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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資產負債率；銀行實際貸款利率；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9.005
1 問題的提出
相對于從微觀角度分析對上市公司的影響的研究，各國從宏觀經濟角度考慮影響上市資本結構研究的理論出現的比較晚。直到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國內外學者才重視到宏觀經濟條件下的經濟發展狀況等因素對企業資本結構的影響，并發現以下幾點：（1）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會使企業的負債增多。一方面，通貨膨脹使物價上漲，貨幣貶值，實際的真實負債成本減少；而另一方面，通貨膨脹率降低，公司的債券收益高于股票收益，對債券需求上升。（2）銀行實際貸款利率變動對上市公司融資的選擇具有重大影響。基于Probit模型的實證研究表明，有時利率期限這種結構也會影響公司的資本的。經濟周期波動的情況體現在GDP增長率的波動，當經濟增長速度較快時，上市公司預期會有較好的盈利，從而融資時偏向于債券，使得企業財務杠桿作用得到充分發揮。經過江蘇省的上市公司與湖南民營上市公司的比較和財務杠桿效應的分析發現，湖南民營上市公司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最顯著的問題是湖南民營上市公司的負債水平普遍偏低。當利潤率大于利率時，說明湖南民營上市公司的財務杠桿正面效應在融資過程中充分的發揮了作用，但從下表的實際情況看，大多數企業在利潤率高于利率時，實際的負債水平并沒有提高。說明湖南民營上市公司對財務杠桿效應的利用還不充分，負債水平需要提高。
2 相關研究成果
經過探討發現利率和GDP的增長都會導致杠桿效應的降低。通貨膨脹與杠桿效應呈同向變化正相關。而且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杠桿效應的使用還存在明顯差異，新起的市場國家對杠桿比率的利用對于發達國家來說也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Cook和Tang（2010）以1977年至2006年以美國公司為研究對象，采用兩類二階段局部動態調整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得出GDP增長率、期限利差和信貸利差等宏觀經濟狀況都影響著公司資本結構的調整，公司資本結構的調整速度符合Hackbarth，MM（2006）建立的理論模型，處于良好宏觀經濟環境中的公司向目標結構調整的速度比處于惡劣宏觀經濟環境中的公司要快。Chen（2010）認為不同商業周期中的預期增長率、經濟不確定性和風險性是如何影響公司融資決定的，回歸結果表明宏觀經濟條件是影響公司融資的重要因素之一。
3 研究方法
3.1 問題的提出和假設
根據相關文獻和各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出湖南民營上市公司存在很多問題，其中最明顯的就是負債水平的明顯偏低，在宏觀經濟條件下為了研究影響負債水平高低的因素是什么，本文假設影響負債水平高低的因素主要有：銀行實際貸款利率、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股票交易總額增長率、利率這些因素。但是在實證研究中，根據研究過的資本組成結構中，大多數研究者的數據是采用的橫截面數據，在社會經濟發展不穩定的情況下，這些數據也會受到經濟的影響而上下波動。為了解決減少由于這些因素的變動而帶來的影響，本文采用SPSS的T檢驗的方法，采用控制變量的方法剔除變量的影響，使得變量影響最小化，使數據更真實可靠。根據數據的顯著性的影響來分析相關性，而且數據采用了連續五年，也剔除了年份的偶然性。采用T統計檢驗和線性相關性，假設資產負債率與的T檢驗是相關的。用負債/總資產比率表示公司的資本結構資產負債率，變動指標包括：實際貸款利率、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和利率的變動。T檢驗的相關性分析的置信度為95%，若顯著性值P小于α=0.05，則假設成立，反之則假設不成立。
3.2 被選擇變量的來源
本文中選取的42家作為樣本湖南民營上市公司，選取時間為2011年到2015年。現在大部分公司的財務杠桿系數都是由研究者從公司的賬面價值入手進行驗算得到，但是由于市場經濟的變動，企業的賬面和實際價值經常存在差異，不能真實的反映企業的現狀。本文聯系了宏觀經濟條件下來確定資產負債率影響主要有哪幾個方面，以使得實證結果更加合理。在選擇被解釋變量的方面，本文從對資產負債率的影響大小選取了實際貸款利率、經濟增長率、利率、通貨膨脹率和股票交易總額增長率這幾個數據：
實際貸款利率=商業銀行3到5年期貸款利率-當年通貨膨脹率
通貨膨脹率=（現期物價水平―基期物價水平）/基期物價水平
經濟增長率=（人均GDP-前年人均GDP）/前年人均GDP
股票市場年交易總額增長率=（股票市場年交易總額-前年股票市場年交易總額）/前年股票市場年交易總額
3.3 數據模型的建立
模型具體形式如下：
TDRnt=C0+LRt+CPIt+GDPt+TORt
其中t=1，2，…72；t=2011，2012，…2015。TDRt表示了第n個企業在第t年的資產-負債比。C0為截距項，CPI表示了第t年的通貨膨脹率（按物價實際通脹計算），Rt表示第t年的實際貸款利率（由名義貸款利率減去當年通貨膨脹率計算而得），LRt表示t-1年較t-2年的實際增長率（計算方法同R3t-1），GDPt表示第t年實際的GDP增長率（直接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LR、CPI、GDP、TOR均為宏觀經濟變量，因此只隨時間變化而變化。
本文選定了42家湖南已經上市的民營公司作為樣本單位，數據如表2。
3.4 檢驗結果
本文在接下來的分析中采用T檢驗方法檢驗經濟增長、利率、分析通貨膨脹和銀行實際貸款利率對資本結構的影響。在T檢驗方法中，將各觀測點所對應的通貨膨脹率和經濟增長率用置信度的大小做出顯著性表格來確定誰的影響最大。從表中得出在不同的資產負債率水平下，假設通貨膨脹率、股票交易總額和銀行貸款利率對資產負債率有影響。在下表中，顯著性都是小于α=0.05有利率和通貨膨脹。所以，暫拒絕原假設，即通貨膨脹和利率對湖南民營上市公司資本結構沒有顯著影響，而銀行貸款利率在對經濟增長率的T檢驗結果中，假設經濟增長率對資產負債率有影響，表中表示經濟增長率的顯著性均大于α=0.05，即暫不拒絕原假設，經濟對資本結構有影響。
3.5 結果分析
企業的整體經營業績大致與宏觀經濟的增長呈同向變化，同時企業想要進一步發展也離不開宏觀經濟的增長。而且財務杠桿效應也要求，流動資金中流動負債占大多數，而長期資金中則是所有者權益和長期負債。從湖南民營上市公司資產負債表的結構看，在已有資料的湖南民營上市公司中，公司的流動以負債為主，達到了總資產的38.7%，而長期負債的比例很低，僅占總資產的9.7%，所以要想增加企業的流動負債就必然伴隨著經濟的增長，使得企業提高負債水平。
根據比率分析可以得到所研究的42家企業的近五年（2011年―2015年）的企業發展狀況，首先看股票市場對于資本結構的影響。股票市場得總額無論是增多或是減少，所有GDP增長率的系數都顯著為正的公司都利用了杠桿效應，說明了股票市場會與公司債務水平呈現順周期，公司負債率的下降（上升）也會受到經濟的下行（上行）的影響。
由表中數據可以看出資產負債率總體來說是下降的，說明企業的融資能力下降，而且經濟的增長率也下降的，進一步說明了經濟的上行或下行會造成資產負債率的上升或下降。實際貸款利率與通貨膨脹成反比，由于貸款利率會影響企業貸款，所以資產負債率基本與實際貸款利率呈同向變化。利率與股票交易總額也是反向關系利率越高則股票交易總額增長得越慢，說明投資受到收入影響.
4 總結及建議
通過本文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在已有的宏觀經濟條件下，影響湖南民營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的最大因素是經濟的增長，而銀行貸款利率對資本結構的影響是次要的。雖然股票市場交易總額的大小不影響資本結構，但活躍程度會影響企業的資本結構：使湖南民營上市公司可以利用活躍的股票市場獲得更多的股票融資。民營上市公司從融資往往是更傾向于股權融資，其次是內部融資，最后才是債務融資。并且在債務融資的次序中主要是銀行貸款、企業債券。而且公司的資本結構更是受股票市場的直接影響，說明我國湖南民營上市公司在確定負債一權益融資的情況下會優先選擇股權融資。因此在宏觀經濟條件下，湖南民營上市公司想要優化資本結構主要從下幾個方面入手：一是增加長期借款，減少股權融資，充分發揮財務杠桿效。二是提高留存收益比率，增加資本內部積累，從而擴大企業規模。三是加大公司的債務融資中債券融資，但是目前我國的債券市場還沒有取得很大的發展，所以不能充分利用債券籌資的避稅功能。因此，企業應該意識到選擇恰當的資本結構的必然性，并且適當的調整企業的資本結構；而且從宏觀經濟條件下的環境講，應該把上市公司負債融資的渠道拓寬，特別是對于長期負債的融資信息更完善和及時發展、完善債券市場的信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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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蘇錫寶.宏觀經濟因素影響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實證研究[J].金融經濟，2011，（22）：69-71.
[4]宮興國，于金鳳.股權融資與企業研發效率相關性研究―以創業板上市公司為例[J].會計之友，2015，（24）：18-20.
Abstract: Real estate listed corporation has undoubtedly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governmental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ontrol due to its special economic status and the occupying important social statu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pital structure of real estate industry using th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uld on the basis of stating the theory on macroeconomic factors affecting the capital structure. Empirical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the asset liability ratio changes inversely with the rate of inflation， but with the interest rate of the actual loan changes in the same directi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asset liability ratio，GDP growth rate and price earnings ratio is not significant. Then the capit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the real estate listed corporation is discussed.
關鍵詞： 宏觀經濟政策；房地產業；資本結構
Key words: macroeconomic policy；the real estate industry；the capital structure
中圖分類號：F293.33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4）23-0005-04
0引言
房地產行業作為我國整個經濟命脈中最為重要的支柱產業，一直以來成為我國政府重點調控和大力支持的對象。在過去的這十年中，政府由1997年拉動內需開始，到后面房價惡性上漲，從政府出臺的一系列的宏觀調控政策中，我們不難看出政府對這個行業的重視程度，而在2013年出臺的“國五條”中針對二手房交易征稅的規定所引發的社會熱議，這一系列的熱點經濟現象無不一次次地把焦點集中到這樣一個在國家經濟命脈起到舉足輕重的行業。
對于房地產這樣一個資金密集型行業，任何的宏觀政策的調控必然會給其帶來沖擊，而資本結構又是個經典的論題，由于宏觀環境因素的可控性，當前對于微觀層面上因素影響的研究已是相當成熟，Harris和Raviv（1991），陸正飛（1998）通過實證研究了資產負債率與公司內部因素之間的關系，發現在規模、長期資產比重、成長性以及負債稅盾效應方面呈現同向變化；而在經營風險、產品特色、營銷支出上呈現反向變化。也對相似的領域進行了研究，發現獲利能力強的公司往往有較高的資產負債率，但該研究在規模、成長性等其他方面并沒有證明出有顯著關系。在針對宏觀因素的研究文獻中，學者們又主要以研究單個因素影響為主。Graham（1999）在通過對1000多家上市公司的12年數據進行統計分析發現，高MTR的公司為了利息避稅更偏向于發行債券。王素榮、張新民（2006）研究了我國上市公司4年的數據，實證結果表明資本結構與所得稅之間呈現出正向變動。KorajCZyk and Levy（2003）第一次系統地從宏觀經濟因素出發，選取宏觀經濟變量為解釋變量，證實了宏觀經濟因素對資本結構存在顯著的解釋力，但由于行業的差異性，對于不同公司影響力上存在差異，故本文選擇房地產這樣一個代表性行業，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探究宏觀經濟政策與資本結構間的變化影響。
1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資本結構的問題首先是融資方式選擇的問題，融資環境的變動會對企業融資方式的選擇產生較大的影響。而對融資環境的考慮一方面要考慮的是宏觀經濟變動和資本市場的情況，薩繆爾森根據宏觀經濟情況將經濟周期分為經濟擴張期和經濟收縮期。胡佐，胡琨（2009）也指出對宏觀要素能有說服力的變量莫過于通貨膨脹率和國內收入增長率。另一方面要考慮的是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動，可以區分為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兩方面。
1.1 宏觀經濟方面
1.1.1 通貨膨脹率
在一個高通貨膨脹的環境下，作為經營者，在成本增長的情況下會面臨較高的經營風險和較難的債務融資環境；而作為投資者，在規避風險實現保值的目的下，投資會更加偏好于股權投資，因此企業的財務杠桿會降低,由此提出假設：
H1：通貨膨脹率與上市公司資產負債率負相關。
1.1.2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
權衡理論認為，資本結構具有順周期性特性，即經濟繁榮GDP 上升，企業有更強的意愿通過債權融資；而經濟蕭條GDP下降，企業的負債比也呈現出下降的趨勢。企業在融資過程中，會率先考慮經營風險和財務風險，因此在經濟收縮期，企業經營風險提高，會選擇避免債務融資，降低債務比率。由此提出假設：
H2：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與上市公司資產負債率正
相關。
1.2 資本市場方面
作為房地產這樣一個資金密集型行業，資本市場狀況的好壞，與其融資決策的制定是緊密相關的。股票市場作為一個非理性市場，由于非理性投資者的存在，企業的市場價值往往會存在被高估或者是被低估的可能性。而投資者又存在過度的投資熱情，因此在企業價值被高估時，經營者會利用這樣的投機心理，增發股票，吸收更多資金；而在企業價值被低估時，回購股票，偏向債務融資。
市盈率作為反映企業價值的市場評估指標，由此提出假設：
H3：市盈率與上市公司資產負債率負相關。
1.3 財政政策方面
財政政策是通過政府稅收和支出的變動來影響總需求的政策。政府支出的增減對企業獲得發展機會的多少有直接關系。與債務融資相比，通過權益融資，企業可以在短期內獲取大量的資金，而相比債務融資的利息支付壓力，權益融資還可以避免由于高財務杠桿所帶來的財務風險，因此在政府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時，為獲取更多投資
機會，企業會多選擇權益融資，降低財務杠桿。由此提出
假設：
H4：財政支出增長率與上市公司資產負債率負相關。
1.4 貨幣政策方面
貨幣政策是央行利用調整流通中貨幣量和基準利率的手段來調控社會需求的一種方式。根據其對經濟的影響又可以區分為消極的和積極的貨幣政策。在消極的貨幣政策下，政府通過抑制貨幣供應的增長，從而降低總需求，通常伴隨著高利息率，企業由于貸款利率的調高，出于融資成本的考慮會避免債務融資；在積極的貨幣政策下，政府通過促進貨幣供應的增長，從而刺激總需求，通常伴隨低利息率，因此企業會偏向債務融資，提高負債率。
1.4.1 實際貸款利率
利率政策是貨幣政策的核心內容之一，利率的增減變動首先直接影響到融資成本的高低，企業為了降低成本的考慮，往往會對融資決策進行調整。唐穎（2012）通過探究利率對上市房地產公司資本結構影響，表明這兩者之間確實存在著顯著的相關性，但利率的正負變動對于資產負債率而言影響是不同的。張太原，謝赤，高芳（2007）通過對235家上市公司10年數據進行回歸檢驗，發現利率與資本結構間有顯著關系，短期利率正向變動，長期利率則逆向變動。由此提出假設：
H5：利率與上市公司的資產負債率正相關。
1.4.2 貨幣供給量
貨幣政策的松緊從貨幣供給量的增減變化上可以獲得最為直觀的體現。在寬松的貨幣政策下,由于市場上貨幣量供應的充足，企業更易于通過負債來獲得資本；而在緊縮的貨幣政策下，市場貨幣量供應不足，企業妄想通過債務融資來獲得其發展所需資本的難度會大大地增加，因此會偏向股權融資，降低負債率。顧駿華（2012）研究存款準備金率政策的效用時也表示貨幣供應量的減少會帶來整體社會支出的削弱，致使貸款增長速度將會放緩，從而使得企業減少債務融資。由此提出假設：
H6:貨幣供給量與上市公司資產負債率正相關。
2變量設計及樣本選取
2.1 變量選擇
2.1.1 解釋變量
對于解釋變量的選取，根據屈宏志（2012）、張煒（2011）、
胡佐（2009）的研究，本文選擇了以下6個變量作為解釋
變量。
①GDP增長率（GDP）。衡量經濟的增長性最為合適。
②通貨膨脹率（CPI）。通貨膨脹率通過對物價增減的衡量，反映了經濟冷熱狀況，采用商品零售價格指數進行衡量。
③財政支出（G）。選擇年度財政支出增長率（G）來代表財政政策的取向。
④利率（I）。選擇央行當年一年期的貸款利率作為利率的衡量工具。
⑤貨幣供給量（M）。M0表示流通中的貨幣量，從M1中將其扣除后，保留下來的主要是企業的借款，也包含向商業銀行獲得的貸款。選擇（M1-M0）的增速表示貨幣供給量的變化。
⑥市盈率（PE）。為了研究資本市場狀況對資本結構的影響，選取市盈率作為衡量指標。
2.1.2 被解釋變量
針對資本結構的研究課題,對于資本結構變量進行度量時，一般會采用以下三種指標來做研究，即資產負債率、產權比率和長期資產負債率。國外學者傾向于狹義資本結構即長期資產負債率,而韓傳模（2006）提到基于我國資本結構具有“負債籌資中短期負債水平偏高”的基本特征，我國學者們在研究時普遍采用了廣義資本結構，因而在本文研究中將選擇資產負債率作為資本結構的衡量指標。
2.1.3 控制變量
①公司的規模：公司規模的大小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公司進行多元化融資能力的高低。
②公司的償債能力：股東與債權人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利益沖突，股東為了獲得較高的回報，可能會利用債權人的資金從事高風險的項目。
③公司的運營能力：運營能力越強，企業更傾向于擴大企業的規模，尋求更大的發展。
④公司的盈利能力：盈利性大小則決定了盈余留存量的多少，一般來言，盈余較多的公司，可以實現內部資金周轉，則較少地采用債務融資。
⑤公司的成長性:成長性較好的公司，往往企業的未來期望值較高，為滿足其快速發展的目標，對資金的需求量也較大，因此會較其他公司更偏向債務融資。（表1）
[指標類別
被解釋變量
解釋變量
控制變量][變量名
資產負債率
通貨膨脹率
GDP 增長率
實際貸款利率
政府支出增長率
市盈率
M1- M0 增長率
Ln資產
流動比例
總資產周轉率
凈資產收益率
資產增長率][符號
LEV
CPI
GDP
I
G
PE
M
LESSET
ROC
TAR
ROE
GROWTH][定義
期末債務總額/期末總資產
用商品零售價格指數計算
(現期GDP-上期GDP)/上期GDP
銀行一年期銀行貸款利率
(現期政府支出-上期支出)/上期支出
每股市價/每股收益
(現期M1-M0-上期M1-M0 )/上期M1-M0
總資產的自然對數值
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銷售收入/總資產
凈利潤/凈資產
本年總資產-上年總資產/上年總資產][表1變量定義]
2.2 樣本的選取和數據來源
選取了2008-2011年深滬兩市中上市的房地產公司作為研究樣本，為了保證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對樣本進行了初步的篩選，剔出了其中的ST類公司，刪除了一些數據不完整和存在異常數據的公司，最終整理得到88家上市房地產公司的332個樣本數據。
2.3 實證模型的構建
LEV=β0+β1GDP+β2CPI+β3I+β4PE+β5G+β6M+β7 LESSET+β8ROC+β9TAR+β10ROE+β11GROWTH+ε
3實證分析
3.1 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2 描述性統計
[
資產負債率
通貨膨脹率
GDP增長率
實際貸款利率
政府支出增長率
M1-M0增長率
市盈率
Ln資產
流動比例
總資產周轉率
凈資產收益率
資產增長率][變量符號
D
CPI
GDP
R
G
M
PE
LESSET
ROC
TAR
ROE
GROWTH][樣本容量
332
332
332
332
332
332
332
332
332
332
332
332][極小值
0.0145
-0.0070
0.0921
0.0531
0.0328
0.1732
4.0611
19.2256
0.7826
0.0007
0.0009
-0.4469][極大值
0.9554
0.0590
0.1045
0.0656
0.1662
0.2758
1015.0000
26.4143
53.4501
2.5903
8.3960
4.9548][均值
0.6089
0.0348
0.0965
0.0575
0.0976
0.2060
56.1251
22.4854
2.4200
0.2666
0.1416
0.2185][標準差
0.1614
0.0260
0.0049
0.0051
0.0581
0.0414
112.5129
1.2024
3.3923
0.2048
0.4632
0.4021]
表2中報告了88家上市房地產公司4年的資本結構、宏觀經濟變量以及內生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從表2
中可以看出，我國上市房地產行業的資產負債率極大值為0.9554，極小值為0.0145，由于不同上市房地產公司規模性，經營狀況等內生變量的差異，資本結構的極差上相差甚遠，體現出各公司對融資途徑的選擇偏好有明顯差異。通過觀察資產負債率的均值和標準差，房地產企業總體上的負債率平均水平達到了60.89%，也體現出這樣一個資金密集型行業偏好通過負債融資經營，具有高財務杠桿的特性。通貨膨脹率上負值代表通貨緊縮，正值表示通貨膨脹，2008年到2011年間極大值為0.0590，極小值為-0.0070，通貨膨脹率的正負變動對于研究經濟穩定性對資本結構的影響是很有意義的。GDP增長率、政府支出增長率和貨幣供應增長率均為正值，市盈率的極差變化顯著，體現出資本市場對企業估值的非理性，根據市場擇時理論，股價很有被高估和低估的可能。宏觀變量的變化性為研究其變動對資本結構的影響提供了有效的基礎。
3.2 相關性分析
變量之間大部分是存在顯著的相關性（表3），部分變量間存在顯著性關系，通貨膨脹率與M1-M0增長率，實際貸款利率與政府支出增長率之間的簡單相關系數超過0.8，可能存在共線性問題，變量間存在多重共線性的可能性較高。在回歸過程中政府支出增長率和M1-M0增長率由于與其他變量間存在多重共線性，被迫自動剔除。實證模型調整為：D=β0+β1GDP+β2π+β3R+β4PE+β5X1+β6X2+β7X3+β8X4+β9X5+ε
變更后的模型線性回歸分析的結果如表4中所示。
表4線性回歸分析結果
[
(常量)
通貨膨脹率
GDP增長率
實際貸款利率
市盈率
Ln資產
流動比例
總資產周轉率
凈資產收益率
資產增長率
估計系數
-0.8816
-0.6095
0.5610
3.3238
-0.0001
0.0558
-0.0140
0.1477
0.0406
0.0245
標準誤差
0.2107
0.3090
1.4222
1.5370
0.0001
0.0065
0.0021
0.0365
0.0153
0.0181
T檢驗值
-4.1832***
-1.9725**
0.3945
2.1625**
-1.4999
8.6535***
-6.6367***
4.0456***
2.6636**
1.3508][ N Adjusted R2 F檢驗
332 0.415527.1458][*.**.***.分別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顯著相關]
由回歸分析的結果可見，①通貨膨脹率在5%的水平上與資產負債率呈現負相關關系，與假設相符。說明在通貨膨脹時，企業會優先選擇權益融資；而在通貨緊縮時，會優先選擇債務融資。②實際貸款利率在5%的水平上與資產負債率呈現正相關關系，與假設相符。說明短期利率升高，企業會更多地選擇發行債務融資，提高財務杠桿；短期利率降低，企業會更多選擇權益融資，降低財務杠桿。③GDP增長率與資產負債率的相關關系從回歸結果上來看呈現正相關關系但并不顯著。市盈率與資產負債率從回歸結果上來看呈現出負相關關系但相關性也不顯著。雖然正負相關性均與假設相符，但結果顯著性并不高，這可能與樣本年限的長短，樣本量大小以及所選定的行業有關。④資產、總資產周轉率、凈資產收益率、流動比例與資產負債率關系顯著；資產增長率與資產負債率的關系不顯著。均與理論分析一致。⑤由于共線性原因，通貨膨脹率與M1-M0增長率有顯著共線性，由變量相關性可以看出，通貨膨脹率與M1-M0增長率呈現負相關，可以推測M1-M0增長率與實際貸款利率資產負債率正相關；與政府支出增長率有顯著共線性，由變量相關性可以看出，實際貸款利率與政府支出增長率呈現負相關，可以推測政府支出增長率與資產負債率負相關，均與假設相符。
4建議
我國房地產業資本結構負債率水平較高，除了公司的內部因素差異，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也不可忽視，因此在制定融資決策時，首先要考慮到現階段宏觀大環境的情況。在面對多變的宏觀經濟政策時，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優化資本結構:
4.1 大力發展資本市場，完成股權分置改革
資本市場是上市房地產企業獲取發展所需資金的主要渠道，也是在這樣一個市場中，資本實現了流通和重新配置。因此一個完善而健全的資本市場對于房地產這樣資金密集型企業的融資決策而言就顯得尤為重要。
4.2 不斷創新金融產品，構建房地產融資新模式
事實證明，單一的融資模式已經很難確切地滿足房地產業對資金的需求，現如今的融資方式主要以銀行貸款和信托為主，但日益發展的經濟對融資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融資新模式的構建日益需要得到發展，創新金融產品對融資而言受益匪淺。
4.3 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健全房地產金融市場
隨著房地產行業的高速發展，對住房貸款市場的規范化日益提出了要求，在現階段對資本的大量需要為住房貸款的證券化提供了有效的發展基礎。這是規范化資本市場的一個強有效措施，也是切合房地產資本行情的一項舉措。
4.4 整合房地產行業，建立自律性組織
擁有自律性是一個行業得以良性發展的必備條件。當前房地產行業發展如火如荼，對自律性提出了要求。作為政府、企業和個人的連接樞紐，發展成熟的房地產業已具備行業自律的經濟基礎。也只有在房地產這樣一個發展到成熟階段的行業，才有可能實現房地產業高度的自律。建立有效的自律性組織有利于房地產業的良性發展，提高質量水平，進而在這樣一個自律性的經濟環境下不斷地實現完善資本結構的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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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方經濟學，就是被運用于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學，有市場經濟學之稱。以1776年亞當·斯密《國富論》的出版為標志，西方經濟學歷經200多年的風雨滄桑。在這個不長不短的歷史進程中，從斯密、李嘉圖、薩伊、穆勒、馬爾薩斯、馬歇爾到凱恩斯、弗里德曼、薩謬爾森、盧卡斯、斯蒂格利茨，經濟學大師輩出；從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經濟學流派林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帶來西方經濟學的不斷創新和發展，以致于文獻上有“經濟學帝國”之稱。
2、西方經濟學主要介紹流行于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現代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它既研究古老而又現代的家政管理，又研究多姿多彩的企業經營，還大膽解說政府日益加碼的經濟調控。它既贊美價格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的效率優勢，也無情的剖析市場機制在不少領域資源配置上的諸多缺陷。西方經濟學包含的內容非常廣泛，包括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數理經濟學、動態經濟學、福利經濟學、經濟思想史等等。其主要包括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
（來源：文章屋網 ）
盡管“財務”并非一個古老的概念，但在自然經濟狀態下，財務管理作為一門學科出現也根本是不可能的。然而，當人類步入近代社會，尤其是以公司經濟為支撐的近代市場經濟產生之后，公司財務與會計不僅處于并駕齊驅的地位，而且財務在公司經營與管理運作時序上要先于會計，成為公司經營運轉的開端。管理學家認為，至近代社會“財務控制可能是早期管理控制中最發展的一種”（克勞德?小喬治：《管理思想史》第三章）。即便是起源于地中海沿岸資本主義經濟關系萌芽階段的威尼斯兵工廠，在產業革命之后的“工廠制度發展階段”，客觀上“財務”也已成為這個古老工廠里的管理“王國”（克勞德?小喬治：《管理思想史》第三章）。1918年世界著名管理學家亨利?法約爾，在公司經營與管理組織體系構建中，正式把“財務”作為公司組織運作中的先導性部分（亨利?法約爾：《工業管理與一般管理》）。隨著股份公司制的產生與演進，公司意義上的財務便日益社會化了，財務控制隨之成為資本市場管理基礎層次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至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無論是政府還是公司，對資本市場管理，如果不在管理工作中把財務、會計、審計置于市場經濟管理控制上的基礎地位，充分發揮它們在基礎控制中的作用，那么發生在宏觀經濟與中觀、微觀經濟管理上的失誤便不可避免。
因此，談多嬌教授2013年出版的《西方財務理論發展史》與2008年出版的《西方理財思想史》這兩部書，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及現實意義。這兩部著作填補了中國財務史研究上的空白，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政府、企業和大學經濟學與管理學的學者，以及學士、碩士、博士正確認識掌握財務理論與實踐都具有指導性作用與啟示性意義。這兩部著作給學者提供了具有說服力的財務理論參考，它們對管理者如何端正市場經濟下的財務管理思想與如何進行管理實踐，提供了典型的歷史案例與可茲借鑒的歷史經驗及其可記取的歷史教訓，并且對于碩士與博士研究生撰寫學位論文，開展財務管理方面的實證研究，具有指引作用。
理財思想史與財務理論發展史，在歷史邏輯上完全具有一致性。這兩部書開展的研究，表現為一個科學、完整的財務史研究體系，所以，如學者通讀這兩部書，一定受益匪淺，通過它有利于加深對現代公司財務的認識，在財務管理工作中創造新的業績。僅就《西方財務理論發展史》而言，筆者認為它是一部頗具創作特色的著作，分析作者立論所開設的八章財務理論發展專題史的邏輯體系，其特點在于：
（1）研究具有前沿性。這部書的一至八章都是從歷史研究的角度探討現代財務管理中的前沿性問題，盡管這八個史論專題各自具有研究上的獨立性，但在對重要財務研究方面，又彼此關聯，形成現代財務理論上的完整體系，對公司財務管理活動實踐具有系統的指導意義，對財務管理原理的學習也具有全方位啟示性作用。（2）系統揭示了現代公司財務運行的基本歷史規律。這部書的一至八章，作者在研究中都以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時空觀為指導，從歷史分期上研究現代財務的基本理論問題與各歷史階段的問題，每個專題都把剖析問題的成因放在重要方面，并把前后協調貫穿起來，總結某一理論的發展成
相對于以亞當·斯密作為奠基人的古典經濟學體系，現代經濟學范式的形成和發展主要歸功于經濟學思想史過程中的兩次重要的思想革命：其一是19世紀70年代史稱“邊際革命”的經濟學價值理論革命；其二是20世紀30年代表現為“凱恩斯革命”的經濟學分析的方法論革命。這兩次重要經濟學思想革命的邏輯結果，使現代經濟學范式較之古典經濟學范式具有更加寬闊的思想發展空間。譬如說，現代經濟學的價值(效用價值)概念包含精神元素，從而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對象可以被視為精神過程與物質過程相統一的“行為學”過程。而凱恩斯明確地使用三大心理學因素，來解釋經濟過程的有效需求相對于供給機制的獨立性，則是對“邊際革命”之后的一條經濟學思想路線的繼承和發展。在本文中，我們把同這樣一條思想路線相聯系，并且對現代經濟分析思想產生重要影響的經濟學思想元素，稱作為現代經濟學范式中的“凱恩斯元素”。
由于近兩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顯性張揚，現代經濟學范式中的“凱恩斯元素”已經對近30年來居經濟學主流地位的“新古典主義”構成了嚴峻的理論挑戰。本文依據經濟學思想演變的理論和歷史邏輯，對現代經濟學思想的這種前沿發展作出分析判斷，認為現代經濟學范式中的“凱恩斯元素”將在主流經濟學體系中“復興”。
二、現代經濟學中的“凱恩斯元素”
元素一：不確定性與無知(uncertainty and ignorance)
“不確定性”的概念最早由納特(f.h．knight)提出。凱恩斯(j．m．keynes)的貢獻是將這個概念同經濟行為主體的決策行為及其實際后果聯系起來。凱恩斯認為，人們對于未來的種種不同看法足以影響目前的情況，經濟過程的現狀是完全被動的、確定的，是由經濟體系中的不同的行為主體關于未來的不同看法所決定的，也就是說，經濟體系的現狀是行為主體關于未來看法的函數，人們對于未來的預期是主動的，是自變量，而經濟體系目前的狀況則是因變量。由于未來是不可確知的，因此，所有經濟行為主體的主動的“決策過程”都是在“不確定性”的條件下完成的。這意味著經濟體系的現狀始終是同“事前”的預期相出入的。
凱恩斯的“不確定性”概念中包含著“無知”(ignorance)的內涵。他從來就不相信“不確定性”能夠從經濟體系或經濟活動中消失掉，更不相信人類最終能找出一種方法來完全預期未來；相反，他確信，“時間和無知的黑暗力量”永遠是經濟體系和經濟活動的一個內在組成因素，因此，即使我們假定經濟行為主體是完全理性的，他們的經濟決策的現實結果也總是會同經濟決策的預期目標相出入，所以，實際經濟過程總是經濟行為不斷進行調整的過程，也是經濟的調整成本持續發生的過程。凱恩斯指出；“人們總是被無數主觀和客觀的偶然性包圍著、支配著，不得不持續不斷地調整自己的預期和決策以適應變化了的情況和條件，但這仍然不能保證新擬定的計劃就一定比以前的更好”。
元素二：“完全理性假設”不成立
現代經濟學的價值理論對于經濟學分析(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有一項演繹屬性的邏輯貢獻，這就是將人類的精神活動過程通過包含精神元素的價值概念引入經濟行為和后果的分析。由于精神活動及其支配下的經濟行為貫穿全部經濟學分析，因此經濟學家們關于人類精神活動的基本狀態的理論假定，實際上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決定了他們的經濟學分析的思想路線。
關于人類精神活動狀態的一項最便利的假定就是人類精神活動過程符合完全理性(complete rationality)的假設，這個假設給經濟學家提供的便利主要有兩點：其一，數學方法作為最佳理性工具，在完全理性假設的條件下可以作為經濟學分析方法的自然而然的替代品。其二，完全理性意味著人類精神活動及其行為后果對于經濟運行機制并不構成實質性影響，因為在完全理性假設的條件下，人類精神活動及其行為后果對于經濟運行過程不可能構成任何“意外的”自主性“沖擊”。所以，有了“完全理性假設”，由現代經濟學范式的價值概念引入經濟學體系的人類精神活動特質就被抹平了，經濟學分析的全部邏輯都可以被還原到古典經濟學的認識。這就是現代經濟學中的一條新古典經濟學的思想路線。
同由“時間和無知的黑暗力量”構成的客觀方面的“不確定性”相對應，人類經濟行為的心理過程的復雜性和波動性構成實際經濟過程中的起源于主觀方面的“不確定性”，凱恩斯關于這一認識所提出的經典概念是人類經濟行為中的所謂“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這種精神是同人類經濟行為“完全理性假設”水火不容的。人類經濟行為中的心理過程的復雜性、波動性和自主性，是凱恩斯經濟學解釋實際經濟過程缺乏穩定性的主要理論依據。凱恩斯本人關于總有效需求規模的自主性決定因素的概括，就歸結為三大外生心理學因素；邊際消費傾向、投資的邊際效率和流動性偏好。事實上，從凱恩斯的經濟學分析框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精神或心理元素在經濟學分析框架中的自主獨立性和外生性，是凱恩斯思想路線的經濟學分析具備物理學涵義的“均衡”概念的邏輯依據。因此，在凱恩斯思想路線的經濟學理論認識中，心理狀態或精神狀態的起伏變動就會導致實際經濟過程起伏變動，正如庇古(a．c．pigou)在“凱恩斯革命”之后所認識到的那樣；“物體擺動的周期在磨擦的影響下趨于縮小；但我們并不能由此而推論，心理擺動的周期亦將如此，”
元素三：非瓦爾拉市場均衡分析的方法論
劍橋學派的馬歇爾承接“邊際革命”之后的新價值理論，啟動市場價值決定的“雙刃說”，主張幣場需求和市場供給是兩股相互獨立的市場力量。“凱恩斯革命”在這個方面繼承了劍橋學派的傳統，將市場需求和市場供給的均衡分析框架由微觀個體層次提升到宏觀總體層次，并以三大心理學因素解釋了市場需求之所以獨立于市場供給的邏輯原因，從而使得凱恩斯經濟學的思想路線同古典經濟學的“薩伊定律”及其新的表現形式“瓦爾拉定理”劃清了界限。
然而，如前所述，曲于“完全理性假設”抹平了經濟行為主體的精神活動的復雜性和獨立性，古典經濟學范式的“薩伊定律”就可以以新的表述形式重新滲透到現代經濟學分析之中。這就是所謂的“瓦爾拉一般均衡”及其現代數理表達方式“阿羅—德布羅均衡”(k．arrow & g.debreu)。這一新古典思想路線的經濟學方法論實際上反映的是需求數量與供給數量派生于一個經濟體的總生產函數的“恒等”的關系，而非市場需求獨立于市場供給所產生的兩股力量交互作用而達至的物理學涵：義的“均衡”，數學形式反映數量相等的邏輯關系，但“數量相等”只是“均衡”概念的邏輯內涵之一，是事后的結果；“方向相反”才是構成“均衡”事前的原因。這是新古典思想路線的經濟學方法論同凱恩斯思想路線的經濟學方法論的基本區別之一。
作為以上“凱恩斯元素”合理的經濟學結論，凱恩斯經濟學的思想路線認為：現實經濟行為及其宏觀表現是內在地不穩定的，經濟過程出現“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具體表現為工資和價格剛性以及調整成本(wage and price rigidities and adjustment costs)——完全正常，因此國家經濟管理作為市場經濟過程的穩定因素是必要的和有效的。
三、凱恩斯元素的失落：起因和后果
由于不能夠從經濟學范式轉換的高度來歸納和理解上述凱恩斯元素，凱恩斯經濟學同古典經濟學之間的“范式區隔”就為后人所忽視。凱恩斯在《就業通論》中關于“名義工資和價格剛性”的假定就被理解為一個權宜性的假設，而不是有著深厚思想基礎的見解。于是，伴隨著凱恩斯之后的標準宏觀經濟學體系的發生，現代經濟學范式之中的凱恩斯元素就開始流失，主流經濟學家對于凱恩斯經濟學的誤解和誤用開始泛濫。
(一)“新古典綜合”與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之爭”
Abstract: Based on Guanzhong's economic thought, through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similar theory of Keynes and Guanzhong in macro management and market economy, the paper aims to look for the wisdom left by sages.
關鍵詞：管仲；凱恩斯；經濟理論；略同
Key words: Guanzhong；Keynesian；economic theory；similarity
中圖分類號：F0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0）33-0005-02
0引言
管仲（約前723或前716-前645）：名夷吾，謚曰“敬仲”，春秋時期齊國潁上(今安徽潁上)人，史稱管子。春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先秦法家的先驅者。齊桓公在位時，經鮑叔牙力薦，為齊國上卿（即丞相），對齊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實行了全面改革，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第一霸主，管仲由此被稱為“春秋第一相”。管仲的思想主要見之于《左傳》、《國語》、《管子》、《史記》中，其思想對后來儒、墨、道、法各家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為后世廣泛借鑒。
特別值得一體的是，管仲還是2600多年前中國的齊魯大地上的一位經濟思想先驅，他的經濟哲思充分體現了政府管理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宏觀調控藝術。某些富有時代意義的經濟思想堪與現代宏觀經濟學之父凱恩斯的經濟理論相媲美。
管仲思想產生于春秋爭霸時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度的大背景中，其經濟政策反映了統治階級的愿景和要求；凱恩斯思想誕生于工業革命后1929-1933年資本主義空前的經濟危機中。從理論上看，管仲和凱恩斯思想產生的時代相去甚遠，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也完全不同，我們暫時拋開這些客觀因素，在同樣處于動亂的時代環境中找尋到二者在經濟領域共同的觀點和在當今仍具有現實意義的宏觀經濟理論。
管仲和凱恩斯都主張政府和市場相結合來維持經濟運行。《管子?輕重》中指出，國家調控市場有兩個目的：維護社會穩定和獲取國家財政收入。同時其也提到了利用價格因素來實現市場機制的有效運行。凱恩斯認為，在自由放任不加干預的情況下，經濟的均衡會處在就業量足夠低的狀態，而它的生活水平會處在足夠困難的狀態，因此必須有政府的干預，但這不意味著取消自由市場，而是將二者有機結合。本文中，筆者著重分析管仲的經濟思想，并就其與凱恩斯在宏觀經濟調控和市場運行機制方面相似的經濟理論予以初步探討。
1刺激消費，拉動內需，促進經濟發展
管仲對拉動宏觀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的“消費”頗為重視，其任齊國上卿時，居所富麗堂皇極盡奢華。《管子?事語》中“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郡材不散”的意思是指不建筑高臺亭榭，各種木材就沒有銷路[3]。體現了通過宏觀調控擴大內需的實質。《管子?侈靡》篇更是將管仲的奢侈消費論推到極致：認為“莫善于侈靡”，“雕卵然后瀹之，雕 然后爨之”即建議“雞蛋要畫上色彩再煮，火柴要雕上花紋再燒”[1]。這樣的生動的例子是對消費促進生產的創見，也為解決就業問題提供了一種創造性思維。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曾幽默地用“挖坑填土”的例子來說明當前政府解決就業問題的現狀，而在千年以前，我們的先哲就已經給予我們如此相似而智慧的答案。
“事實上，管仲的真實主張是奢儉并重，并指出富人侈靡可以為窮人增加謀生手段，其強調的”高消費“主體是君主、統治階級上層和巨商富賈。以現代觀點看來，管仲所倡導的奢侈消費，只是讓”富者散資于民“的一種手段，根本目的還是以消費促生產”[3]。
凱恩斯在《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中的核心觀點之一是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蕭條與失業是由于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是指消費和投資處于均衡狀態時的總需求量。凱恩斯認為，由于短期內生產技術、資本因素、勞動力因素都是不變的，因此，國家調節就是在總供給為既定的前提下，調節總需求，達到既無失業也無通貨膨脹的目標，而要實現這一點就要提高消費傾向，刺激消費。凱恩斯的宏觀調控中刺激有效需求的政策與管仲在《侈靡》中的價值倡導不謀而合，都認為應以消費促進社會生產，從而拉動就業，實現經濟的復蘇，這對于當前處于后經濟危機時代的世界各國來說是頗為有益的借鑒。
2妙用宏觀調控手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管子?乘馬數》有“故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策也”的語句，我們看到這其實說的是政府通過修葺亭臺樓閣達到促進就業和民生安樂的效果。同時管子還注重政府的賑濟，《輕重甲》說“饑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贍者得賑，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君出四十倍之粟以賑孤寡，收貧病”，說的是在困難時期政府予以補助。對于稅收政策，管仲靈活地將其分派在不同的商品上，對不同人群，不同產業不同征稅。凱恩斯的國家干預經濟理論中的財政政策是一國政府根據既定的經濟目標通過調節財政的收入和支出以影響宏觀經濟活動水平的經濟政策，通過比較，我們發現，管仲的經濟思想與凱恩斯理論中的政府購買、轉移支付和稅收政策與有異曲同工之妙。都強調通過政府的財稅手段達到穩定社會，保障民生，減少貧富差距等宏觀調控目標。
凱恩斯所指的貨幣政策主要包括公開市場業務、調整再貼現率和存款準備率。管仲所處的前封建時代，商品經濟發展尚處萌芽階段，也就不可能有金融管理機構或中央銀行一類性質的金融調控中心。但管仲提出的“國家商業經營論”[1]也頗有利用中央機器調節社會經濟的貨幣政策之意。管仲認為，國家經營商業，要有相當數量的貨幣資本。此所謂“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國家壟斷貨幣鑄造權，保證了貨幣來源，從而通過控制貨幣供給達到控制經濟運行成效。國家的商業要以貨幣為資本，而對于流通中所需要的貨幣要進行計算，稱之為“幣乘（計算）馬（籌碼）”即貨幣資本的需要量，同時，管仲還對于商品貨幣流通及價值論等做了許多創新性的探討。在前秦時代能有如此超前的貨幣調控觀念，以及所涉及到流通領域的經濟理論的廣泛性，在封建時代是空前絕后的，充分體現了國家利用政權力量控制商品和市場的意義和作用。
3發揮市場――“無形之手”的作用
《管子》中談到一個事例：由于洪澇災害，齊國之西糧價居高，每釜達百錢，而齊國之東糧食豐收，每釜僅十錢，糧賤傷農。糧價懸殊如此之大，管仲據此建議桓公向全體國民每人征收三十錢的稅，但要換算成當地的糧食繳納。齊之東民繳三釜，而齊之西民只繳三分之一釜，由此，齊國政府集中了東部的大量糧食，一部分作為儲備，另一部分平價散售于齊西，齊西因有國家的平價糧食售賣，最終使“齊西之民饑者得食，寒者得衣”。而齊東因有國家的大量收儲，糧價上揚，解決了糧賤傷農之害[3]。《輕重乙》篇恒公問“衡”，管子說：“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恒公問“衡數”是否可調，即物價是否可調，管子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用。”不難看出，管仲深明“用價格配置資源”這個市場經濟的關鍵，巧妙發揮市場機制中的“價格”來進行宏觀調控。
在凱恩斯主義中，凱恩斯認為政府干預經濟具有重大意義，但是自由市場活動的領域仍然是廣泛的。凱恩斯主張在實現市場對資源優化合理配置的基礎上進行宏觀調控。他不反對自由市場機制，宏觀調控的目的是治愈經濟蕭條的疾病，保持市場經濟的效率和自由。而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往往是通過價格因素來調節供給與需求，在管仲調控物價的例子中，不難發現，實質上是在政府引導下的市場價格調整，并不完全是放任的物價管理，這又與凱恩斯思想再一次契合。
作為諸子百家第一人的管仲，他的經濟思想在眾多學派中獨樹一幟，管仲善用經濟謀略，幫助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為春秋霸主；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管理理論化解了資本主義面臨的最嚴重的經濟危機，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注入了新鮮血液，在二戰后得到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普遍推崇，使得宏觀調控和自由市場完美結合。當代中國的發展，已經由計劃經濟時代轉變為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路就是在國家宏觀調控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所起的基礎性作用。同時特別強調宏觀調控對社會主義發展的巨大影響，強有力的宏觀調控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能夠把握好我國經濟建設的社會主義方向，能夠在經濟危機時力挽狂瀾……而先哲管仲的經濟思想為我們提供了國家管理與市場結合的許多良益方案。同時，“宏觀之父”凱恩斯所提供的國家干預經濟理論經過中國實踐的檢驗已成為新凱恩斯主義在中國流行，并用于經濟建設的指導之中。不論是“東方凱恩斯”還是“西方凱恩斯”都把握住經濟運行規律，以宏觀為手段，以市場為依托，從而運籌帷幄，而對于我們，取先人智慧之精華，必將大有裨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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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自由主義；歷史演進；經濟思想
[中圖分類號] F04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009-6043（2017）04-0036-02
在西方國家重視并實施市場經濟的近300年時間里，自由主義經濟思想作為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而備受關注。我國作為目前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一帶一路”以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歷史背景下，完善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顯得尤為重要，梳理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歷史演進對我們借鑒其合理經驗理論、警惕其可能帶來的危害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前古典經濟學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想
自由主義經濟的思想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伴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在前古典經濟學時期形成了主張重視農業生產、經濟放任自由的理論思想。色諾芬在其代表作《經濟論》中最先提出“經濟”一詞，這里的經濟主要指的是“家庭管理”，他重視農業生產，初次探究了勞動分工的現實意義。瑪爾庫斯?特倫提烏斯?瓦羅將農業置于一切行業之首，奉勸奴隸主應該經營土地、從事生產的行業。他強調農業不僅僅是一種技藝，更是一種關乎生存的重要技藝。
二、古典經濟學時期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想
古典經濟學時期以反對專制、限制政府權力以及主張經濟自由為核心，這一階段以魁奈、亞當?斯密、李嘉圖和薩伊為思想代表。
魁奈是法國重農學派的創始人，他也是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經濟學家之一。他在代表作《經濟表》中提出國家的一系列干預政策應當取消，行會制度、工業法規的實行也是沒有必要的，應該采取自由競爭的方式來發展經濟。他對于工商業的自由競爭理論，就是他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直觀體現。
亞當?斯密作為經濟學的鼻祖，其以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為基礎的“看不見的手”理論作為微觀經濟學的研究核心，主要強調了價值規律和自由競爭對市場的作用。他反對國家做出干預經濟的政策決斷，主張自由生產和經營。他認為在理性人的假設下，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會自發地促使社會利益達到最大化，資源會得到最優配置。
李嘉圖發展了斯密的國際分工和自由貿易學說，從供給的角度提出了比較成本學說。他認為，只有商業自由，才能夠實現最有效、最合理的分工，個人才能更高效地利用資本和勞動；國家才能更高效地發揮資源稟賦，以實現社會共同利益的增加。他的比較成本學說就是倡導各國應分工生產對自己有利且成本最低的產品，以實現互利共贏。這一理論被認為是古典學派成熟的國際貿易理論，至今仍是各個國家推行的貿易準則。
讓?巴蒂斯特?薩伊不僅僅繼承并發揚了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并且使其更加通俗化和系統化。他提出的“三分法”以及“薩伊定律”等無不體現了他對于經濟自由主義思想的認可和推崇。薩伊在《政治經濟學概論》中主張經濟自由放任，市場會自發地達到供需平衡的狀態，強調“供給創造需求”。“薩伊定律”旨在論證供給會創造需求，自由放任的市場會憑借市場機制自發地達到資源的最優配置，旨在強調國家對于市場經濟的干預是沒有必要的。
三、新古典經濟學時期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想
新古典經濟學派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逐漸發展起來，其發揚了邊際主義的理論思想，以供求為載體，弘揚了自由主義思想。馬歇爾為這一時期的代表，他在其著作《經濟學原理》中對于自由主義思想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探究和描述。他強調自由競爭，提倡自由競爭為生產者和消費者帶來最大化的效用，避免經濟危機的發生。他認為只有經濟自由才能保證生產要素投入和消費者支出的均衡，自由主義經濟思想是經濟增長的基礎。新古典經濟學派以馬歇爾作為其代表，提出的全部理論分析均是以自由主義經濟思想作為理論依據。
四、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
隨著20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危機的爆發，凱恩斯的國家干預經濟思想取代了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主導地位。但是凱恩斯所提倡的干預經濟政策與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并行不悖，他并沒有完全否認自由主義經濟思想，他強調的是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為市場的自由運行提供調控和指導。這一時期的經濟學派眾多，自由主義經濟思想也在特殊的歷史環境下進入了新自由主義思想的一個新階段。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分為狹義和廣義，狹義的是倫敦學派，以哈耶克為理論代表。廣義的主要有倫敦學派、理性預期學派以及貨幣學派等等。下面就幾個具有代表性的經濟學派進行論述：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作為倫敦學派的新自由主義代表，他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標志著新自由主義的誕生和確立。他的新自由主義理論的核心思想是：國家對于經濟的干預或者計劃經濟的實施，會使經濟發展收到制約，會導致國家權力專制，明確地表達了他對于自由主義經濟的認可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摒棄。他認為市場就應該是自由放任的，強調自由的市場、生產和經營。他認為國家干預、計劃經濟和壟斷是不利于經濟發展的，所以堅決反對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他強調私有制是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前提條件，認為只有獨立的個人擁有生產資料才會有利于生產、有利于經濟的發展。新自由主義其他學派的理論觀點都是以哈耶克的思想作為核心基礎，哈耶克的理論對新自由主義興起和發展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羅伯特?盧卡斯作為理性預期學派的新自由主義代表，在《預期和貨幣中性》中提出了他的思想主張，強調市場自由運行、提倡經濟自然發展。他認為政府的職責就是為公民提供穩定安全的社會環境，不應對經濟進行過多的干預，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越少，經濟發展就越繁榮。其經濟自由主義的政策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反對政府過度干預，崇尚市場自由放任
認為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有自發調節資源配置的作用，市場能夠長期穩定的通過自發調節得到發展，市場利用配置的資源完全可以規避經濟危機發生的風險。（二）完善政府宏觀經濟政策，保證政策的適宜性和連續性
政府為達到短期經濟效果而做出的經濟政策往往會帶來影響范圍更廣更深的經濟波動，可能會帶來更加棘手的經濟問題。（3）提倡政府應以追求經濟發展的自由水平為政策目標。政府通過強硬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進行經濟調控，會打破經濟發展的平衡狀態。
米爾頓?弗里德曼是現代貨幣學派的新自由主義代表，他站在貨幣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在《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中，他提出如果政府對經濟沒有進行任何干預，市場的穩定程度要高于凱恩斯主義所描述的程度。他認為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只會造成經濟的動蕩和不平衡，政府不應該試圖在短期內影響經濟的自由運行，應該首先保證貨幣總量的穩定。貨幣總量能夠以穩定的態勢持續增加，那么價格就會穩定，價格的穩定就會帶來整個市場的穩定，促使經濟穩健地增長。他認為政府進行宏觀調控唯一的手段就應該是貨幣政策，通過對貨幣供給量的控制穩定市場，而并不是靠強硬的政策企圖實現短期的經濟效果，例如調控失業率以及物價水平等等。
綜上所述，不同時期的經濟學家們所倡導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想核心即為推崇自由競爭、反對國家干預，強調市場在經濟運行中發揮的作用。因為不同時期的經濟發展背景不盡相同，所以對于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理論我們要客觀的分析，考慮到多重影響因素的作用。我國進行政策制定應借鑒其有利于經濟發展的理論思想，規避其對我國經濟發展可能造成不利的危害。充分發揮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完善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促進我國經濟平穩健康發展。
[ 考 文 獻]
[1]陳莉.亞當?斯密的市場經濟理論[J].經濟科學，1995（5）：75
[關鍵詞]“試錯法”改革 宏觀經濟微觀基礎 馬爾可夫過程假說
〔中圖分類號〕F015,F01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7326(2007)01-0069-06
一、引言
1978年以來我國宏觀經濟的基本背景是漸進的和全方位的經濟轉型。即使現在的匯率制度改革、金融體系改革、國有企業改革仍然在摸索和實踐之中。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沿用“試錯法”（Trial and Error）的改革思路，但是“試錯法”意味著改革者不能區分轉型的長期影響和短期沖擊。而很多經濟現象長期和短期效應是相悖的（例如匯率貶值的J曲線效應、農業產量與農業基礎設施投入的關系等），這必然造成改革者走很多彎路甚至錯路。到了改革的深入階段，這種情況尤其嚴重。就目前情況來說，國內爭論的一個熱點，就是我國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體制改革是否是有效的，有人甚至說，這些改革總體上是失敗的。以上問題的出現與對我國轉型經濟的研究現狀不無關聯。
目前關于轉型經濟的研究可以歸類為三種方法。（1） 制度經濟學分析，采用的是制度的比較靜態分析方法，如Sachs、[1] Jefferson和Rawski、[2]吳敬璉。[3]（2） 微觀領域的產業組織分析，主要采用靜態博弈方法或廠商行為方法，如Tian、[4] Bai [5] 和Svejnar [6]( P243-254 ) 等。這兩種方法的研究多采用靜態和確定性分析，忽略了動態和不確定性的影響。經濟人是前瞻性（forward-looking）的理性人，沒有理由不對未來進行預期；另外在中國經濟轉型中，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如工資體制改革引起了收入的波動，以及教育和社會保障體制改革引起了支出的不確定性等。但它們與本文的主旨不同，這暫且不談。（3） 宏觀方面的結構性宏觀經濟分析及實證分析。其中，結構經濟分析主要是利用國外現有理論直接構造結構性的宏觀經濟模型。但是這種方法肯定是誤導的，甚至是錯誤的。這是因為，國外宏觀經濟理論建立的基礎是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這與我國從計劃體制到市場體制的漸進轉型有著本質的差別。例如大多數對人民幣合意變動幅度的研究（Chou和Shih、[ 7 ] 張曉樸、[ 8 ] 林伯強[ 9 ] 等），主要是套用國外均衡匯率模型。但國外均衡匯率理論一般假定分析國家為小型開放經濟、產品市場自由競爭和要素國內自由流動，而這三個假定在中國無一成立。實證分析方面主要是利用中國數據進行各種計量回歸，有時在模型中考慮一些制度變量，如Cowgill[10]和Song[11]等。但是該做法在加入制度變量時十分主觀；另外，即使我們能夠確定那些制度變量會影響宏觀經濟，但對于這些制度變量如何進入模型，以及如何影響宏觀經濟這兩個問題，我們仍然是不清楚的。
總體上，目前中國經濟改革遇到了一些困難，這至少在部分上是中國經濟研究在方法上落后而導致的。筆者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辦法是：首先對目前的“試錯法”改革方式進行規范和科學的理論化和量化，然后闡述特定制度和轉型背景下的我國宏觀經濟運行機制，最后，據此科學地設計制度轉型的推進進程。宏觀經濟運行機制是現實經濟人在一定約束條件下相互作用的經濟實現，而對理性的經濟人行為進行規范的描述，則又是科學地闡述我國宏觀經濟運行機制的前提。因此，解決（或至少部分解決）目前改革困境的出路在于：把現代宏觀經濟學的主流分析方法與我國經濟轉型的具體實踐有機地結合起來，重新建立我國經濟轉型時期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理論，再把微觀研究運用到宏觀經濟分析。建立這樣的理論或模型，會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和經濟體制改革的安排起到重要的指南作用，這樣的模型和方法本身在理論上也是對經濟學的貢獻。
二、為什么要分析轉型時期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
（一） 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定義
所謂微觀基礎，應是指兩個方面的含義，微觀行為基礎和微觀制度基礎。微觀行為基礎是指代表性的經濟主體（通常假定是理性的）出于特定的動機（例如消費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廠商追求利潤或企業價值最大化等公理化假定），在資源約束下進行決策、決策實施和事后學習等的行為，以及把這種行為理論化和模型化的方法；微觀制度基礎是指經濟中現有的制度安排對微觀經濟主體行為的特定約束。則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就應該是指：
“在經濟中現有制度安排、資源和信息的約束下，理性的經濟主體出于特定的動機而進行決策、決策實施和事后學習等的行為，以及把這種約束下的行為理論化和模型化的方法。”
（二） 微觀基礎的重要性
近年來，在國內外宏觀經濟學領域，加強微觀基礎研究的呼聲愈加高漲。那么，在宏觀經濟領域，微觀基礎到底有多重要？
對此，不同的經濟學家有著不同的看法。Snowdon等[12]對主流經濟學派主要經濟學家的訪問表明，大多數經濟學家傾向于認為微觀基礎十分重要，但并不代表宏觀經濟學的全部。微觀基礎研究的重要性表現在：首先，所有的宏觀現象都是許多微觀現象的加總；其次，沒有這種研究工具，經濟學就不再有許多內容，最終將演變成描述；最后，微觀基礎的研究能夠揭示一般經濟規律后面的深層次的淵源，使得我們對宏觀經濟的運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但這并不是說全部宏觀經濟學都必須從微觀經濟學基礎出發，有很多像IS―LM模型等那樣十分有用的模型，盡管這些模型并沒有從單個單位出發并從此建立起來。
實際上，如果經濟的結構穩定（例如完善的市場經濟），政府的政策行為也具有一致性，一般性的經濟理論加上經驗性的研究可能已經可以滿足一般的宏觀經濟分析需要。例如，就短期預測而言，一些實證模型，尤其是時間序列模型十分有用（Hanmilton）。[13]
（三）為什么要分析轉型經濟的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盧卡斯批評”的啟示
盡管在發達市場經濟條件下，微觀基礎研究并不能代表宏觀經濟學的全部，但是，微觀基礎對于研究轉型經濟中的宏觀經濟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筆者認為，它代表了我國宏觀經濟研究唯一正確的方向。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借鑒現代宏觀經濟理論的最新成果。在近幾十年宏觀經濟學的發展中，可能最有影響力的就是所謂的“理性預期革命”，“盧卡斯批評”（Lucas critique） 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盧卡斯(Lucas)[14] 在其經典的論文中指出：政策制定和實施者行為方式的變動，如果不考慮結構性經濟模型深層次參數（deep parameters），則計量經濟研究（尤其是凱恩斯式的Tinbergen框架研究）就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模型分析和預測的系統性失誤。
對此，Lucas舉了一個極好的例子：如果你看到我在克拉克大街上駕車向北行使，你就猜測幾分鐘后我仍在同一條大街上朝北走，那么你就獲得了良好的（盡管不完全）預期的成功。但是你想預測如果克拉克大街關閉以后我的反應，那就應該想想我打算去哪里以及我另外可以選擇的路線有哪些。這個例子生動地說明了決策問題的本質和微觀基礎研究的重要性：如果想知道在政策的一些變化下，人的行為可能怎樣變化，那就有必要研究人們做出選擇的方式。
“盧卡斯批評”主要是針對宏觀經濟政策制定者的行為方式而言的。它雖然深刻，但忽視了對經濟主體賴以行為的制度背景的考慮。這可能是因為盧卡斯把分析建立在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因而不必要過分強調制度背景。但在我國全方位和漸進的改革中，經濟制度一直處于深刻的變動中。這意味著傳統理論借以發揮作用的最基本的條件也都得不到滿足，更不用說政策制定者行為方式的變動了。可見，如果我們套用國外的模型來研究中國宏觀經濟，必然會導致模型的設定錯誤（specification error），而招致“盧卡斯批評”。而套用國外現有的理論直接構造中國的結構性宏觀經濟模型，正是當前研究我國宏觀經濟的主流方法之一。例如，劉小玄等[15]和Wang Xi[16]論證了在經濟轉型時期，由于特殊的晉升制度和“控制者收益”效應，我國國有經濟經理人同時存在數量與效益的雙重經營目標。而完全市場經濟中的廠商一般被假定只具有利潤這樣的效益目標。這就意味著國有經濟必然表現出異于完全市場導向廠商的特殊行為。此時，套用國外的廠商模型來分析國有經濟行為，方法必然錯誤。王曦[17] 對中國貨幣需求函數的分析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實際上，不單是國有經濟行為與貨幣需求函數，類似的結論貫穿于中國宏觀經濟研究的各個方面。
傳統理論和模型之所以有效，正是因為它們是從一定假定條件（制度穩定、市場競爭性等）下對經濟主體進行微觀分析的基礎上得出的。而在我國，由于經濟轉型的作用，這些通常是合理的一般化假定條件都不能得到滿足。生搬硬套西方現成模型分析中國經濟在方法上是錯誤的，其結論會誤導。
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是，把現代經濟理論和我國經濟轉型的特殊背景聯系起來，重塑轉型時期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建立推導真正符合我國宏觀經濟分析的理論和模型。
三、如何建立轉型經濟中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
宏觀經濟學本身是一個充滿爭議的領域。由于經濟現象十分復雜，經濟學本身又同時具有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雙重特征，對同一經濟現象會有不同視角的觀察，因此出現了不同的學派。目前國際上代表性的主流宏觀經濟學派有：新古典學派，代表人物是R. Lucas，T. Sargent和R. Barro等；以及新凱恩斯學派，以N. Mankiw，O. Blanchard和S. Fischer等為代表。雖然其觀點不同，但若深入考察其思想體系，我們會發現各個學派在分析思路上存在著相當的一致性，即首先是建立關于經濟人行為的若干公理，然后通過一定的技術模型化經濟人行為從而引出結論并指導政策。我們可以將其概括為公理化和邏輯化的分析方法。從這個角度看，轉型時期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問題就包括建立轉型時期微觀行為的公理化體系；通過一定的方法對經濟人行為進行理論化并指導政策。邏輯化的分析方法通常與建模的技術相聯系，可以直接向主流學派借鑒，這里暫且不談。對經濟人行為的公理化假說是微觀基礎分析的思想基礎，它通常包含對經濟人目標、預期和市場出清三個方面的先驗論斷。不同學派的假設不同，因而引至不同的結論。下面提出轉型時期的公理化假說。
（一）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設
主流宏觀經濟學假定經濟人是追求目標函數最大化的理性人，簡稱為理性人假說。
在經濟學中引入理性人假說出于兩種動因。一是所謂的“規范性”動因，即了解人們在既定情況下怎樣合乎理性的行動是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這通常與討論人們“應該做什么”的規范性研究聯系起來。第二種動因涉及到能解釋和預測實際行為的理模型運用的可能性，這屬于“是什么”的實證性研究范疇。經濟學家首先對理進行刻畫，然后基于理分析實際行為。這一動因構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主要基礎。其理由是，盡管實際行為從原則上說可以采取任何形式，但有理由相信在大部分時候它可以被描述成是“理性的”。
在經濟學思想史的發展上，將人類看成是在不懈地追求他們各自的私利，以代表理性人的最大化目標，是一種重要的觀點。雖然有許多其它的動機（例如令人滿意的和有界的理性）在人類的行為中可能是重要的，但是，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強理性人假說，長期以來在刻畫個人行為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由于把理性人假說運用到經濟學研究的方便和深刻性，“新古典學派”和“新凱恩斯學派”同時繼承了理性人假說。
(注：相對于“新古典學派”比較一致的理論框架，“新凱恩斯學派”的觀點顯得有些龐雜，但一般認為，標準的“新凱恩斯學派”接受了理性人和理性預期假說。)
就轉型經濟而言，筆者認為，一般意義上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設可以用來分析轉型經濟中的宏觀經濟。首先，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設可以被認為是一種最為方便的理論框架，能排除那些最明顯的行為不協調。其次，經濟學發展史證明，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設是一個強有力的分析工具，可以使我們對宏觀經濟的運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們這里強調的是一般意義上的理性人，是指在特有制度下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經濟主體。在特有制度下，“個人利益最大化”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經濟理論中的“消費者效用最大化”、“廠商利潤最大化”和“政府福利最大化”，可能具有更特殊的形式。例如，前文已經說明，國有企業經理同時具有數量與效益的雙重目標；又如，在人民幣外匯市場上，由于市場信息的不完全和特殊的行政制度，對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的操作員甚至匯率政策的決策者都傾向于維持匯率基本不變。此時，個人風險最小化是更合適和直接的假設。
（二）市場非出清的可能
持續的市場出清（continuous market clear）是指：理性經濟主體根據已有信息進行最優反應的結果，造成了在每一個時點上，所觀察到的經濟現象都處于均衡狀態；所有的觀察結果都被視為是“市場出清”的，是經濟主體按照他們所覺察到的價格做出的最優供求反應的結果。對此有一個形象的比喻：不可能在人行道上存在不被人揀起的10美元鈔票。
新古典學派是市場持續出清假說最強硬的支持者，并且該假說可能是新古典主義最核心的部分。它意味著，價格和工資會以極快的速度調節到均衡點，不可能存在供求的脫節和非自愿的失業。理性人假說、理性預期、持續的市場出清再加上盧卡斯總供給曲線，構成了新古典的均衡經濟周期理論。其政策含義包括：政策無效性的主張、反通貨膨脹的零成本和“盧卡斯批評”等。“新古典學派”對于經濟理論出色的演繹，也許加上一點修辭上的優勢，(注：這主要得益于理性預期中的“理性”一詞，因為沒有人希望自己是“非理性”的經濟學家。)使得它在20世紀70、80年代極其盛行，“凱恩斯主義”似乎注定要退出舞臺。但是新古典主義斷言反通貨膨脹政策具有零成本和市場持續出清，當英國撒切爾政府和美國里根政府進行反通貨膨脹的試驗之后，兩國經濟深度的衰退似乎對新古典主義提出了相反的證據。這使得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一些經濟學家開始重新思考新古典經濟學的公理化假說，尤其是持續的市場出清假說的可信性。在反對陣營中，新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家成為主要的力量。
“新凱恩斯學派”面對“新古典主義”的挑戰，開始著手重塑凱恩斯主義的微觀基礎。他們雖然接受了“新古典學派”理性人和理性預期的假設，但對持續的市場出清假設一直予以激烈的批評。他們認為，由于市場的不完全競爭、勞動的非同質性、信息的不對稱和菜單成本（menu cost）的存在，以及關心公平的經濟主體行為，使得價格和工資的調整存在名義的或實際的剛性（nominal and real rigidity）。剛性使得價格和工資不能足夠迅速地調整以出清市場，于是名義和真實的需求和供給沖擊將導致產量和就業巨大的真實效應。產量和就業對其均衡值的偏離是巨大而長久的，而且毫無疑問這種偏離對經濟福利是有害的。政府因此要對經濟采取干預的政策，并且這種政策干預是有效的。
在我國經濟轉型過程中，市場不可能連續出清，甚至不可能出清。經濟體制改革以前，我國照搬前蘇聯集中計劃的模式來管理經濟，國有企業內部實行物資和原材料的計劃調撥分配，財務上實行統支統收；銀行系統也采用條塊分割的方式來實行現金發行計劃和貸款計劃的數量性管理。在這種體制下，市場的作用被壓縮到了最低點，市場非均衡占據了統治地位，很難想象會有持續的市場出清。經濟轉型之后，由于我國實行漸進的改革，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完善，因此整體經濟中的持續市場出清也是不可能的。例如，我國到目前為止仍實行固定利率制度，貨幣市場不存在利率機制調整貨幣供求，更不用說快速的調整。
市場非出清的可能性意味著，在一些時候，我們必須利用非均衡分析方法來分析特定的問題。陳平等 [18} 對現階段人民幣匯率非均衡機制的分析是這方面的一個代表。
市場非出清的可能性還意味著，與“古典二分法”不同，名義沖擊很可能對真實經濟總量造成巨大和持久的影響。王曦等（2003）[19] 對我國貨幣市場實際運行態勢的分析表明，我國貨幣市場的沖擊作用具有波及性、永久性和持續性；貨幣市場失衡是普遍現象；宏觀總量在向均衡的漸進調節過程中呈振蕩性波動，存在超調現象。
（三）經濟轉型中的預期
理性預期（rational expectation）的思想最早可能起源于Muth，[20] 1961年他認為：“預期就是對未來事件有根據的預言，因此預期與相關經濟理論的預言是基本一樣的。”大約10年之后，新古典學派經濟學家才正式將這個假說吸收到宏觀經濟研究中；隨后，該假說開始被新凱恩斯學派經濟學家采納。理性預期是指在形成關于某一變量未來值的預期時，理性的經濟主體會最有效地利用所有可以得到的該變量決定因素的信息。新古典和新凱恩斯學派經濟學家一般使用的是理性預期的強形式，這與馬思的假說相符，即認為：經濟主體對經濟變量的主觀預期將同這些變量的客觀數學條件期望一致，或者說理性預期不存在任何系統誤差。如果在時期t要預測t+1時的變量Xt+1，則理性預期意味著：
Xet+1=E[Xt+1|It]
其中，It為時間t時的信息集。理性預期也可以表示為：
Xet+1=E[Xt+1| It]=Xt+1+εt+1
其中，ε為理性預期的誤差，E[εt+1]=0，E[εt+1| It]=0。
E[εt+1]=0和E[εt+1| It]=0清楚地顯示，理性預期不存在系統誤差。
就筆者而言，理性預期的思想無疑是正確的。這首先是因為，如果我們采用了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說，我們實際上就是假定，他（她）具有和真正的經濟學家一樣的分析和處理問題的能力。
(注：這個假定可能過強了，一個相對弱的解釋是理性的經濟主體可以從公開得到的專業經濟學家的研究報告中獲悉專業預測。)
這就是說，理性人沒有任何理由不高效率地運用他（她）可以獲得的公開的信息。其次，可以證明，很多其他的預期形式，例如適用性預期、外推型預期等，實際上都是理性預期的特例，是特殊隨機過程下理性預期的特殊實現。但問題的關鍵是：在我國經濟轉型的背景下，經濟人是怎樣進行預期的？
四、“試錯法”改革的隨機過程表述
“試錯法”經濟轉型，其含義是：改革者在推進下一步的改革時，除了大方向以外，其依據就是當前的改革推進程度。在數學上，如果可以把某些制度改革的推進想象為一個性的隨機制度向量的變動，則該制度向量剛好具有隨機過程中的馬爾可夫性（Markov property：是指隨機向量的下一期變動只與該向量的當前實現有關，與歷史無關）。這就是本文要提出的假說――“試錯法”改革的馬爾可夫過程表述。為了使這個假說更有適用性，我們分別考慮了兩種表述：
強形式：Xt+1=AXt+C+εt+1（1）
弱形式：Xt+1=AXt+C+μ(Zt)+εt+1 （2）
其中，X為制度向量， A為系數矩陣，C為趨勢向量，ε為i.i.d.的白噪聲，It為時間t時的信息集，函數μ(?)表示其他當前狀態向量（Z）對改革推進的影響。由于μ(?)利用了額外的信息，因此式(2)的假設要弱于式(1)。弱形式的一個例子是我國政府在1988年宣布要進行“價格闖關”的情形，其中μ (?)表明了“政府宣布”的作用。
這種“試錯法”的改革推進特點對經濟主體的預期行為而言，就是他們缺乏或只具有很少的信息來預測未來。對式（1）和式（2）取條件期望，有：
預期強形式：E(Xt+1| It)=AXt+C （3）
預期弱形式：E(Xt+1| It)=AXt+C+μ(Ωt)（4）
式（3）表明，對改革推進的預期只與當前的改革安排有關，與改革的歷史無關；式（4）雖然利用了當前改革推進的額外信息，但仍與歷史無關。
以上分析說明，由于經濟主體在預期時只使用了最近的信息，因此其預期表現出“短視（myopia）”的特征。
五、結語
在“試錯法”的改革過程中，制度背景不同、經濟結構不同導致了中國宏觀經濟殊的微觀行為方式。此時，直接照搬主流宏觀經濟學的模型是誤導的，必然遭受到“盧卡斯批評”，產生系統性錯誤。解決這個問題應從深層次著手，將主流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方法與中國經濟轉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以重塑轉型時期的中國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作為這個工作的第一步，我們重新定義經濟轉型時期的公理化假定，包括對“試錯法”改革的馬爾可夫過程表述、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設、市場非出清的可能以及理性預期假說。下一步的任務就是，針對具體問題，利用主流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技術展開分析。在這方面，我們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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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凱恩斯經濟學；大蕭條；節儉悖論
中圖分類號：F113.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6）12-0085-02
當今《宏觀經濟學》教學中，多數采用新古典綜合派的理論觀點，其理論主要綜合了新古典經濟學派的一般均衡論和凱恩斯經濟學的主要觀點，一般從講述GDP核算開始，然后討論國民收入的決定因素，從宏觀干預的角度分析兩個市場的一般均衡，研究通貨膨脹、失業、經濟增長與經濟周期等問題。由此可知，《宏觀經濟學》的理論并非凱恩斯經濟學的原貌，而是融合諸多經濟流派的一種理論體系。因此，本文針對《宏觀經濟學》教學中一些容易產生歧義的概念和理論進行簡單地梳理，以期有助于《宏觀經濟學》的研究、教學和學習。
一、凱恩斯定律
凱恩斯并沒有提出“凱恩斯定律”，這是相對于“薩伊定律”來說的。“薩伊定律”的核心是供給自動創造需求。薩伊認為，由于供給能夠自動地創造需求，所以，自由的市場經濟總能達到充分就業，不會出現大規模的生產過剩，然而1920年以來的大蕭條使“薩伊定律”不攻自破。凱恩斯認為，由于邊際消費傾向、流動偏好、資本邊際效率等心理規律的存在，會導致有效需求不足，從而出現生產過程、大量失業、經濟增長緩慢等經濟蕭條的現象，因此必須進行宏觀干預，以拉動需求、刺激供給。這就是凱恩斯的“需求刺激供給”。這在多數教科書中稱為“凱恩斯定律”，其一般表達為：當社會總需求增加時，總供給總能以不變的價格水平來滿足社會總需求。
在實際教學中，學生無法理解凱恩斯定律，但如果結合大蕭條的背景就容易認識其中的內涵。在經濟大蕭條時，大量生產要素閑置，在宏觀干預下，最初總需求增加時，增加的供給不會產生價格上漲的壓力，所以價格水平是不變的。這僅是大蕭條時期的短期經濟現象。隨著總需求的進一步增長，要求生產規模擴大，生產要素相對變得稀缺，會產生價格上漲的壓力，總供給的價格水平就會上漲。
由此可知，凱恩斯定律所描述的內容僅是在經濟大蕭條背景下的一個短期經濟現象，并不能代表經濟發展的長期狀態。
二、消費傾向和邊際消費傾向
消費傾向和邊際消費傾向是具有不同內涵的凱恩斯經濟學術語，在現代宏觀經濟的研究和教學中經常混淆，此處從凱恩斯原著的角度來考察這兩個概念的區別與聯系。
1.消費傾向的定義。“消費傾向”是凱恩斯消費理論的核心名詞，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以下簡稱《通論》）中定義為：“存在于Y（以工資單位計算的特定收入水平）和C（該收入中用于消費支出的數量）之間的函數關系，用χ來表示，于是C=
χ（Y）或C=W?χ（Y）。”其中，Y是以工資單位計算的由就業量（N）唯一決定的收入水平，C是以工資單位表示的消費量（C）。也就是說，消費傾向被定義為收入與消費之間的函數關系，其實質是就業量與消費量之間的關系。
凱恩斯認為，“消費傾向是一個相當穩定的函數，在通常情況下，消費量取決于總收入量（二者都以工資單位計算）。”而且，消費量與收入量之間存在一個重要的心理規律：“在一般情況下平均說來，當人們收入增加時，他們的消費也會增加，但消費的增加不會像收入增加得那樣多。這就是說，如果用C代表消費量，用Y代表收入量（二者皆以工資單位計算），那么ΔC和ΔY就會有相同的正負號，但前者小于后者，即dC/dY為正值，但比值小于1。”
2.消費傾向與邊際消費傾向。“消費傾向”與“邊際消費傾向”是一還是二？凱恩斯在《通論》的第8章中明確定義“消費傾向”為一種函數關系，即C=χ（Y）或C=W?χ（Y）；在此函數關系的基礎上，“消費傾向”還表現出一種心理規律：在一般情況下平均說來，當人們收入增加時，他們的消費也會增加，但消費的增加不會像收入增加得那樣多，即0
在《通論》的第10章中，凱恩斯為了說明乘數理論而定義了“邊際消費傾向”。他說：“人們有一種普遍心理：當整個社會的實際收入增加或減少時，社會的消費也會增加或減少，但后者的增加或減少不會像前者那樣快，即ΔC和ΔY具有相同的符號，但ΔY>ΔC，其中，C為用工資單位計算的消費。這不過是重復了前面已建立過的命題。我們把dC/dY定義為邊際消費傾向。”
以上的論述表明，“消費傾向”主要用于描述消費與收入之間穩定的函數關系，“邊際消費傾向”則主要描述消費增加量與引起消費增加的收入增加量的比例關系，前者的內涵明顯大于后者。但在更多的時候，凱恩斯并不特別區分這兩個概念。例如，他在《通論》第9章中寫道：“在短期內消費量的變化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收入（以工資單位計算）的變化，而不是取決于特定收入量下的消費傾向的變化。”
3.消費傾向與消費收入彈性。有的教科書中這樣描述“消費傾向”：隨著收入的增加，消費也會增加，但消費增加的速度慢于收入增加的速度。如果用C代表消費量，用Y代表收入量，那么“消費增加的速度”可表示為ΔC/C，“收入增加的速度”可表示為ΔY/Y，前者慢于后者即可表示為：ΔC/ΔY?Y/C
三、節儉悖論與“節儉悖論”悖論
“節約悖論”是凱恩斯最早提出的一種理論，認為增加儲蓄會減少國民收入，而減少儲蓄會增加國民收入，這種矛盾被稱為“節約悖論”。要解釋“節約悖論”首先應分析儲蓄與投資的關系。
1.投資恒等于儲蓄。凱恩斯在《通論》第3、6章講解“有效需求理論”時，詳細地講解了投資與儲蓄的關系。他說：“當就業增加時，總實際所得也要增加……當實際所得增加時，總消費也增加，但不如所得增加得那么多。所以如果整個就業量都用于滿足消費需求的增加量，雇主們就要蒙受損失。因此，要維持一定的就業量，當前的投資量必須足以吸收在這個就業量下超過社會消費量的那部分總產量。”“超過社會消費量的那部分總產量”就是儲蓄，投資等于儲蓄。在《通論》第8章的結束部分，凱恩斯進一步說明動態中的投資與儲蓄的平衡關系。如果當前儲蓄較多，說明人們更加注重未來的消費，滿足未來的消費就必須擴大當前的投資，投資和儲蓄就會趨于相等；反之，如果當前儲蓄較小，說明人把更多的收入用于當前消費，可用于未來的投資資源就會減少，投資和儲蓄也會趨于相等。總之，按照凱恩斯的理論，投資和儲蓄總會趨于相等的。
2.“節儉”降低收入的“悖論”。按照國民收入決定理論，如果y、c、α、β、s、i分別代表國民收入、消費、自發消費、邊際消費傾向、儲蓄、投資，消費函數為c=α+βy，儲蓄函數為s=-α+（1-β）y。當投資（i）與儲蓄（s）相等時，均衡的收入就會出現y=（α+i）/（1-β），其中，（1-β）稱為邊際儲蓄傾向。節儉指人們更加偏愛儲蓄，就是邊際儲蓄傾向較大。人們越節儉，（1-β）越大，則y=（α+i）/（1-β）越小，這就是所謂的“節儉悖論”。但現實經濟發展并非如此。二戰后許多東方國家注重節儉，并沒有出現所謂的“節儉悖論”，這被稱為“‘節儉悖論’悖論”。
3.“‘節儉悖論’悖論”釋疑。理解“節儉悖論”應從凱恩斯理論的產生背景入手。在大蕭條時期，大量生產要素閑置，生產能力過剩，有效需求不足，急需擴大有效需求來刺激生產和供給。此時如果強調節儉的話，有效需求就會進一步下降，使經濟更加蕭條。
在現實經濟發展中，多數發展中國家根本不存在生產能力過剩，而是急需大量投資。投資有兩個來源：一是經濟體自身的積累；二是引進外資。經濟體自身的積累就要提倡節儉，把當期產出節儉下來，作為下一期生產的資本。一般情況下，發展中國家都會提倡節儉以獲得資本積累來完成工業化的發展過程。由此來看，凱恩斯的“節儉悖論”并不適用于尚處于工業化階段的發展中國家。
四、結語
綜上所述，在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和教學中，必須關注經濟理論的原創者所處的歷史背景，如此才能較為準確地把握其理論的內涵和外延。現代宏觀經濟學綜合了新古典經濟學、凱恩斯經濟學、劍橋學派、新古典綜合派、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學派乃至新宏觀經濟學等不同流派的觀點，其中既有凱恩斯主義對古典主義的批判，也有凱恩斯主義左派與之間的爭論，還有西方經濟“滯漲”前后新興經濟學派對凱恩斯主義的批判。這些不同時代的經濟理論，其間既存在繼承關系，也存在顛覆關系。當這些觀點放在一部教科書中，不僅會給學生帶來許多困惑，也會給研究者帶來許多疑慮。如果能夠結合某一理論觀點產生的背景，這些問題就會迎刃而解。所以，凱恩斯經濟學的研究、教學和學習必須結合經濟大蕭條的背景才能更加深入和理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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