定落實到位。
（二）建立對返程投資資金全方位監測和管理體系
一是對特殊目的公司的融資行為實施跟蹤管理。要求特殊目的公司定期報告境外融資進程，明確對其融資和調回資金應如何進行規范和管理，確保不偏離原有目的。
二是加強返程投資資金的真實性審查，加大對非法跨境資金的打擊力度。對此類公司在辦理外資詢證時增加資金來源證明，對特殊目的公司匯入的投資款進行真實性審查，以防止其他非法資金的流入。
三是全面搜集居民在境外投資設立公司的基本情況、投資行為、關聯交易、財務利潤和經營范圍等基礎信息，規定境內居民從特殊目的公司所得利潤、紅利及資本變動收入需按會計決算年度向外匯局申報，并在調回境內時，提供境外資金的資信證明材料。明確資金性質后，方可核準予以調回境內，并逐筆審核結匯。
四是建立各相關部門之間通暢的信息監測網絡。要求特殊目的公司定期向外匯局提交反映公司營運情況的報表，并將其納入境外投資聯合年檢的體系中；對銀行進行相關政策培訓，強化其業務人員防范國際游資的意識，要求其向外匯局報送特殊目的公司資本流動情況；定期同相關主管部門交換信息，實現資源共享。
（三）統一認識，加強合作，形成監管合力
一是統一認識，形成各部門通力配合的返程投資監管體系。在政府統一領導下，工商、稅務、商務、外管等部門要聯合行動、相互配合，建立信息溝通機制和工作協調機制，加強對境外投資者資質和真實性背景的審查，逐步規范返程投資行為，最終形成運行規范，監管有效的管理機制。
二是協調政策，統一操作。進一步加強同商務部門的合作，盡快建立境內居民個人的管理與監督機制，明確操作細節的銜接，盡快將所有特殊目的公司的設立和返程投資都納入商務部的審批范圍，減少外匯局先于經濟主管部門做出外匯登記核準的政策風險。建議商務部擴大申請主體的范圍，要求境內居民自然人在設立特殊目的公司時與境內企業一樣，向商務部和證監會申請核準之后才能辦理外匯登記等手續。同時，商務部應在所有批準的特殊目的返程投資企業批準證書上標注，以免其他部門在辦理業務時由于企業虛假聲明造成混淆。強化同稅務部門合作，實現資源的互通有無，及時掌握和監測試圖逃脫股權出售獲利后的個人所得稅等不法行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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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開放進度。
(1)外資參股境內期貨公司股權。在證監會配合CEPA協議而于2005年港澳參股通知后，已有銀河期貨、中信期貨、中山期貨三家公司分別獲準借道香港引入荷蘭銀行、東方匯理金融、摩根大通等戰略投資者，持股比例均不超過49%。
(2)境內期貨公司在港設立分支機構。依據CEPA第三階段協議的有關內容，自2006年1月1日起，符合條件的內地期貨公司可到香港設立分支機構。2006年3月起，證監會先后批準南華期貨、格林期貨、永安期貨、廣發期貨、中國國際期貨、金瑞期貨等六家期貨公司在港設立分支機構。
(3)基于股指期貨的QFII方案。2007年，針對即將推出的股指期貨，監管層召集證券QFII機構就其參與股指期貨進行了交流，并初步確定了參與的資金額度不超過全部資金的10%。這一期貨QFII方案更多的還是傾向于給予證券QFII保值工具。而商品期貨的QFII制度經過幾次調研尚未有實質性成果。
2.與證券市場開放進度的比較。到2007年底，我國共有7家中外合資證券公司、28家中外合資基金公司，其中19家的外資股權已達40%以上，有4家外資證券機構駐華代表處成為上海、深圳證券交易所特別會員，有39家和19家境外證券機構分別在上海、深圳證券交易所直接從事B股業務。2002年12月實施允許經批準的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境內證券市場的QFⅡ制度，其中49家獲得總計99.95億美元的投資額度，有13家銀行(包括5家外資銀行)獲準開展QFⅡ托管業務。2006年5月我國實施允許經批準的境內機構投資于境外證券市場的QDⅡ制度。到2007年底，有15家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和5家證券公司獲此資格，總額度達245億美元。在WTO中我國對證券服務業開放的承諾主要是三方面：B股交易方式和席位方面;允許建立合資的證券公司;允許建立合資的基金管理公司。到2007年底，這些承諾已全部履行。相比于證券市場的開放進度，期貨市場的對外開放在廣度和深度上都具有明顯差距。
3.期貨市場加快對外開放的迫切性及可行性。
(1)迫切性。現實表明，期貨市場的對外開放進程已較為落后。但期貨市場相對于證券等資本市場卻需要更高的開放度。首先，期貨市場是信息、資金高度流動的市場，具有天然的國際化特征。只有開放的期貨市場才能吸引國際投資者的參與，才能取得國際定價權，才能有助于國際金融中心的構建。其次，國內投資者有參與國際期貨市場的客觀需求。相對于國際期貨市場可二十四小時進行交易且放假休市時間較短的特點，國內期貨市場在價格的連續性上存在較為明顯的劣勢。這種劣勢妨礙了期貨市場經濟功能的正常發揮，造成了境內投資者參與國際期貨市場進行雙邊操作的客觀需求。最后，境內期貨公司需要國際先進經驗提升自身水平。相對于證券、基金等金融企業，境內期貨公司在資本實力、管理水平和人員素質方面存在著客觀差距，這就更需要引進國際先進經驗來提升自身水平，縮小現實差距。
(2)可行性。迫切需要加快開放的期貨市場同時也具備了相應的條件。首先，市場有深度。境內期貨市場的交易規模近年來呈現出爆炸性增長，各主要品種的交易量在國際市場都引人矚目，市場已具備接受境外投資者的深度。其次，監管有力度。近年來，隨著期貨市場法規體系的修訂和基礎性監管制度的完善，市場整體規范度越來越高。監管層對于市場整體風險的監控和處置水平在不斷提升，應對開放中新問題的能力逐漸加強。最后，開放有限度。作為資本市場的一部分，期貨市場對外開放不可能脫離我國資本市場總體的開放戰略。加快開放進度的需要是局部的，從全局來看期貨市場的開放仍應是有節奏有計劃的。
二、新興期貨市場對外開放的經驗分析
1.部分新興市場的對外開放情況。
(1)臺灣期貨市場。1992年至臺灣期貨交易所設立，臺灣地區所謂的期貨市場僅僅是投資者進行境外期貨交易的市場，可以說是一個天生的對外開放市場。1998年臺灣期貨交易所正式經營并推出本土期貨合約以后，在投資者準入方面，臺灣期貨市場從初期僅允許境外投資者基于避險目的從事境內期貨交易，到目前放開境外投資者從事非避險目的境內期貨交易，但仍有持倉限制。由于市場的開放性，目前三分之一的臺灣期貨商具有外資背景。
(2)印度期貨市場。1995年印度正式推出了境外機構投資者(FII)制度。FII在印度證券交易董事會(SEBI)注冊登記后，能夠參與金融衍生品市場的交易。目前，印度商品期貨市場也已經對境外投資者開放。遵守印度法律的外國投資者都可以成為交易所的會員。通過適度開放交易所股權，印度公司制交易所也引進了外資戰略投資者。在對境外服務商的開放上，通過允許與本土期貨公司合作，境外期貨商大量進入印度期貨市場。
(3)韓國期貨市場。從1995年加入亞太經合組織后，韓國逐步開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1998年7月，韓國宣布衍生品交易對境外投資者開放。根據韓國交易所數據，境外投資者在期貨市場的份額持續增長，已成為韓國期貨市場的重要投資力量。對外開放后，韓國期貨市場投機交易比重逐漸降低，風險管理功能更加突出，市場進入到一個全新的更加成熟的發展階段。
(4)巴西期貨市場。巴西期貨市場對外開放的大背景是巴西在金融領域采取的自由化舉措。2000年1月，巴西中央銀行批準巴西期貨交易所可以向境外投資者開放，但持有的金融資產必須托管或存放在指定機構。符合條件的外資期貨服務商允許在巴西開展業務，并申請成為交易所的會員。目前，巴西期貨交易所和圣保羅證券交易所都有幾十家外資會員，這些外資會員大多可以提供經紀服務，很多外資會員還可以提供結算服務。此外，巴西還為期貨市場的開放提供了稅收優惠、便捷結算等多方面優惠和服務。
2.對我國期貨市場對外開放的啟示。
(1)積極推進，合理規劃。新興市場對外開放的成功經驗表明，監管層對于期貨市場的開放必須持有積極的態度，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對外開放的有序高效開展。同時，期貨市場的開放應該做好規劃，把握節奏，在結合自身實際情況的基礎上漸進式推進，只有這樣才能充分體現開放的成效。
(2)法制配套，服務跟進。新興市場對外開放的一個普遍特點是監管層都以先立法，后開放為指導原則，針對開放都事前進行了建章立制。在開放過程中逐步完善QFII制度、國際監管協作制度等配套制度。法制的完善規范了市場的開放，有效防范了開放帶來的風險。此外，當地監管層對于市場開放的優惠措施和高效服務也推動了市場的健康發展。
(3)以我為主，發揮優勢。成功的新興期貨市場在對外開放中都建立了本土市場的國際比較優勢，在國際主要期貨品種上具有了一定的話語權，同時更重要的是形成了自身市場的核心產品，對國際投資者形成了較強的吸引力。因此，期貨市場對外開放要以建立比較優勢，提升本土市場國際地位為重要著力點。
三、我國期貨市場對外開放的戰略選擇及應對舉措
1.對外開放的戰略目標及原則。綜合來看，我國期貨市場對外開放的目標應是：以提高期貨市場效率為核心，以境內期貨市場到區域性國際期貨市場，進而到全球性期貨市場為發展路徑，以發展壯大本土期貨市場，充分發揮期貨市場服務于國民經濟的市場功能為根本目標，堅持積極穩妥，循序漸進的原則，力爭做到期貨市場的國際化與期貨市場的本土化和規范化的有機統一。
2.對外開放的進程規劃及應對舉措。
(1)第一階段：按國際慣例，規范和發展我國期貨市場，完善商品期貨品種，上市金融期貨品種，推動期貨交易所國際合作，扶植大型期貨公司，開始逐步放開境外期貨業務。①大力推進《期貨法》立法的全面準備工作，為期貨市場規范運行和發展提供法律依據和保證。同時，借鑒國際市場經驗，制定期貨市場對外開放具體配套制度，重點考慮金融期貨市場推出初期的QFII制度。②繼續完善商品期貨品種體系，上市鋼材、稻谷、PVC等品種，為境內投資者應對商品價格大幅波動沖擊提供有效途徑和手段，繼續擴大國內商品期貨市場規模，為未來市場參與國際競爭打下基礎。同時，推出股指期貨，為國債、外匯等金融期貨品種上市做好準備。③交易所應順應全球化發展潮流，加快國際合作的步伐，探索與國內外交易所進行多層次合作的可能性，提高交易所的國際地位，為金融市場的開放和金融期貨的推出作好準備。④在完善期貨交易所會員制基礎上，對個別期貨交易所進行股份制改造試點，促進體制與制度創新，為引進國際戰略投資者做好制度準備。⑤在優化期貨公司股東結構，允許金融機構參股的基礎上，實行分類監管，扶植發展大型期貨公司，進行創新業務試點。同時，在現有三家合資期貨公司的基礎上，放寬外資參股期貨公司的范圍和比例限制。⑥在目前已設立六家香港分支機構的基礎上，設置準入條件，選擇規范化的、具有專業能力和有實力的期貨公司從事境外期貨業務，為中國期貨市場的國際化積累經驗，培育專業人才。
(2)第二階段：跟蹤世界期貨發展的新趨勢，建立中國期貨的相對優勢，并有限度地開放國內期貨市場。①做深做精我國在資源或產銷量上具有優勢的大宗商品品種，使大豆、玉米、小麥、棉花、白糖等農產品和銅、鋁等有色金屬品種成為我國期貨市場上的主力品種，并在同類品種的國際市場定價中具有較大的影響力。在此基礎上，使上海、大連、鄭州成為國際期貨市場上有充分價格影響力的期貨交易所，使我國成為亞洲商品期貨交易中心，成為國際商品期貨市場定價鏈條上的重要環節。②在推出股票指數期貨、期權的基礎上，繼續推出國債期貨及期權。隨著我國A股對世界證券市場影響的加強，在全球期貨市場中建立中國A股的期貨定價中心，建立我國期貨市場的核心產品和國際比較優勢。③參照我國資本市場對外開放進程安排，有步驟地向境外投資者開放境內期貨市場。選擇管理水平高，運作規范的個別期貨交易所作為試點，率先開放部分期貨市場，發展海外會員和投資者，為期貨市場國際化培育市場主體。允許試點交易所吸收一部分符合要求的境外期貨公司作為特別會員，為境外投資客戶參與境內期貨交易提供服務，當條件成熟時也可批準若干外國基金和機構投資者進入我國期貨市場。④選擇部分大品種對國外期貨投資者開放。國內部分活躍的期貨品種如銅、鋁、大豆、玉米、棉花等，在國內具有廣泛的現貨市場基礎，價格與國際市場緊密聯系，運作規范而且市場容量大，可優先作為試點開放的期貨品種。⑤在金融期貨市場中引入QFII制度的基礎上，考慮商品期貨的QFII制度。制度運行的初期對于QFII的參與都應限制于避險目的，在市場運行平穩后，可以逐步放開參與的資金規模限制和交易目的限制。
(3)第三階段：當國內期貨市場規模相對較大，運行規范，管理成熟后，應逐步實現國內期貨交易所及上市品種全方位對外開放，使我國期貨市場成為國際期貨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在其中發揮舉足輕重的影響。①人民幣正在成為國際市場上的主要貨幣之一，當人民幣實現可自由兌換時，應及時在國內推出外匯期貨交易。②在制定期貨和期權投資、收益出入境管理辦法基礎上，進一步拓寬外國投資者參加我國期貨交易的渠道，實現國內國外期貨市場交易聯網，使我國期貨市場真正融入世界期貨交易體系。③建立以銀行股份為主體，資信好的大型期貨經紀公司和證券公司為會員的全國期貨市場統一結算中心，在全國建立起完善、健全的結算體系，提高我國整體市場的抗風險能力，增強我國期貨市場在國際上的競爭力。④使上海成為世界上著名工業品和金融期貨交易中心、大連和鄭州成為世界上著名的農產品期貨交易中心。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中國價格對國際市場產生重大影響力，使中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期貨交易中心。
四、我國期貨市場對外開放的難點分析及政策建議
1.法規政策體系。目前，《期貨法》出臺還有待時日。有關國內市場準入問題、境外期貨交易問題、國內外投資者保護問題都還沒有具體法規明確規定，導致期貨市場的對外開放無從起步。本著先立規矩再談開放的原則，建議盡快出臺《期貨法》，并積極配套完善相關政策法規，從而促進我國期貨市場的發展。
2.外匯管制。人民幣不能完全自由兌換是制約期貨市場國際化的重要因素。外匯管制放松需要較長的時間，在現行外匯管理體制下實行期貨市場國際化的解決辦法為：(1)對于境內投資者參與境外期貨交易，允許經批準的可以境外交易的國內期貨公司對投資者的資金進行結售匯，其中人民幣兌換外匯在目前我國外匯儲備比較充足的背景下可以稍有放松，但外匯兌換成人民幣則必須確保兌換部分來自于期貨交易本金或盈利而非其他來源資金;(2)對于境外投資者參與境內期貨交易，可以參考證券QFII制度的額度管理，對于入境的資金明確額度，出境的資金則要確保來自于期貨交易本金或盈利而非其他來源資金。
“當前，我省企業‘走出去’面臨難得的機遇，但值得注意的是，國際市場雖‘商機無限’卻也蘊藏各種風險，除了企業自身應提高警惕外，政府也應進一步加大對‘走出去’企業的扶持力度。”6月7日，安徽省發改委經濟研究院院長胡再生在中國企業“走出去”論壇上如此表示。本次論壇由合肥市人民政府、安徽省經濟研究院、中國民營經濟合作商會和德恒律師事務所聯合主辦，徽商全球理事會、合肥市政策咨詢協會和德恒（合肥）律師事務所承辦。
近三年我省企業“走出去”實現了爆發式增長，截至2013年初，我省已經形成256個對外投資合作企業主體，對外投資國別范圍由原先的47個國家和地區擴展到匈牙利、立陶宛、孟加拉、朝鮮等51個國家和地區。
“走出去”的企業在投資領域上也己從承包工程、銷售產品、開發資源，拓展到農業合作、加工制造、市場網絡等多個方面。投資方式也在進一步多樣化，既有直接投資建廠，也有股權收購、參股等形式。其中，在新項目中，境外收購、參股的方式已占30%以上。
“‘走出去’有利于化解我省產能過剩的矛盾。”胡再生說，我省煤炭、鋼鐵、建材、化工、家電等主導產業占比較高，目前這些行業深受產能過剩影響，生產經營面臨較大困難。“支持這些領域企業走出去，向海外轉移產能，有利于緩解企業生產經營壓力，推動經濟轉型升級，提升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效益。”
但企業走出去是機遇和風險并存的，國際市場雖“商機無限”卻也蘊藏各種風險。
“企業家們必須強化風險防范意識，注意匯率波動、公債比例等經濟風險因素，特別是出口信貸、BOT和BOOT項目，由于投資回收期很長，匯率波動會對項目產生較大影響。奇瑞集團去年因為匯率變動損失了2億元，教訓慘痛深刻。”胡再生說。
他同時指出，除了企業自身提高警惕以外，政府更應該把引導企業“走出去”放到和招商引資同等重要的位置，從簡化流程、組建行業聯盟、完善貸款政策等各方面加大對“走出去”企業的扶持力度。
“首先我省應在國家法律允許范圍內，盡可能放松‘走出去’審核，給予企業充分的投資決策權，在海外資金運作和人員調配等方面給予企業充分的經營自。有選擇、循序漸進地扶持一批具有一定國際競爭力、能真正進行全球配置資源的企業，采取‘綠色通道’等方式進行重點支持。”
“除了‘走出去’流程復雜之外，已經‘走出去’的企業也停留在分散自發、單打獨斗的階段，我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有出口實績的僅1/6左右。”胡再生表示，針對這種情況，建議商務部門、工業主管部門和行業協會聯合，對各行業“走出去”情況進行系統摸底、統籌謀劃“走出去”戰略，形成“走出去”行業戰略聯盟，有計劃、有步驟地“抱團出海”。
同時，大力建設境外經貿合作區也是“走出去”的著力點。胡再生說，可借鑒新加坡蘇州工業園發展經驗，根據國家外交政策導向和自由貿易協定情況，選擇與我省具有長期良好關系的國家和地區，以合肥經開區、蕪湖經開區、合肥高新區等實力較強的開發區為主體，在境外設立經貿合作區。“鼓勵開發區突破土地、人才、體制等方面制約，不斷增強整合利用全球資源能力，積極向海外輸出開發管理經驗和建設模式，為我省企業境外投資貿易創造條件，逐步建成企業走出去發展的優良平臺。”
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允許國外資本參股國內銀行以來，外資參股中資銀行有了迅速的發展。1996年亞洲開發銀行以約1900萬美元購買了光大銀行3.29％的股權，首創外資銀行參股中資銀行業的先河，為我國其他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引入外資參股方起到了很好的標桿作用。加入WTO之后，外資銀行參股中資商業銀行的力度開始加大。2001年11月，國際金融公司以2700萬美元收購南京市商業銀行15％的股份，成為該行第三大股份。同年12月，上海銀行一次性向三家外資銀行和機構轉讓了13％的股份，其中匯豐銀行參股8％，(香港)上海商業銀行參股3％，國際金融公司由1995年參股5％增持股份至7％，掀開了外資銀行參股中資銀行的序幕。2002年，國際金融公司、加拿大豐業銀行參股西安商業銀行，分別持有西安商業銀行12.5％和12.4％的股權；花旗銀行參股上海浦東發展銀行5％的股權。2003年12月隨著銀監會規定將單個外資機構入股中資銀行的比例由原來的15％提高到20％，外資機構參股中資銀行的熱情進一步高漲，2003年底，香港恒生銀行、國際金融公司和新加坡政府直接投資有限公司三家境外戰略投資者與興業銀行簽訂協議，分別持有興業銀行15.98％、4％和5％的股權，共認購興業銀行發行新股的9.99億元，占興業銀行增發后總股本的24.98％，投資總額為27億元，成為當時國內商業銀行外資入股比例最高、涉及金額最大的交易協議。
與此同時，由于我國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的迫切需要，我國將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作為推動改革的一個重要步驟。隨著國內銀行改革的啟動，從央行注資開始，我國金融監管部門的監管要求和政策指引都體現出了為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提供各種支持的大趨勢，并且不斷創造有吸引力的環境和條件以達到成功戰略引資的目的。作為我國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和實現上市的重要內容，戰略投資者的引進受到了極大的重視。2005年6月中國建設銀行和美洲銀行簽署了關于戰略投資與合作的最終協議，美洲銀行最終持有股權按協議可達到1.99％，于首期投資25億美元購買中央匯金投資有限公司持有的建行股份。新加坡淡馬錫于2005年7月成為建行除美洲銀行外的另一戰略投資者，在建行上市前購買中央匯金公司約14億美元的建行股份，并于建行首次公開發行時再次投資10億美元。在此之后，另外兩大在國內最具影響力的國有商業銀行――中國銀行和中國工商銀行的股份制改造也正式啟動并成功引入瑞銀集團、淡馬錫和高盛等大型國際金融機構作為戰略投資者，使得外國資本正式全面進入我國國有銀行的經營體系。中國三大國有商業銀行成功引入戰略投資者后，外資金融機構對中國最大三家銀行的參股比例控制在10％到25％之間，中國銀行業(含國有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的外資權益總計達到了近180億美元。隨著我國加入WTO五年過渡期的結束，2006年底中國銀行業全面開放，國內金融市場準人環境日趨寬松，監管部門也鼓勵外資銀行作為戰略投資者參股中資銀行。這些都為外資進入提供了良好的機遇。截至2007年9月，已有32家外資戰略投資者參股23家中資銀行。
二、引入戰略投資者動因分析
(一)改善公司治理結構
我國國有控股商業銀行在股改前的產權性質為“國有獨資”和“全民所有”，這一所有權形式決定了社會公眾或全國人民成為了國有商業銀行的初始委托人。這種以全民所有制為特征的產權組織形式，是一種抽象的制度假定，是法律意義上的所有，從而導致了國有銀行實際上面臨著嚴重的“所有者缺位”問題。由此形成的社會公眾與國家之間的“委托一”關系決定了國家作為者可能無法有效地保證銀行按照社會公眾利益最大化的方式進行有效的運營。
當商業銀行出現“所有者缺位”問題時，經營者的自利性動機將無法保證銀行能夠利用金融深化帶來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效果并實現自身績效的改善。這也是我國國有商業銀行過去長期績效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有必要尋求一個與銀行績效水平密切相關的利益主體作為銀行的經營管理者，以此來彌補銀行治理結構中所出現的上述缺陷。在現實情況下，如果國家出于保證金融安全等方面的考慮而仍需掌控國有銀行的所有權時，引入外部的投資者對銀行進行參股可以在部分程度上緩解這種“所有者缺位”所帶來的效率損失。外資戰略投資者資金實力雄厚，經營管理經驗豐富，成為中資銀行引入戰略投資者的首選。
(二)吸收外資銀行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
中資銀行引入外國投資者參股行為實際上潛藏了對外國投資者所擁有的技術的渴求。由于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發展歷史短暫，在諸多領域中缺乏相關的經驗和技術，由此導致了其發展遭遇了一定的瓶頸。相比之下，很多的外資金融機構卻在這些領域中擁有著豐富的運營經驗和先進的金融技術與管理理念，通過吸引這些金融機構參股，使得外資戰略投資者有意愿和動機對我國的銀行進行一定的技術轉移，去改善我國商業銀行較為落后的管理技術和水平，一定程度上實現績效水平的提升。
三、審慎選擇戰略投資者
從現實情況及目前主要的研究結論看，境外戰略投資者對于國內銀行業績效提升的作用并不十分明確，從這一角度來看，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并不是可以確保銀行業經營績效得到提升的必要條件。因此，引入外資投資者是加快銀行自身改革發展的一個契機而非改革目標。這就決定了在我國商業銀行發展的過程中需要更加審慎地看待和選擇外國戰略投資者。
首先，在選擇外國戰略投資者的過程中必須要明確考慮自身的條件和經營狀況。從現有的情況來看，外國戰略投資者在治理結構存在缺陷的國有銀行當中可能會起到更大的績效提升作用，而對于治理結構本身比較完善的股份制銀行而言，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對其績效水平提升所產生的影響則相對有限。因此，在決定引進外國戰略投資者之前，作為國內銀行的經營者和管理者必須首先明確引資的目的和銀行自身的經營狀況。如果確需通過引入外部利益實體來彌補所有者缺位等所造成的管理缺陷，或銀行需要外部優質資產的所有者提供資金來提升銀行的資產質量與資本充足率，以及銀行需要進入自己之前并不熟悉的業務領域時，引入資產較為充足并在相關領域從業經驗較為豐富的境外投資者是一個較好的選擇；反之，如果銀行自身的經營狀況和管理體制運轉良好時，則沒有必要以犧牲自身的利益為代價吸引境外投資者參股，避免“為引資而引資”的狀況發
生。
其次，在境外投資者的選擇方面，如果確需引進境外的戰略投資者，應該盡可能地選擇引入那些“能為我所用”的外資。通常情況下，具有長期合作意向并且從事相關行業的外資投資者應當成為引資的首選。在實踐過程中，可以通過外資擬參股的股權以及具體的出資狀況對其合作意向進行了解，并深入考察該投資者在擬合作的領域是否具備相當的優勢和實力。盡力避免境外投資者以戰略投資為名，通過低價的持股坐享銀行改革與發展過程中的“制度紅利”或控制中資銀行的局面出現。
第三，在選擇境外投資者的過程中還應當注意投資者與自身是否在國內市場上存在某些領域的同業競爭關系。在現階段，由于我國金融業尚未完全實現對外資金融機構的開放，因此在很多領域中，外資銀行并沒有直接同中資銀行之間進行競爭。這也是目前很多外資銀行以參股的形式進入中國市場的主要原因。從理論分析的情況來看，當外資銀行與國內的合作伙伴之間并不存在直接的競爭關系時，雙方可以為共同利益“捆綁”在一起，此時外資銀行為了獲得較多的收益往往會與中資銀行進行良好的合作并積極提供技術和管理經驗方面的轉移。然而隨著我國金融開放程度的逐漸擴大，越來越多的外資銀行在中國金融領域中享有更多的經營自由，此時中資銀行與外資銀行之間將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競爭關系。而一旦雙方之間存在同業競爭，那么外資銀行將不再有動力向參股的中資銀行提供先進的技術與管理經驗，甚至會采取種種不合作的方式降低作為競爭對手的中資銀行的競爭力，此時外國投資者的參股將會對中資銀行的績效水平形成負面影響而無法實現預期的引進境外戰略投資的效果。出于以上考慮，在選擇境外投資者的過程中，注意選擇那些在國內市場上同自身不存在直接競爭關系的合作者是一個較為明智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