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0-18 10: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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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國家層面在大力推進產業融合，產業融合說到底是產業分化下的一種產業發展范式，其本質是并不破壞產業生態。在各自獨立的產業生態下，進行價值和利益的交換，也可以理解為市場的相互滲透，這種滲透的前提是符合國家法律法規，迎合政策的可操控性，從而使原有產業生態升級或者改造，形成新產業的動態發展模式。這種模式的基礎是互為關系，互為條件。從文化產業和互聯網經濟來看，產業融合首先要考慮的是文化產業的價值取向是否需要互聯網經濟的引導。其次，從內容的創新和傳播來看，互聯網經濟的方式方法是否能被文化產業所幫助。另外，文化產業能否融入互聯網經濟生態，或者說，互聯網的技術手段能否被文化產業所吸收，這些都是我們需要考慮的問題。
一、文化產業與互聯網經濟融合的可行性
文化產業，國家的定義是為社會民眾提供文化、文娛產物和服務的活動以及與這些活動有關聯的活動的集合。而對于互聯網經濟的定義是以當代新興的互聯網技術為基礎，專門從事網絡資源收集和互聯網信息技術的研發、建設、使用、生產、儲存、傳送和營銷信息商品，可為經濟發展提供有效服務的綜合性生產活動的產業集合體，是現階段國民經濟結構的根本組成部分。從定義中不難看出，文化產業需要互聯網這種網絡信息平臺將內容進行傳播，同時從產業角度來說，文化產業有產品就需要市場宣傳，從現階段來說互聯網的傳播是行之有效的手段之一；通過互聯網的，讓更多的人對文化產業的產品情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使文化產品的市場開拓更具有生機和活力；所以從這個角度出發，網絡技術的發展，使國際文化交流更加便捷、更加全面。同時，網絡上的文化溝通和交流，將調動起各種文化發展和創新的潛能，為文化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而互聯網是一個虛擬的平臺，互聯網的內容創新來源于文化的植入和營銷，所以互聯網經濟一定程度上是依賴于文化的訴求，那么文化產業和互聯網經濟的融合點就有了。
二、互聯網經濟與文化產業融合點分析
（一）產業間互相吸引點在哪里
有需求才會有合作，融合首先要滿足的是兩者之間的聯系，所以是一種產業交融的關系；產業交融產生在產業的邊沿處和交叉處，經過轉變原有產業產物的特質和市場需求，推動企業間的競爭合作關系發生轉變，從而使產業界限模糊，形成了新的產業關系；當前的文化市場很活躍，主要表現為文化產業的娛樂性。其實，文化產業和互聯網早就在無形中開始了自融，文娛產品要通過，從前期的宣傳到后面的呈現，以影視為例，現在通過互聯網平臺進行播放成為常態，這里面就存在產業的融合關系，文化產業出產品，互聯網平臺對產品進行市場化，從而雙方共同獲得經濟利益，這其實已經是“互聯網+文化”的經濟形態；但這一種經濟形態，還不是很完善，從融合點上還浮于表面的融合，從文化產業與互聯網經濟自融的相關性，以及互聯網是內容流傳的載體的角度出發，兩者是“兄弟關系”，密不可分，少了誰都不行，這是生態所決定的，也是價值所決定的。
（二）利用技術創新是兩者融合的前提條件
產業融合不單單是你情我愿，在產業間要尋找到更深入的融合點，那就是技術融合，而技術融合是產業融合的前提條件，通過技能的交織浸透融合，將原處于差別產業的價值鏈活動全數或個別融入到另一產業中，構成新式產業。文化產業在互聯網技術支撐下進一步得到了升華，上升為文化內容產業，當前的文化內容產業應該是得到了充分的發展，但也面臨著一些新的問題，文化產業內部的技術創新不夠，特別是結合互聯網技術后，所以文化產業要大發展，沒有互聯網技術的創新不行；隨著移動互聯時代的到來，文化內容產業的發展也大大拓展了手機功能，從而提高了其經濟附加值，比如智能手機的核心價值來源于它在技術支持下能夠享受的文化內容；從這個角度出發對于文化產業的改造進入了一個新的里程碑式的階段，所以文化產業需要發展前提是互聯網技術創新，而互聯網經濟也需要內容的創新來滿足自己載體的價值。
（三）政府引導是促進產業融合的外部條件
政府從過去的管理逐漸變為對互聯網經濟和文化產業的引導，行政干預市場永遠是成不了氣候的，現在市場經濟的規律，是市場決定管理手段，也是市場決定產業的融合價值；但政府來說，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我國的經濟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還需要政府引導，還需要政府來約束市場主體的行為規范，所以認識到互聯網與文化的高度相關性，兩大產業交融面臨著很好的時機是政府提出的。文化部的《文化部對于促成文化與互聯網聯合發展的引導意見》提出文化和互聯網的深度聯合，有助于推動文化體制改革，增進互聯網產業轉型升級，推進中華文化遺產的傳承。從《意見》可以看出，政府對于文化和互聯網經濟的布局早就開始。所以說，政府的引導是融合的外部重要條件不為過。
三、互聯網經濟與文化產業融合效應分析
（一）互聯網產業對文化產業的影響
互聯網制造技術對文化產業的影響應該說是積極而深遠的，主要表現為文化產業與互聯網技術之間的融合，這種融合主要呈現為互聯網技術與文化相結合，產生出更多更新的文化產品；另一種融合是最新的互聯網信息技術與文化產業相結合，互聯網必須以文化內容為中心，否則互聯網變得空洞，而互聯網經濟同樣是依附于將技術創新當作實現手段，將文化內容融入數字和電子的終端產物，與文化產業的融合主要表現為內容創造；而這些移動終端的出現，可以說給了文化產業更大的舞臺；所以技術創新給了文化產業更多的可能，新終端不斷涌現，擴充了文化服務業的成長平臺。從文化產業生態鏈來說，互聯網的影響力是全面而深遠的。1.互聯網媒體技術對文化產業的影響。隨著互聯網技術的不斷創新，尤其是信息技術和數字技術的多媒體技術的實現，對文化產業具有深遠的影響和積極的效應，載體也就是平臺的廣泛使用，特別是媒體手段的更新，新媒體形式層出不窮，以目前比較火的自媒體來說，如果文化產業沒有自媒體就不能稱為文化產業了。在最新的條件下，互聯網媒體技術為文化內容產業提供了全新的發展平臺。2.互聯網傳播技術對文化產業的影響。互聯網傳播技術，首先體現了技術作為一種媒介對文化產業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是以傳播為基礎，比如這兩年比較火爆的自媒體平臺，其最大的產業生態仍然表現為文化娛樂性和知識收集；通過互聯網的傳播從根本上把原本很小眾的內容或者一家之體會成為了媒體內容，成為一種文化屬性的產品，所以互聯網技術在無形中影響著一個產業鏈，甚至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
（二）文化產業對互聯網產業的影響
1.文化產業向互聯網滲透。文化產業通過自身攜帶的品牌、價值和文化營銷屬性向互聯網滲透，從而形成了新的互聯網經濟生態。文化產物固然有其物質化的載體，這種物質化的載體是沒有媒體屬性的，其發展較為緩慢，所以在文化產業的經濟性上必須要對互聯網進行滲透才能體現出其真實價值，那么這種滲透可以看作是文化產業對產品價值所承載的虛構和標記的特性，這是符合互聯網接納條件的。從目前的互聯網生態來看，文化產業的滲透是全方位的，首先是文化產業的作品滲透，其次是產品的滲透，另外還有以人為價值導向的滲透，比如直播、網紅經濟和文化名人等，都表現為一種文化產業對互聯網的滲透，當然最為主流的仍然是文化娛樂產品的滲透。2.文化產業向互聯網產業的上游環節滲透。文化產業向互聯網上游產業的滲透主要是因為互聯網越來越重視文化的創新和內容的開發，互聯網經濟有了自己的研發和品牌影響力。文化產業向互聯網經濟中的研發、設計等領域的滲入主要是內容的創作，主要包含出書、音樂、表演藝術、電影、電視和廣播、軟件、廣告、建筑、策劃、藝術品和古玩貿易市場、時裝設計手工藝品和手工藝品等多個行業，這與目前主導的電商經濟為代表是分不開的，這些上游產業其實本質上仍然是傳統文化產業的繁衍。同時，隨著文化產業和互聯網經濟的深度交融，以創意設計、互聯網內容創新為代表的環節表現出對文化產業的依附。
四、結論
文化產業與互聯網經濟的融合發展是時代所需，據統計，全球文化經濟每天締造200多億美元產值，當前文化產業已是全部產業中增長最快的產業，特別是以文化娛樂業為代表的新興行業，而互聯網正是這一文化產業創新的關鍵動因，在文化產業成為了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國家互聯網戰略的大融合下，文化產業必須結合互聯網經濟的生態和手段以及技術，才能得到更好的發展，所以產業融合是一個大的趨勢，也是目前文化產業必須要面對的課題，加快文化產業的升級，其必不可少的就是與互聯網經濟的融合，從而在融合中得到發展，互聯網經濟也需要文化產業的支持，來滿足虛擬化下的真實和文化價值的依附。
參考文獻：
[1]吳利華，張宗揚.中國文化產業的特征及產業關聯研究———基于投入產出模型視角[J].軟科學，2011，(12).
[2]袁丹，雷宏振.文化產業與信息產業的產業關聯與波及效應分析[J].統計與信息論壇，2015，(4).
【關鍵詞】嶺南;民族融合;經濟文化類型
【作 者】嚴雪晴,廣東技術師范學院民族學院民族學碩士生。廣州,510650
【中圖分類號】C9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10)01-0165-007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Economic-Cultural Types’
Evolution and the NationalSyncretism in the Southern Region of the Five Ridges
Yan Xueqing
Abstract: The national syncretis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n processing the economic-cultural types’evolution in the Southern Region of the Five Ridges, accelerating the change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means of livelihoodand enh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thnic culture. The evolution of the economic-cultural types is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of attracting and accelerating national syncretism. The national syncretism process is engraved with fishing and hunting civilization and rice-planting civilization also with the commercial civilization ever since the ancient history.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 cultural types accelerates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syncretism inside and enforces the syncretic relations among the nationalities to a certain level and shapes the basic pattern of national syncretism.
Key words:Southern Region of the Five Ridges;national syncretism;Economic-cultural types
古代的嶺南是指位于五嶺以南的廣大地區,包括現在的兩廣、海南、港澳及越南北部的一部分。自新石器晚期以來,嶺南的民族融合經歷了自然融合到強制融合再到自然融合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經濟文化類型發生了嬗變。經濟文化類型的嬗變反過來又影響著嶺南民族融合的深度、力度和廣度。本文通過搜集、整理資料,結合考古發掘實證和語言學知識,研究自新石器晚期以來至清代這一段歷史時期嶺南地區民族融合與經濟文化類型嬗變的關系問題。敬請學者斧正!
一、嶺南民族融合是促進嶺南經濟文化類型嬗變的重要因素
(一)民族融合加速了嶺南地區生態環境的變化
新石器時代晚期到西周時期,嶺南的珠江三角洲、北江、西江、東江和韓江五個發達經濟文化區域,是南越族最先發生民族族內融合的地區。“這五個發達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經濟文化區域,是南越人最先結合成部落聯盟的地區……繼新石器時代晚期發達的幾何印紋陶文化之后,嶺南地區進入了青銅時代……青銅時代是南越族形成和發展的時代。”①在廣西,民族融合的經濟文化區域最早出現在桂江流域和西江流域一帶。“西甌活動的中心只能在五嶺之南、南越之西、駱越之北,恰當今桂江流域和珠江中游一帶”;②或者說西甌在“五嶺之南,南越之西,駱越之東,大體包括漢代郁林郡和蒼梧郡,情況相當于桂江流域和西江流域一帶”。③ 這一族群的“民族成份亦至復雜,它包含了古代駱越人、 東甌越人、復雜倭人、楚人和中原人,等等”。 ④商周時期,嶺南民族雖然與中原民族有過交往與聯系,但是受到中原民族的影響不大,嶺南土著族內融合成為當時的主流。但由于嶺南地區地形地貌復雜多樣,溝壑縱橫,山多地少,嶺南土著生存、活動的區域狹窄并且彼此隔離開來,各族群之間的交往、交流受到極大限制。當時的嶺南土著以原始漁獵型的生計方式為主,主要從事漁獵、采集,當時的農業十分落后,經濟發展十分緩慢,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程度較小。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嶺南地區由新石器時代進入青銅時代,到了戰國晚期又進入鐵器時代,嶺南諸越族活動的范圍不斷擴大,對生態環境的影響越來越強烈。嶺南民族族際融合帶來的生產工具的變革,加大了改造自然的力度,引起生態環境的劇烈變化。自秦漢以來,通過移民“落藉”實現的族際融合成為民族融合的主要方式。中原王朝的軍隊和刑徒及躲避戰亂的黎民百姓不斷地進入嶺南地區,從戍邊屯墾到落籍嶺南,他們利用先進的農耕技術大力開發嶺南,促使嶺南的生態環境較以前發生質的改變。秦漢時期的北來的移民大都定居于嶺南開發較早的先進地區-西江流域和珠江三角洲一帶。盡管如此,但是當時嶺南的自然環境十分惡劣。《史記》記載:“南方卑濕,蠻夷中間”。⑤《漢書》記載:“南方卑濕,其眾半羸”。⑥《后漢書》亦載:“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⑦面對如此惡劣的生態環境,嶺南各族群為了自身的安全與經濟利益,在土壤肥沃、地勢低平的河流谷地與山麓地帶呈聚落分布。特別是北宋末年的“靖康之亂”引發的珠璣巷集團性移民,經遷徙至珠江三角洲地區積極與當地居民融合。他們沿珠江干流修筑堤圍,圍墾造田,然后對沙田進行深度開發和精耕細作,其創造的桑基魚塘生態農業,折射出人與生態環境互動的成效。元明清時期,嶺南的民族融合出現了成分多元化、自然融合與強制融合并存的局面。在這一時期,入桂的客家與壯族雜居、融合;在兩廣地區,出現瑤族、壯族與漢族的相互融合;在廣東,出現畬族、瑤族與漢族的融合;在海南,出現黎族、苗族與漢族之間的融合;加之元代嶺南回族的形成和清代嶺南滿族的出現,使得嶺南民族融合的格局出現了新的變化。這種新變化極大地促使生態環境發生改變。居住在桂東南、桂北、粵北、粵東山區及海南島山區的壯族、瑤族、畬族、客家、黎族、苗族等族群長期雜居相處,融合與同化程度較高。但是由于交通閉塞、土地貧瘠、生產力落后等原因,粗放型的農耕方式仍然處于支配地位,造成對自然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如廣西橫州的山子瑤“就山伐巨木”,加工成“盆、盎、鍋蓋、鼓之屬,入城貿易”⑧,海南島“黎人……所居憑深阻峭,無平原曠野,伐樹火之,散布谷種于灰中,即旱澇皆有收獲,窬年灰盡,土磽瘠不可復種,又更伐一山,歲歲如之。”⑨《嘉應州志》載:“畬瑤,即峒僚。……散處深山,砍樹結茅為畬,刀耕火種,采食獵毛,自言為狗王之后,不供賦役,昔時程鄉有此種瑤人。”⑩居住在珠三角地區、桂江流域、珠江中游一帶、西江流域、東江和韓江流域及海南島沿海地帶等地區的漢族、滿族、回族、熟黎等民族,精細型的農耕方式處于主導地位,對生態環境破壞的程度相對較輕。
(二)民族融合促進了嶺南地區生計方式的變遷
春秋前,嶺南土著之間發生了最早的民族融合-族內融合。最初以原始漁獵采集為生計方式的嶺南土著,其生存空間狹小而孤立,在民族融合的推動下,不斷開拓新的生存空間,不斷獲取新的物質資源。隨著時間推移,原來的生計方式提供的食物與經濟資源不足以滿足族群的各種需要,土著民族迫切需要一種更先進的生計方式來維持族群融合帶來的生存壓力。其生存空間從珠江三角洲、北江、西江、東江、韓江和桂江流域、珠江中游及西江流域一帶的谷地和地勢低洼區域不斷向四周擴大。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嶺南民族的族際融合開始出現。嶺南地區諸越族群的生計方式由最初的原始漁獵采集過渡到山林刀耕火種。這是一種較為原始的農耕生計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嶺南民族的生產、生活之需。在這期間,地處嶺北、江南間的楚、吳、越國因戰爭之需南伐嶺南,開辟了跨越五嶺的交通道路。地處嶺北的族群相繼遷居嶺南,這些早期的移民,因人數比當地土著少,在社會生活中影響力較弱而處于從屬地位,其結果逐步融合于當地的土著族群中。他們帶去的先進生產工具和各種技術,也融入到當地的社會生產力中,極大地推動了當地的土著族群生計方式的轉變。從秦漢時期通過移民“落藉”實現的族際融合到宋代珠璣巷集團性移民帶來的自然的族際融合占據主導地位,嶺南地區的生計方式發生顯著的變化,原先的山林刀耕火種生計方式逐步過渡到火耕水耨生計方式。這可以從嶺南出土的鐵制農具及單牛短轅的犁田耙地模型等考古挖掘材料得以佐證。如廣西平樂、賀縣、貴縣等地漢墓都出土有鐵制鍤、鐵口鏵、鐵斧、小鋤、小鏟、鐵鐮等生產工具。廣東連縣永嘉六年(312)墓出土的犁田耙地模型中,一丘水田中有一人駕牛犁地,另一丘水田有一人駕牛耙田,都是單牛牽引,犁轅很短,轅前端有上出堅木,連接兩根彎曲的平木,形成框形,架于牛肩,后代的牛軛即由此發展而來。B11這種在北方耦犁的基礎上創造的單牛短轅的牛耕方式,是與嶺南復雜地形及小規模耕地面積的特點相適應的。“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B12“火耕水耨”適合南方的稻作農業,“火耕”是放火燒樹木雜草,開墾耕地;“耨,除草也”,B13在稻田有水的情況下中耕除草,“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為便。”B14這是一種簡便有效、適合于南方環境粗放型的耕作方式,它與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和生產工具的掌握使用程度相適應的。六世紀下半葉,嶺南地區仍是“火耕水耨,彌望原野”。B15這一耕作方式至唐代依然流行未衰。“嶺南諸州居人,與夷獠同俗,火耕水耨”。B16后來,火耕水耨生計方式又被山地耕獵生計方式取代。嶺南民族以火耨之法開啟山林,栽培粟、稻、玉米、小麥、豆類、薯類糧作,輔以比例頗大的采集漁獵所得。B17由于生態環境的影響和族群生計觀念的變化,在生產力的推動下,山地耕獵生計方式又被具有精耕細作特色的丘陵稻作生計方式取代。隨著民族族際融合的力度加大,民族融合的分布格局發生變遷,由中心城鎮沿交通線向周邊擴散,導致嶺南民族生計方式漸變與分化。尤其是北宋末年,珠璣巷移民遷徙至珠三角地區與土著居民不斷融合,并在珠三角圍墾造田,實行精耕細作稻作耕作方式,開創了濕地農耕稻作生計方式的新紀元。由此,在嶺南地區存在河流三角洲濕地農耕稻作生計方式和低山丘陵地帶丘陵稻作生計方式,這兩種生計方式長期并存。宋元時期,嶺南海外貿易相當發達,當時的廣州已成為國際性商業大都會。明清時期,嶺南的海外貿易也比較繁榮。這種源于嶺南諸越族人的原始的海上貿易經過秦漢、唐宋、元明清時期大發展,在嶺南民族融合的大趨勢下,商貿型生計方式得以最終確立。民族經濟研究
(三)民族融合推動了嶺南地區民族文化的發展
嶺南土著早期發生的民族族內融合,只是在小范圍內推動了土著文化之間的傳播與發展。戰國時,大量的楚人來到珠江三角洲,才開始較大規模地傳播漢語,經與越語融合,發展成以楚方言為主要特點的前期廣州話。南越國時期,許多中原人亦定居南越國,開始了漢語、越語進一步融合的時代。到了漢代,中原人更多地進入珠江三角洲地區,經過長期的雜居……廣州話由原來以與楚方言相近為其特點,轉而表現為與中原漢語更接近的特點。B18作為文化載體的語言,其相互間的融合反映出民族融合所帶來民族文化的深刻變化、發展與創新。秦代,秦始皇“發兵卒五十萬守五嶺”,“以謫徙民五十萬戌五嶺,與越雜處”,并“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戌”。B19隨之而來的中原文化開始全面地浸潤嶺南百越族的原始文化,從多方面改變嶺南文化結構和面貌。《越井記》則有“秦徙中縣之民于南方三郡,使與百越雜處,而龍川有中縣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陜中人來此,已幾三十五代矣”。B20漢越民族的族際融合,推動了中原先進的農耕文化在嶺南地區的傳播與擴散。“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為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B21,南越王趙佗在位期間,采取“和集百越”、以越制越、尊重越人習俗的民族政策,鼓勵漢、越民族通婚,并且從皇室做起,“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B22,有利促進了嶺南漢越民族的族際融合,加速了嶺南文化的進一步發展。西漢元鼎五年秋,漢武帝派兵20萬,以“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出豫章,下橫浦……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柢蒼梧……咸會番禺。”B23平定南越后,嶺南重歸中央王朝管轄,漢越融合的步伐加快,大部分南越人融入到漢人中去。此時,嶺南歷史上出現了以越漢融合為主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B24東漢初年,光武帝封馬援為伏波將軍,出兵嶺南。在平定嶺南的過程中,積極推廣中原的耕作技術與文化。許多中原官兵奉命留守嶺南,大多數后來也落籍于此。他們成為中原文化的傳播者,促進了嶺南文化的大發展。東漢末年和五胡亂華時期,大批中原人民為躲避戰亂南遷嶺南,與當地民族融合,漢族漸趨成為廣東的主要居民,使嶺南土著民族成份發生了巨大變化,更促使嶺南的經濟、社會生活和民族文化發生重大變化。漢代之后,嶺南地區一部分越人融入到漢人群體,另一部分越人則開始外遷融入別的族群,或蛻化為新的族群。從兩晉時期開始,嶺南的俚僚等族群受統治階級軟硬兼施政策的影響,大量的俚人歸順同化為漢人。尤其是隋唐時期,西江流域和高涼地區兩個俚人聚居中心的俚人大量“內屬”、“歸化”為漢人。此時,廣東歷史上出現了以俚漢融合為主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B25
唐朝收服嶺南后,在嶺南積極傳播中原文化,加速了嶺南各族與中原漢族的同化與融合進程。唐宋時期,中原又大起戰亂,大批的中原移民南遷至廣東。到了南宋末年,這些從中原遷到嶺南的移民與嶺南土著族群融合,逐步形成了廣府人、潮汕人、客家人三個民系的雛形。B26到了元代,、峒、瑤、壯、畬等族群文化分別以珠三角、粵北、肇慶、粵西、粵東為中心全面確立。明代,嶺南漢族三民系逐漸以廣州、梅州和潮州為中心全面確立。B27明代末葉至清代中葉,受海洋文明的影響,嶺南漢族三民系的中心分別轉移到廣州、梅州、潮州澄海縣(今汕頭)。嶺南漢族三民系與嶺南土著族群文化從成熟到確立的過程,是中原人多次逃避戰亂南遷至嶺南與土著族群融合的結果。B28元代,從中亞等地來的大批回回商人,有些進入嶺南,與當地的漢族等民族通婚,形成一個新的民族――回族。回族出現后,伊斯蘭文化在嶺南得以積極傳播與發展。清代,大批滿族人進入嶺南地區,與當地漢族等民族雜居相處,推動嶺南文化進一步發展。
二、經濟文化類型嬗變是吸引和加速嶺南地區民族融合的物質基礎
(一)經濟文化類型嬗變加快了民族族內融合的力度
嶺南地區最初為原始漁獵采集型的經濟文化類型,這與當時嶺南自然生態環境和土著族群的生產工具狀況相適應的。在這種經濟文化類型下,嶺南土著族群以采集漁獵作為主要生計,即直接從自然界中的動植物身上獲取生活用品。植物栽培(如農業)或動物飼養還未成為嶺南土著族群的日常勞動,嶺南土著所做的工作是根據季節變化和生活之需,通過野生動物和植物去獲取生存的能量。這是早期的嶺南土著生產技術不高,人數有限,組織規模較小時普遍采用的生計方式。B29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工具的革新,山林刀耕火種型的經濟文化類型逐漸取代原先的經濟文化類型。“刀耕火種應是農耕生計中最早出現的類型,也是人類從采集漁獵轉向農耕生計過渡階段的必要形態。刀耕火種是人類以火力配合簡單工具,以人類勞動配合野生植物的光合作用,以較小投入換取較大能量的生計類型。”B30這種經濟文化類型具有操作簡單、對生產工具要求不高、節省人力等特點。每年的早春旱季,持刀砍伐山坡上草木曬干,焚燒后殘存的草木灰用來作肥料,再用竹木掘棒(點播棒)等工具挖穴播種,然后等待收獲。火耨地栽培的作物因氣候和地形而異。B31隨著生存空間的擴大,隨著交往的頻繁,嶺南土著必須相互學習與自然界相適應的生產技能和社會組織制度、管理制度,從過去的小范圍活動區域發展到互相關聯的經濟文化合作區域,由先前的封閉、孤立狀態發展到相互聯系的友好合作階段。出于面對自然界惡劣環境導致的生存的壓力和民族交往、交流、溝通的目的,嶺南民族族內融合程度逐步加大。隨著社會群體范圍的不斷擴大,對食物來源的不斷索求,山林刀耕火種型的經濟文化類型被火耕水耨型經濟文化類型所取代。這是一種比較適應嶺南丘陵、山地復雜的地形特點的經濟文化類型。嶺南土著利用鋤類農具開墾山丘,種植水稻、薯芋、豆類等糧食作物,滿足社會群體之需。生產工具的改進導致食物來源多樣化和食物數量的豐富,極大地促進了土著群體交融的范圍越來越大,交融的方式和渠道越來越廣,交融的力度越來越大,交融的意識越來越強烈,交融的程度越來越深。這種以火耕水耨為生計獲取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經濟文化類型,促使具有相似自然地理環境的各個土著族群,擁有相同或相似的生產工具,具有共同的社會組織制度和經濟、文化制度,具有共同的生產管理經驗,從形式到內容已經具有融為一體的基礎和條件,客觀上加劇了嶺南民族的族內大融合。正是在不斷嬗變的經濟文化類型催化下,嶺南的珠江三角洲、北江、西江、東江、韓江、桂江流域和珠江中游一帶及西江流域一帶,最先成為嶺南諸越族最先發生民族族內融合的地區。
(二)經濟文化類型嬗變推動著民族族際融合進一步深化
生產力的提高,促使生產工具不斷革新與進步,刺激與推動經濟文化類型的變遷,加大了交通道路開辟的力度,客觀上加大了嶺南民族與荊楚及中原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的力度,由此,嶺南地區與荊楚地區及中原的關系日益密切。春秋戰國時期,嶺南地區開始出現了構成主體為中原、楚、越移民和嶺南土著居民的族際融合。這是經濟文化類型演進到較高層次的必然要求。這從考古發掘的資料得以佐證。廣東封開、和平、樂昌、始興、羅定、揭陽等地發掘的春秋時期墓葬,出土器物有夔紋以及云雷紋陶甕、陶提筒、罐、盂等,青銅器有鼎、戈、鉞、刮刀、劍等;戰國墓在樂昌、羅定、揭陽、封開等地均有發現,出土有陶甕、瓿、豆、碗、盒等,青銅器有矛、鏃、鉞、叉、鋸、鐮、劍、鈴等。B32廣西的武鳴、平樂、田東、賓陽、賀縣、象州、恭城等地發掘的春秋戰國墓葬,出土有陶器,青銅器、鐵器等,尤其是青銅器有鐘、鼎、劍、矛、斧、刮刀、叉形器、鉗、鏃、鐲鈴、帶鉤、靴、銅人首柱形器等。從這些出土文物可以看出,凝聚著中原、荊楚和嶺南土著民族特色的生產工具的進步,逐漸影響與制約著生計方式的形式和內容,刺激著經濟文化類型的變遷。而經濟文化類型的變遷進一步推動著民族融合的發展。春秋戰國時期,嶺南的青銅鑄造業有比較明顯的發展和進步,到了戰國晚期,嶺南民族開始使用鐵器,嶺南的生產力水平逐步提高。自秦漢以來,中央王朝在嶺南推行郡縣制,用強制手段從中原大規模移民,使漢族人口的比例不斷擴大。尤其是漢人帶來鐵制農具和先進的生產技術,傳授先進的生產技術、生產經驗和生產工具,促進了當地社會生產的發展,促進了嶺南經濟文化類型的變遷。原先以火耕水耨型為主導的經濟文化類型被山地耕獵型經濟文化類型取而代之。隨著生產力的進步和生計方式主動適應環境的要求,丘陵稻作型經濟文化類型取代山地耕獵型經濟文化類型而占據主導地位。嶺南這種經濟文化類型的變遷,極大地促進了漢越民族融合不斷加強。主要表現在:首先是農耕工具的不斷革新和精細化,極大地促進了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加速了農業的快速發展,生產出更加豐富多樣的物質產品,為嶺南民族族際融合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其次是日益專業化的社會分工體系和不斷提高的社會生產力,為嶺南民族族際融合提供了穩定的社會條件。最后,農耕民族之間擁有相同的生計方式,具有相同的一元化政治文化體制,嶺南為民族族際融合提供了鞏固的制度環境。正是具備民族族際融合的物質基礎、社會條件和制度環境,嶺南各族群及其與漢族移民之間,在經濟文化類型嬗變的激化、引導與推動下,民族族際通婚具備了實現的條件,必然產生民族的族際融合現象。嶺南在秦漢時期發生的越漢民族大融合和隋唐時期出現的俚漢民族大融合及多次小規模的民族融合,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經濟文化類型嬗變催化、引誘、刺激的結果。在生產力不斷發展的情況下,丘陵稻作型經濟文化類型又被商貿型經濟文化類型取代。在這種更高發展層次的經濟文化類型作用下,民族族際融合無論從融合的區域分布還是從融合的內容方面,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三)經濟文化類型嬗變形塑著民族融合的基本格局
嶺南經濟文化類型從原始漁獵采集型到山林刀耕火種型、火耕水耨型、山地耕獵型再到丘陵稻作型的嬗變,對民族族內融合和族際融合的地理格局產生重大影響。其中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民族融合的主要區域最初分布在經濟文化較發達的河流谷地和河流三角洲地帶及其附近地區。從春秋戰國開始,嶺南民族與中原民族及其他民族發生了族際融合。自秦漢以來,中原的先進農耕技術傳入嶺南地區,嶺南的經濟文化類型無論從形式上還是從內容上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導致了嶺南民族族際融合格局出現了新的變化。其主要的標志是民族族際融合的區域格局則以重要交通線為軸,以城池、郡治、縣治、重要關卡為點,離點軸越近的區域,民族族際融合的程度越強,離點軸越遠的區域,民族族際融合的程度越弱。從嶺南發現的唐朝以前墓葬群分布的情況可以證明,如廣東番禺,廣西合浦、平樂、恭城、鐘山、臨賀古城、封陽古城、廣信古城以及“瀟賀古道”富川瑤族自治縣境內通道周圍,都發現有大批漢代至晉代古墓群。而各地的郡治、縣治周圍及距離交通線較遠的區域,依然是土著族群的天下。如“含、湞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不出田租。”B33廣州“濱際海隅,委輸交部,雖民戶不多,而俚獠猥雜,皆樓居山險,不肯賓服”;越州“夷獠叢居,隱伏巖障,寇盜不賓,略無編戶。”B34 “今日南兵單無谷,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趾。”B35進入嶺南的三條主要干道作為軸線在嶺南民族融合的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秦漢時期以西邊的越城嶺道為主,從中原南來的軍隊和黎民百姓,沿湘水過靈渠,入漓水,順西江至廣州;六朝時以中間的騎田嶺道(桂陽道)為主,入北江順流抵廣州;唐代中葉以后,則以東面的大庾嶺道為主要交通線。元朝時期邊疆各族包括蒙古族大批進入中原、江南、嶺南地區,同漢族、瑤族、壯族等民族雜居相處;元朝時又有大批波斯、阿拉伯人遷入中國,與漢、蒙、維吾爾族等民族通婚形成新的民族――回族。這個與海外民族融合的顯著變化,在嶺南民族融合的格局中,表現得非常突出。這是商貿型經濟文化類型強烈刺激與催化下嶺南民族與海外民族族際融合的產物。明清時期,嶺南經濟文化類型的演進加速了民族融合的力度,形塑著民族融合的地理格局。以丘陵稻作型與商貿型經濟文化類型為主的明清兩代,各民族族際通婚現象日益加強,嶺南少數民族之間及與漢族之間大雜居、小聚居的地理分布格局及各民族犬牙交錯分布態勢成為一大亮點。例如“廣西元明以來,腹地數郡民四蠻六,他郡則民居十一而已。”清代“改流府縣民七蠻三。”B36在這期間,少數民族之間的通婚與融合得到加強,有一部分漢族主動融入到少數民族中去,然而,少數民族與漢族的通婚并主動融入漢族的趨勢十分明顯。如大藤峽地區“土官軍官,聯姻一體”;B37在壯族人數較多的廣西府江(今桂江)地區,“壯與民犬牙交錯,……或與民通婚姻”。B38 “隨著人口的不斷遷徙,各民族的分布區域發生了一些變化,但嶺南多民族雜居分布的格局,始終沒有改變。”B39明代,在少數民族間的融合和少數民族與漢族間的融合的兩個層面中,少數民族與漢族的融合成為主流。“入桂客家人……以明清時期特別是清代入桂者最多。由于包括客家在內的漢族人口大量遷入,原為甌駱故地的八桂大地,居民構成發生了很大的變化。”B40清朝時期,大批滿族人進入中原、江南和嶺南地區,與當地漢族等民族雜居相處。明清以來嶺南地區商貿型經濟文化類型的出現,促使民族族際融合格局進一步深化。在嶺南經濟文化類型序列的演進過程中,經濟文化類型的嬗變不斷形塑著嶺南民族融合的基本格局。曾經在嶺南生息繁衍的民族或族群經過秦漢時期越漢民族融合和隋唐時期俚漢民族融合這兩次大的民族融合和多次小規模的民族融合或族群的遷徙,逐漸形成了廣東漢族三大民系――廣府人、潮汕人、客家人,以及瑤、壯、回、滿、畬五個世居少數民族的基本格局。B41到了清代,這種基本格局的最終確立,是與嶺南漸趨嬗變的經濟文化類型密不可分的。
三、結 語
通過對嶺南自新石器晚期以來民族融合與經濟文化類型嬗變關系的考察與分析,得出這樣的認識:嶺南民族融合度越高的區域,族群關系越和諧,經濟文化類型嬗變的力度越大;嶺南經濟文化類型嬗變的力度越大的區域,民族融合度越高,族群關系越和諧。民族融合度越低的區域,族群關系越疏遠,經濟文化類型嬗變的力度越小;經濟文化類型嬗變的力度越小的區域,民族融合度越低,族群關系越疏遠。嶺南經濟文化類型嬗變力度的大小與民族融合度的高低是以生產力的發展為基礎的,生產力愈發達的地區,其經濟文化類型嬗變的力度愈大,民族融合度愈高。
注釋:
①徐恒彬:《南越族先秦史初探》,載《百越民族史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第175176頁。
②蔣廷瑜:《從考古發現探討歷史上的西甌》,載《百越民族史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第219頁。
③張一民:《西甌駱越考》,載《廣西民族研究參考資料》第1輯。
④梁釗韜:《西甌族源初探》,載《學術研究》(南寧),1978年第1期。
⑤《史記•南越列傳》。
⑥ [漢]班固:《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唐]顏師古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2842頁。
⑦[宋]范曄:《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唐]李賢等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1917頁。
⑧[明]王濟:《君子堂日詢手鏡》,叢書集成初編本。
⑨[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14,《食語•谷》。
⑩[清]光緒《嘉應州志》卷32。
B11徐恒彬:《簡談廣東連縣出土的西晉犁田耕田模型》,載《文物》,1976年第3期。
B12《史記•貨殖列傳》。
B13《史記•龜策列傳》。
B14《晉書•食貨志》。
B15見《徐孝穆集》卷9,見四部叢刊初編,商務印書館民國18年版,該版本將[危 ]誤作[顧]。
B16《唐大詔令集》卷109。
B17施聯珠:《畬族風俗志》,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年。
B18李新魁:《論廣州方言形成的歷史過程》,載《廣州研究》,1983年第1期。
B19《史記•秦始皇本紀》。
B20《全唐文》卷816,《越井記》。
B21《史記•南越列傳》。
B22《資治通鑒》卷20,《漢紀》12。
B23《史記•南越列傳》。
B24黃淑娉主編:《廣東族群與區域文化研究》,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6頁。
B25B26B41周大鳴、 程瑜:《廣東民族歷史與文化概述-嶺南文化百科全書(廣東部分)民族卷分述專文》,載《廣東民族研究論叢》第11輯,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86、387、384頁。
B27B28劉偉鏗:《內陸海洋兩大文明的演進與嶺南漢族三民系形成的歷史探源》,載《廣東民族研究論叢》第12輯,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7438頁、441頁。
B29B30B31張海洋:《中國的多元文化與中國人的認同》,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85、203205、204頁。
B32《廣東考古十年概述》,文物出版社,1991年。
B33《后漢書•循吏列傳》。
B34《南齊書•州郡志》。
B35《后漢書•南蠻列傳》。
B36謝啟昆:《廣西通志》卷87,《輿地略》八。
B37[明]田汝成:《炎徼紀聞》卷2,《斷藤峽》。
B38乾隆《昭平縣志》卷7。
關鍵詞：網絡經濟 溫商文化 溫州模式
溫商是與我國徽商、晉商、申商以及粵商齊名的地區性商業團體，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為中華民族的經濟和文化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改革開放以來，溫州經濟成為我國南方地區的典型經濟發展模式，然而，自2000年以來，伴隨互聯網經濟在我國的逐步崛起，溫州經濟一度出現發展危機。溫州人創造了世界經濟學界都熟知的“溫州模式”，然而其在網絡經濟時代卻丟失了經濟敏感性，這其中的深層文化原因值得探索。
溫州商業文化形成因素與發展特征
（一）溫州商業文化形成因素
1.歷史與地理因素。溫州地區的地理位置較為偏僻，古時官方行政名稱為“甌”，一面臨海，三面靠山，環境惡劣，人多地少，歷史各朝都不曾將其作為經濟中心，貧苦的生活條件使得原住民外出謀生，積極從事手工業和經商活動。唐朝“安史之亂”后，中原地區長久動蕩，戰亂使得偏僻的溫州地區獲得穩定發展，宗族遷入，商業繁榮；南宋朝廷遷都臨安（今浙江省杭州市）后，溫州即作為陪都，傳統陶瓷業、桑蠶業獲得引入和發展，開埠遠洋，商業繁榮一時，至晚清已經成為我國海上絲綢之路的核心出發口岸，海洋地理因素為溫商文化走向世界建立了天然的發展基礎，溫商文化因此得以孕育和發展。
2.人文思想因素。我國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始終將商人的社會地位排在“士、農、工”之后，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在我國漢代被社會接納以后，儒家思想一直構成社會的主流核心思想。宋代的溫州學者提出了對于儒家經商觀念的修正觀點，認為是“義利相和”而不是“以義抑利”才促進經濟和社會的穩定，在人文觀念上對溫州地區百姓經商的理念進行了修正，挖掘了被壓抑的商業發展潛力。近代以來，溫州地區的港口優勢和先天經濟基礎使得西方經濟思想率先得到引入，商人精明、重利以及對社會的貢獻得到認可，商人社會地位的提升進一步加速了溫州經濟的繁榮。
（二）溫州商業文化發展特征
溫州商人積累了一整套充沛的經商經驗和方法，經商目的已不僅僅在于謀生存，溫州商業文化逐漸顯示出獨特的發展特征。
1.全民經商。經歷漫長的歷史歲月，只要是戰亂動蕩停歇，環境條件有所穩定，溫州人就以卓越的經商才能而開始“小有所積、大有所累”式的作坊到企業的發展，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溫州地區商業取得的成功就是這一論證最好的證明。經商是注入溫州人血液中的文化傳統，經商是年輕人就業的首選，自主創業模式在溫州年輕人群體中常見，溫州人對于商業的渴望和成功的自信體現的格外明顯（卜娜，2012）。
2.偏好高風險性投資。溫商是我國歷史上眾多商幫群體中敢于冒險的典型代表，后世稱其為“東方猶太人”就深刻的體現了其靈活激進的經商特點和商業理念。如圖1所示，據《2012年溫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數據顯示，即便在經濟持續低迷的2009-2012年，溫州固定資產投資依然取得了年均46.5%的高增長率，溫商產生的地區經濟品牌效應和獲取的巨額投資回報都顯示出了其“敢為天下先”和敢于承擔風險的經商特質。
3.經商團結一致。溫州商人遍布世界各地，“溫州街”、“溫州城”等甚至代表了中國商業文化。從產業群落角度看，溫州本地打火機行業、汽車和摩托車配件行業、低壓電器行業以及鞋品服飾行業都形成了規模化的產業聚集，國家級生產基地超過30個，溫州人歷史上便傾向團結親戚、同鄉等共同創業，家族式生產非但沒有拖垮商業效率，反而在提升企業凝聚力、穩定借貸資金以及抵抗經營風險方面發揮了突出的作用。
互聯網經濟發展對溫州經濟的沖擊
溫州商業經歷了改革開放以來的迅速發展，2000年后卻呈現出對于新興互聯網產業發展方向把握不準的現象，雖然在傳統優勢產業如鞋服、輕工以及小電器等領域依然處于國內前列，然而其電子商務行業即便在浙江本省也已經落后于杭州、寧波與金華地區。根據艾瑞咨詢公司出具的調查報告，2013年1月至8月份期間，溫州地區電子商務交易規模發展緩慢，相比于2012年同時期雖然有所回升，然而增長速度卻相對較低（見圖2），且主要集中于餐飲娛樂等享受類物品領域，實物電子交易比例只有0.4%（見圖3），遠遠落后于全國平均水平。互聯網經濟對溫州經濟的沖擊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文化沖突
網絡經濟的虛擬性使得人們在實體經濟生活之外又建立了另一個嶄新的世界，商家紛紛瞄準這個擁有巨大商機的市場而投入人力和物力進行經營建設，搶占互聯網市場份額。對于溫州經濟這種靠商人白手起家和嚴重依賴實體經濟的商業模式來說，進入虛擬市場投入資金具有一定的思想包袱和傳統顧慮，近年來雖然在很多領域都可以發現溫商的身影，然而互聯網經濟建設卻少有溫州人問津，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互聯網虛擬經濟和溫州商業實體經營之間的文化沖突。
（二）知識技術
不同于傳統實體經濟，互聯網經濟將資本和勞動力要素投入替換為知識和技術要素投入，并且取得了遠高于資本和勞動力投入的產出價值，技術創新和知識儲備水平是互聯網經濟取勝的關鍵。溫商的人群構成大多是以前的個體農民和工商業者，不僅文化水平低，而且作坊式的生產模式也限制了開放條件下的技術創新。新一代溫州商人繼承老一輩傳統，不太重視生產經營中的技術性投入，單一的勤勞致富、商業人脈、廉價勞力以及經驗運作不適應技術經濟的發展要求（陳香堂，2010）。
（三）營銷思想
互聯網市場相對于傳統實體經濟而言的突出優勢就是低進入門檻，誰能夠抓住網絡時代下的消費者注意力，誰就能培養起忠實的產品用戶群體，進而獲得商業利益。互聯網的公平性改革了大企業壓制小企業的局面，創意、創新、服務以及營銷技巧都是獲得市場認可的重要因素。溫州人傳統的抱團經營、企業人脈、宗族和血親關系營銷方法不再適應互聯網的營銷要求，實體市場和網絡市場之間的巨大營銷技巧和思想差異造成了溫州互聯網經濟的逐漸沒落。
（四）經營資金
高風險性是互聯網經濟虛擬化的伴隨發展特征，資本與技術結合的自然屬性要求互聯網公司在創業階段就要投入大量的維持運作資金，而且普遍呈現出前期虧損、后期才盈利的發展態勢，一旦創業成功就會取得巨額回報，而投資失敗就有可能面臨大量資金無法收回的風險，這對于溫州商人創業融資主要依靠民間借貸的模式來講不具備匹配性，民間資金無法承受這種高額投資風險，而國家尚未有完善的支持地方高科技產業投資平臺也決定了溫州地區回避發展互聯網經濟的現象。
溫商文化與互聯網經濟融合發展思路
溫州市政府在2012年7月頒布了支持溫州地區互聯網經濟發展的政策性文件《關于加快電子商務發展的實施意見（試行）》，從法規角度確立了支持民營經濟發展互聯網經營的基礎條件。此外，溫商文化還要從觀念、教育以及制度角度入手，積極適應互聯網時展潮流。
（一）靈活轉變觀念以主動適應互聯網經濟革命
溫商取得巨大商業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其靈活的商業經營理念，主動適應時代是溫商文化的發展精髓。我國沿海地區加工制造業勞動力和原材料成本逐漸攀升已是不爭的事實，產業轉型升級勢在必行，溫州商人繼續抱殘守舊進行單一化經營注定會被時代淘汰。因此，溫州商人要認清這種形勢，積極探索“實體-虛擬”的經營方式轉變，虛心學習先進地區的發展經驗，實行因地制宜式的本地化網絡經濟發展，憑借長久以來對商業的敏感性優勢，相信溫商可以繼續創造出溫州網絡經濟的發展美譽。
（二）改革傳統經營模式已突破家族式發展局限
溫州市統計局年度統計公報顯示（見表1），2012年，溫州市4202家企業中，私營企業數量竟然達到2805家，股份制企業數量只有186家，占據全部企業數量比例只有2.1%，這種嚴重失衡的企業經營模式比例制約了溫州經濟的現代化發展。同時，網絡經濟虛實結合的經營特點要求多樣化組織經營形式，而對于高科技產業分散投資、共擔風險的投資模式也必須在溫州互聯網經濟中得到建立，以現代化風險基金形式抵御民間資金壓力，未來溫州地區的現代化企業制度和多樣化企業組織形式有助于網絡經濟的高效運行。
（三）提升商人科技文化教育水平
互聯網經濟對參與者的文化教育水平要求較高，技術創新是引領互聯網經濟走向成功的必備要素。溫州地區長久以來以家庭作坊式生產模式為主，商人講求“手藝”和“人脈”，且商人加入經商時普遍年齡較小，不具備完整的科學文化教育體系，且對于互聯網這種高技術行業的理解能力較差。因此，要發展網絡經濟，就必須從商人的科學文化教育出發，解決根源性的發展束縛。同時，溫商還要發展其聯通世界、資源互補的優勢，積極引進海外優秀人才，建設現代化的網絡企業管理制度，以知識換經濟，以技術求效益，以教育謀突破，實現溫商文化在網絡經濟領域的再次繁榮。
參考文獻：
1.卜娜.讓傳統企業搭上互聯網經濟發展的快車[J].中國計算機報，2012（38）
2.章志誠.溫州歷史上對外開放與溫州人走向世界[J].八桂僑刊，2013（6）
3.朱乾.溫州文化產業發展策略研究[J].科技信息，2013（1）
【關鍵詞】經濟與文化；愛國主義教育；職業素質；現代化手段
在經濟學家看來，文化是與制度并列的一種要素，是指一個社會中多數人所共有的價值、觀念、偏好和態度。百余年的中國現代文化建設傳承中國文明的傳統，與西方文明的交匯是我們實現并弘揚自身價值的根本，更是塑造現代中國之精神品格的必由之路。
一、博物館、紀念館的自身價值
《人的活動》是文明人必讀的經濟學《圣經》――羅斯巴德。
博物館、紀念館既是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又是精神文明窗口單位，發揮著歷史教育和現代文明的雙重效應。對外介紹宣傳博物館、紀念館的講解工作已逐漸成為一門藝術。它是知識融匯與語言表演藝術的一種內在綜合的表象反映，所以博物館、紀念館不單單是規章制度的建立，還有職業素質的具備：
一是講解員應具有良好的職業道德；二是講解員應具有良好的公眾形象；三是講解員應具有良好的嗓音條件和表達能力，有較強的組織觀眾的能力；四是講解員應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質和知識修養，不僅自身要掌握豐富的專業知識，同時要博覽群書；五是講解員還應具有良好的性格特征、心理素質和反應能力。
聲音商標是非傳統商標的一種，與其他可以作為商標的要素（文字、圖形、數字、顏色、氣味）一樣要求具備能夠將一個企業的產品或服務與其他企業的產品或服務區別開來的基本功能所必須具有顯著特征，便于消費者的識別。聲音商標是已經為大眾所熟識的，有特定的指向性的聲音。首先我們知道博物館、紀念館陳列展覽的最本源組成要素：版面史料、文物等，然后講解員根據講解大綱及展覽的順序，將陳列文物蘊含的內容，運用獨具風格的講解語言，傳遞給觀眾陳列所不能或無法表述的文化內涵。其次，博物館、紀念館設有公開監督電話，觀眾意見薄、留言薄，使博物館、紀念館的社會服務不斷規范和完善。
二、博物館、紀念館依托資源優勢的社會價值
一般來說，一個展覽的陳列內容、陳列展品是博物館、紀念館實現其社會功能的主要載體，但這并不等于展覽的布置好了，把門一開等著觀眾參觀就可以了。博物館、紀念館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積極主動、不失時機的宣傳，不斷拓寬教育的新層面，與學校共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利用節假日和重大事件紀念日，舉行各種慶祝、紀念活動，充分實現博物館、紀念館的社會效益。
溫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類得以理解生命價值的人文情懷，亦是文明得以傳承和發展的精神契機，欲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先培育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每一個展覽都有它重要的現實意義。如何讓觀眾了解、理解，以認識到展覽的內涵，讓文物“說話”，這就需要講解員在展品與觀眾之間架起一座橋梁，通過與觀眾零距離的交流縮短博物館和觀眾的距離感，讓觀眾在參觀的同時能充分認識、體會到博物館、紀念館一流的服務。一場成功的接待，不僅僅需要講解員要學會收集觀眾對展覽的反映以及他們的興趣和希望，再經過整理、歸類后反饋，以便研究、總結、運用更好地提高服務，組織開展形式多樣的群眾性文化活動。這也正迎合了當今社會“以人為本”的服務理念。
三、不斷創新，利用現代化手段實現教育活動的多元化
全球經濟和技術環境的變化如此迅猛，以致使今日的許多從事管理工作的實踐者和理論學者都斷言，學習能力是能繼續保持競爭有利地位的唯一真正的源泉。每一個博物館都是一個城市、一個地區、一個民族的歷史縮影，能否讓觀眾享受到這一精神大餐，能否讓觀眾滿意，能否讓觀眾記住博物館，博物館除了保證好硬件設施的服務外，還要利用多種宣傳載體，多角度、全方位地推介和宣傳自己，不斷擴大知名度和影響力，增強在廣大干部群眾中的知曉率。
1.搞好信息資源數字化。博物館的信息資源存在于藏品本身，利用數字技術將館藏信息轉換為數字信息，并以數字形式存儲和交流。
2.建立網絡平臺，在加強自身建設的同時，又要實施維護。及時與大眾溝通并反饋博物館意見，使其成為博物館、紀念館對外宣傳活動中的重要窗口。
3.當然，還要加強媒體宣傳報道，積極利用報紙、廣播、電視等大眾傳媒集中宣傳介紹豐富的革命歷史資源，報道教育基地活動的開展情況和效果，逐漸形成規模。
四、加強管理，實現其深遠意義
毫無疑問，在一個基本社會里，所有能想到的組織形式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問題在于哪種形式最適用于已確定的任務和社會為達成這一任務所設定的活動范圍。在我國頒布的法律法規的基礎上，加強博物館管理以及講解員隊伍壯大。要求講解員在講解過程中也要有個性特色。當然，要想通過講解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質，達到更高的思想境界，毋庸置疑，學習和了解自己國家歷史和傳統是必須的，根植于本民族的傳統文化，只有不斷地從本民族的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才能走的更遠。綜上所述，在經濟與文化視野中審視文明，如何讓觀眾熱愛博物館、紀念館，熱愛歷史，實現其更加深遠的影響是我們今后不斷努力的目標。
參考文獻：
[1]吳向鵬.文化企業家精神與經濟增長.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
2013年3月7日國務院正式批復了《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發展規劃》，從此鄭州航空港經濟建設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正是由于這個規劃今年年初剛剛獲批，所以關于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方面的研究成果才十分有限，至于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與文化產業融合發展方面的前期文獻就更是少之又少。
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是中國首個航空港經濟發展先行區，它是以鄭州新鄭國際機場附近的新鄭綜合保稅區（即鄭州航空港區）為核心的航空經濟體和航空都市區，是鄭州市朝著國際航空物流中心、國際化陸港城市、國際性的綜合物流區、高端制造業基地和服務業基地方向發展的主要載體。可以預見，在國家相關政策的支持下，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會成為鄭州市經濟發展的新板塊和中原經濟區的龍頭。
二、研究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與文化產業融合發展的重要意義
研究“鄭州航空港經濟與文化產業的融合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首先，該研究能夠培育中國新經濟增長極。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走向現代化和國際化過程中，必然要通過城市特別要通過大城市來作為支撐區域經濟中心發展的引擎，而一座大城市要成為經濟發展引擎的首要條件是交通發達。鄭州作為內陸大城市，既不靠海，也不靠運河，那么只有發展航空港才能使其快速走向國際化和現代化。進一步研究發現，鄭州航空港不僅僅是中轉客運與貨運，而是有高端制造業基地支撐的實體性航空港。這樣一來，鄭州就具備了成為中國乃至亞洲經濟增長極的最優條件。
其次，該研究可以提高中原文化的知名度、美譽度和影響力。鄭州航空港經濟不僅運輸的是實體產品，更重要的是向世界傳播中國文化，讓更多的國家和人民了解中國、認識中國、 支持中國，這才是鄭州作為經濟增長極的最大成功之處。目前，中原經濟區的建設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鄭州作為中原經濟區的核心更要走在前列。中原經濟區的功能定位之一就是成為華夏文化傳承創新區，正在建設的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當然也要成為華夏文明傳承創新區的載體。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是有特色中原文化的實驗區，是傳播中原文化的實驗區，是容納世界先進文化的實驗區，是國際文化交流的實驗區。
再次，該研究可以增強鄭州這座城市的空間再造能力。從區域的意義上講，國際之間的競爭往往表現為特大城市綜合經濟實力的競爭，而有高品位文化的城市才是有競爭力的國際大都市。與發達國家大城市和國內先發展地區大城市相比，鄭州還是一座年輕的城市，是一座正在成長中的城市，因此，提高城市化率還是它的主要任務之一。從長遠來看，城市化的過程既是城市文化內涵不斷豐富的過程，也是城市空間再造能力提升的過程，而城市空間再造能力的提升過程正是城市綜合經濟實力增強的過程。
三、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與文化產業之間契合的路徑選擇
我們從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的建設、鄭州航空港經濟與文化產業的契合點、中原文化產品的國際化路徑三個方面進行研究。就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建設角度而言，鄭州過去只是中國的三線城市，現在要借著航空港經濟的東風將其發展成為國際一線城市，這對于鄭州而言、對于河南而言都是很大的挑戰。為此，我們要充分向西方發達國家的一線城市學習建設一流航空港的成功經驗，奠定航空港經濟所需要的物質基礎。這些物質基礎主要是指機場建設、物流中心的建設、航空服務設施建設和與特色航空物流相聯系的產業集聚區建設。
向西方發達國家航空運輸業學習，是建設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的必修課。美國有發達的航空運輸業、通用航空業，更有先進的航空制造業，形成了以民航為核心的完整的航空產業鏈條，是最為發達和完善的航空經濟國家。荷蘭史基浦機場聚集了大批的物流、高科技企業，這些高科技企業的發展促進了現代產業結構的轉型。史基浦機場臨空經濟區堪稱世界上最成功的空港產業園區。新加坡發達的民航業帶動了其世界金融和旅游重地的全面提升；迪拜攜其雄厚的石油美元加快打造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樞紐中心；阿聯酋的航空經濟以訂購60架空客A380飛機為起點，實現快速發展航空經濟的典型。
從城市經濟學上講，航空經濟包括核心層、中間層和輻射層。航空經濟的核心層主要是指客貨航空運輸、通用航空、機場建設與管理、空中交通管理、氣象站、飛機維修、航空油料供應、航空銷售等。航空經濟的中間層是指包括飛機和高端設備制造、新材料新技術研發和應用、航空金融租賃、空港產業園、航空物流、航空旅游等等。而航空經濟的輻射層是指包括河南省在內的周邊城市與農村以及中部省份，該層次可以深入到中部地區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當然也包括文化領域。在航空經濟的整個產業鏈條中，民用航空業是主導產業。
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的建成，必將為中原文化產業的發展插上騰飛的翅膀。鄭州航空港經濟與文化產業的契合點將在兩個方面展開：一是實施文化“走出去”戰略，即將中原文化資源轉化成文化精品使之走向世界各地，將中原文化企業特別是以中原傳媒集團為核心的大型文化企業推向世界競爭的舞臺，將中原文化產業鏈延長到鄭州航空港通航的主要目的地。
中原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文化資源豐富，但是要將文化資源轉化成文化產品還需要文化人才、文化體制、文化設施、文化管理的全面升級。把文化產品行銷到世界各地的是文化企業。因此，河南的文化企業，不僅要與世界一流文化企業競爭，還要在文化傳播理念、文化產品研發、文化載體選擇、文化產品營銷策略等方面繼續探索。對于文化產品而言，既有可運輸的有形文化產品例如圖書、繪畫、雕塑、音響等制品，也有無形的不可運輸的非物質文化，后者文化產品雖然不能運輸，但是傳播非物質文化的人才卻是可以流動的。這樣一來，文化產業鏈就能夠依據文化產品自身的特性借助鄭州航空港經濟而走向世界各地。
二是實施“引進來”戰略，即使中原大地成為吸納世界文明的集聚地。西方經過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積累了豐富的文化資源，由于三次產業革命均在歐美發達國家產生并延伸，使得西方發展文化產業的物質載體也十分現代化。過去盡管我們也有文化交流，但是只是零星的、分散的、階段性的，現在經過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經濟實驗區的建設，則可以實現中原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大批量的、集中的、持續的交流，讓中原大地真正成為兼容并蓄、剛柔并進、中西合璧的文化圣地。
關鍵詞 知識型新移民 文化融合 內容
中圖分類號：C912.8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400/ki.kjdks.2016.10.064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society， the economy continues to develop，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s accelerating. In Dongguan City construction process， new immigrants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its core strength，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s in the region is the citizen groups， "the new Dongguan people" and local residents and jointly promote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The ecological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based new immigrants must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step by step， and must undergo three stages， "Adaptation - symbiosis and cooperation"， and the different forms of integration in each stage. Therefore， we must comprehensively and objectively analyzes the knowledge of new immigrant culture specific content， through different pathways take feasible measures to be perfect， to further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of new immigrant culture， better show "new Dongguan people" is the value， will continue to promote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Dongguan area.
Keywords knowledge-based new immigrants； cultural fusion； content
城市化是人存在方式的根本性變革，也是人類社會存在形態發生質的變化。隨著城市化進程日漸加快，大批農民紛紛走出土地，涌向東莞這座城市，被稱之為“新莞人”，他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質的變化，其心理層面產生了巨大的沖擊。知識型新移民是一個特殊的群體，盡管社會階層位序并沒有發生本質變化，但所流入城市――東莞，在迎來發展機遇的同時，也將面臨著來自各方面的挑戰，比如，關系網絡、語言溝通。為此，需要綜合分析各影響因素，結合知識型新移民文化融合內容，通過不同途徑促使知識型新移民盡快融入到東莞社會中，和當地居民共同為這座城市的繁榮、發展貢獻自己的微薄之力。
1 知識型新移民文化融合內容
就知識型新移民來說，是指具有良好教育背景與技能，流動于不同地域間，病在遷入城市定居的人口。他們居住在城市各個角落，從事于不同行業。在他們遷入異地的時候，家鄉文化也被遷入其中。在遷入城市生存過程中，他們自身已有的家鄉文化將和遷入地文化發生著一系列的變化，而這個漫長的過程被稱之為“文化融合”。從某種角度來說，知識型新移民的文化融合內容并不是單一的，體現在不同方面。
1.1 語言、風俗習慣的融合
就語言融合來說，是指在和遷入地城市居民相處過程中，是否可以順利溝通、交流，也就是說語言在其中起著巨大的作用。知識型新移民在遷入東莞這座城市之后，會根據場合的不同交替使用家鄉話、普通話，但對東莞地區的語言使用的并不多，他們被稱之為“新莞人”，不利于他們迅速融入到這座城市中。就風俗習慣來說，“新莞人”對東莞地區的風俗習慣有著不同的適應方式，其接受程度也各不相同，有些知識型新移民在工作、生活中，喜歡保持家鄉特有的傳統風俗，拒絕接受、認可東莞這座城市已有的獨特風俗習慣，但有些知識型新移民則不假思索的全盤接收所有的東莞風俗習慣并逐漸適應，丟掉了自己家鄉已有的風俗習慣。實際上，想要迅速融入東莞這座城市，對于這些“新莞人”來說，認可并接受、適應東莞已有的風俗習慣是重要的捷徑之一。
1.2 倫理道德、情緣的融合
對于倫理道德來說，它是個人所認可的一種規范，對于相同事物來說，每個人心中的倫理道德各不相同。對于遷往東莞這座城市的知識型新移民―“東莞人”來說，必須逐漸接受、認可乃至適應該地區居民所具有的倫理道德觀念，能夠根據東莞地區的倫理道德標準做好本職工作，加快該地區文化融合的速度。在情緣融合方面，通常情況下，遷入東莞地區的“新莞人”特別喜歡和親友、同鄉保持聯系，形成一種極具特色的地緣文化、血緣文化，這對剛遷往東莞這座城市的“新莞人”來說，有著特別大的幫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外來者心中的疏離感、 孤獨感，更好地融入到這座新城市中。但長時間的異地生活會使這群“新莞人”和自己單位的同事等有著密切的聯系，在這種特殊的業緣文化中，合作、溝通、交流，逐漸形成情緣融合。
1.3 情感融合
從某種角度來說，情感融合及其復雜，融合難度特別大，融合程度特別深，需要長時間不懈的努力。對于知識型新移民來說，他們在遷入所在城市后情感方面有著微妙的變化，從剛開始受到東莞當地人排斥，內心充滿的焦慮感等到和當地居民處于一種“友好、平等”的狀態將會是一個特別漫長的過程。在融合過程中，也會受到來自各方面的阻礙，需要不斷突破困境，不斷努力，才能更好地融合。
2 知識型新移民文化融合途徑
2.1 提高知識型移民的資本含量、適應能力
站在客觀的角度來說，想要進一步加快知識型新移民文化在東莞這座城市的融合速度，必須多角度、多層次提高“新莞人”的資本含量、適應能力。具體來說，政府部門、“新莞人”所在單位要全面、客觀地分析新時期知識型新移民的人力資本、心理資本乃至社會資本，根據各自含量，給予這個特殊的群體特殊的人文關懷，進一步提高“新莞人”在文化融合方面的心理素質。在剛步入東莞這座陌生城市的時候，“新莞人”認識的人并不多，人脈資源薄弱，只能依靠自己在這座城市認識的幾個朋友甚至只能依靠自己，社會網絡特別狹窄。針對這種情況，需要從不同角度入手，結合“新莞人”特點，幫助他們迅速打開他們在東莞這座新城市的社交圈，鼓勵他們多接觸東莞這座城市的各類群體，多和他們溝通、交流，比如，當地居民、同事。在經過一段時間后，“新莞人”的心理資本、社會資本都會有所增加，自身的素質、能力也會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特別是學習能力，可以多為他們提供一些學習異地文化的機會等，促使他們的人力資本含量也會有所增加。
2.2 多鼓勵當地居民給予“新莞人”力所能及的幫助
在推動知識型新移民文化融合進程中，當地居民的開放態度、幫助特別重要。對于“新莞人”，當地居民不能歧視他們，學會尊重他們，消除歧視。而社會各方面要通過不同途徑加大宣傳力度，向當地居民、知識型新移民大力宣傳“多樣文化、平等文化”相關的理念，多鼓勵雙方尊重彼此，不要歧視各自的文化，能夠正確理解各自文化，多鼓勵當地居民擁有一種開放的心態，不要有偏見。在社會場合、公共場所等，可以給他們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使“新莞人”有一種歸屬感，愿意在這片土地上生根發芽，更好地融入東莞這座城市，為這座城市的繁榮發展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2.3 提高“新莞人”對文化融合的客觀需求
在文化沖突階段，“新莞人”會表現出一定的排斥行為，但在文化融合方面并沒有特別強烈的需求。在文化融合過程中，要在“新莞人”生活的社區、公共場所等大力宣傳東莞的歷史、風俗習慣等，促使他們更加全面、客觀地認識東莞城市文化，愿意接觸這一陌生的城市文化。在此基礎上，要根據“新莞人”自身特點，東莞地區各方面實際情況，開展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引導他們積極參與其中，在一系列實踐活動中更好地認識東莞城市文化，改變已有的態度，加快文化融合的速度。此外，要進一步拓展“新莞人”和東莞城市各方社會人士的交流渠道，主動尋找幫助解決自身遇到的問題甚至自助，逐漸改變他們在文化融合方面的態度、行為，提高他們在文化融合方面的客觀需求，為加快文化融合速度奠定堅實的基礎。在此過程中，要根據“新莞人”對不同領域已有的融合態度，采取具有針對性的措施，有效解決文化融合道路上存在的問題。在社會交往方式、禮儀方面，可以向持有同化態度的人提供更多的社交機會，不斷拓展他們在這座城市已有的人脈資源，進一步擴大交際圈。在語言方面，對于那些持有分離態度的人，需要給他們提供更多接觸語言的機會，促使他們更好地了解東莞這座城市特有的語言文化。
3 結語
總而言之，知識型新移民文化融合是一項系統而復雜的工程，難度較大，周期較長，需要長期不懈的努力。為此，需要綜合分析“新莞人”融入東莞這座城市在文化融合方面的具體內容、形式，多角度提高他們在文化融合方面的需求，逐漸改變他們已有的融合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當地居民對其的開放程度，給予“新莞人”力所能及的幫助，并借助社會各方力量不斷推動知識型新移民在文化融合方面的進程，促使“新莞人”能盡快融入到東莞特有的文化交融狀態中，積極調整自身行為，盡快融入到這座陌生的城市中，發展自己的交際網絡，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更好地展現自身價值，優化調整東莞地區的人力資源結構，促進該地區經濟的持續發展，促使該地區走上長遠的發展道路，擁有更加廣闊的發展前景。
參考文獻
[1] 悅中山，李樹茁，費爾德曼.農民工社會融合的概念建構與實證分析[J].當代經濟科學，2012.1：1-11+124.
[2] 佟雪銘.知識型新移民文化融合的內容與路徑[J].城市問題，2015.12：97-103.
[3] 黃仲山.當代城市移民文化變遷與文化共同體建構[J].中華文化論壇，2015.7：68-73.
[4] 佟雪銘.知識型新移民城市生態融合機制研究[J].湖北社會科學，2015.9：44-50.
關鍵詞：競爭力；產業鏈；低成本；出版產業
中圖分類號：G23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6-5079（2020）15-0-02
一、引言
時代的發展促使數字出版產業不斷發展，合理地處理好文化與科技的相互融合，是當前數字出版行業的重點。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轉型，從計劃經濟向著市場經濟的轉變，我國的數字出版產業的完善，讓傳統出版行業具備了更好地市場競爭力。而科技與文化的融合，不但加強了出版行業的競爭力，也保障了文化的不斷創新，提高了市場需求也使科技向著更好的方向發展。技術只是一種技術，真正的推廣使用與廣泛采納需要與社會文化的歷史背景相結合。
二、出版活動向低成本轉化
出版技術的進步，在出版業中可以體現為三種實現，經濟實現、政治實現、文化實現。其中經濟的實現是最重要的實現。隨著技術的進步，出版模式逐漸走向低成本、高效率，這種轉化方式增加了社會財富的總量，并且提高了科學技術對于行業的應用，而隨著數字出版的相關領域的不斷擴展，技術的因素在出版活動中的地位也被強化，技術的進步也使出版活動向著低成本和高效率轉化，這也為出版行業帶來了生機和新的發展途徑。而出版業一直在人類的文化領域占有重要的地位，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出版相關的領域由文化領域開始向著社會屬性、經濟屬性、文化屬性的多方面產業發展，也能感受到科技的創新與文化融合的影響力與塑造力。
三、技術推動出版行業內部管理科技化
文化科技的融合也推動了出版界的內部管理的改革，隨著技術的推進，出版信息管理系統以及ERP企業資源計劃系統的推進，讓出版行業提高了內部管理、企業決策的準確性以及企業的競爭力。從另一方面來講，出版行業的發展對于相關技術的進步也起到了推進和引導的作用，使得文化科技融合雙方互相得益，而出版產業也隨之發生了需求的變化，行業的需求使數字出版技術的社會需求增加，也使科技得到促進。
四、文化科技融合的出版商業模式轉化
由于數字化出版模式的出現，對于傳統的出版模式是一種沖擊，這也促使傳統出版產業轉型，一種全新的商業模式進入到傳統出版產業，新的數字出版的商品開始產生，電子圖書、電子閱讀器以及手機閱讀產品等。這些產品的出現有效地減少了有形的原材料的消耗，掌握數字化的生產設備以及復合性人力資源，也開辟了全新的市場，數字閱讀。目前的數字閱讀企業也打破了傳統閱讀企業的壟斷。隨著商業模式的轉換，對于出版產業來說，出現了全新的經營手段和盈利方法。戰略定位的更改使出版產業的形象發生了轉換，而業務網絡的商業模式也使戰略定位進行的各種核心業務和相關業務與客戶產生聯系。而核心的資源也使出版企業需要的各種資源能力，提供了具有競爭力的產品，以及各企業不同的差異化服務。
五、出版產業的產業鏈數字化轉變
隨著文化科技的融合，數字出版改變了傳統圖書的產業鏈，產業鏈也發生了轉變，產業鏈的上端變為數字內容開發，而數字內容開發是數字出版的發展基礎，而在數字化的產業鏈的上游，由數字出版的內容供應商為主體，將圖書、版權等內容售賣，并且從銷售中分成。而在產業鏈中游，是出版商的數字內容出版和對于用戶的技術支持，并且同網絡的運營商共享收益分成。而在產業鏈的下游，則是數字的終端生產，以及相關數字出版的平臺和分銷，當傳統出版社實現數字化的轉型后，要明確自身在產業鏈中的位置，并且進一步的開展數字出版的業務，在產業鏈中要成為傳統出版企業向數字出版戰略規劃的立足和方向。
六、文化發展與出版產業轉型的互動
文化對經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體現在文化對經濟效益的影響，借助體現群體的共有價值的方法，并令群體成員依此來進行經濟生產的程序；第二，文化會影響群體的公平，影響在群體里的決策；第三，會對群體追求方向和社會目標發生影響。文化系統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出版產業轉型。數字媒體文化加速了全球經濟的一體化進程，也打破了出版的壟斷，隨著數字化出版的轉型，出版不再是少數人的事業，目前的出版業已經形成了具有獨特魅力的文化消費品，也對大眾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這些數字出版作品，具有開放性、形式的結構性、內容的動態性等特征。文化價值可以引導出版產業的轉型，而數字媒體文化的出現對于傳統文化和傳統媒體都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并且也融入了更多的文化，網絡傳播體現技術理性、工具價值，并在互聯網上缺少相應的控制機制。也是目前在轉型其產業發展以及社會進步所需的重要要素。
文化沖突也揭示了當前出版行業轉型過程中的困境。新舊文化沖突的誕生反映著目前物質生產力的提高，而目前的傳統出版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受到了兩方面的文化沖擊，第一方面是技術革新，從側面體現出了現代社會意識的進步與發展；第二方面是文化選擇，經由增長方式的轉型，文化的選擇也面臨著傳統與現代的雙重問題，雖然數量不多，時間也不長，但是數字出版所創造的市場價值已經超過了傳統的出版企業，所以傳統出版行業的數字化轉型是極具重要性的。
協同發展合作
記者采訪了解到，京津冀三地文化部門已簽署文化領域協同發展合作框架協議。根據協議，今后三地將依據優勢互補、共建共享等原則，發揮三地在資源、市場、科技、人才等方面的比較優勢，共同在公共文化服務、文化演藝、非遺保護、文化金融等領域加強具體項目的溝通與對接。
“京津冀三地各具文化優勢和特色，文化的互通互融應當是協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文化部部長助理、文化產業司司長劉玉珠說，“此次簽約意味著三地正式開啟了文化融合發展之門，對于提升區域文化影響力將有重要幫助。”
從現實需求看，在推動跨區域文化交流方面，三地有意以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動、天津市合唱節、運河文化藝術節、河北民俗文化節等活動為依托，組織舉辦三地群眾文化的展演展示、研討交流等活動，共享文化發展成果；在三地河北梆子巡演活動成功舉辦的基礎上，支持京劇、評劇、曲劇，以及曲藝等在京津冀三地開展巡演？？
近年，天津濱海新區文化產業保持較快發展速度。據濱海新區區委書記袁桐利介紹，僅上半年新區新增文化企業140多家，這些企業注冊資金達7.70多億元，其中不乏京冀企業來新區落戶。
袁桐利認為，只有堅持開放的理念、開放的機制、開放的市場推進三地文化合作，打破區域限制，促進文化市場要素合理流動，才能加快培育統一開放的現代文化市場，推動京津冀區域文化一體化。
打造文化產業
據介紹，天津濱海新區在文化產業發展方面的后發優勢較為明顯。通過不斷優化產業配套環境，打造優勢品牌效應，以該區為核心的文化產業集群正在形成。
2014年十一黃金周里，由天津濱海新區青青樹動漫科技有限公司和萬達影業聯合推出的3D國產原創動漫《魁拔3：戰神崛起》，正式登陸各大院線與觀眾見面。導演王川告訴記者，作為國產動漫電影中的“大制作”，《魁拔3》共制作超過14萬幀，由150人組成的專業團隊歷時18個月制作完成，總投資2500多萬元。特別是經過前兩部的鋪墊，《魁拔3》的情節更加復雜，畫面制作更為精良。不僅適合少年兒童觀看，也符合成年人的觀影特點。
青青樹動漫科技有限公司是濱海新區旗下國家動漫園內的一家文化企業。據負責國家動漫園運營的中新天津生態城產業園運營管理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廖蕊介紹，國家動漫園已建成的帶有公共服務性質的孵化器和加速器，著眼于符合濱海新區產業特點的項目和文創企業，通過對“軟件”“硬件”給予扶持，有效解決企業孵化、市場擴容、戰略合作、投融資平臺、擴展空間，以及后臺的技術和設備支持等問題。
在濱海高新區，由導演詹姆斯?卡梅隆發起組建的卡梅隆-佩斯中國總部落戶于此。濱海高新區工作人員認為，目前濱海高新區重點發揮發達的信息技術產業技術創新體系，匯集了神界漫畫、仁永動畫等具有帶動性、示范性和原創性的科技文化企業，成為濱海新區又一個文化產業聚集區。
濱海新區文廣局相關負責人說，濱海新區以打造支柱產業為目標，著力發展原創動漫、移動游戲、3D影視、數字新媒體、文化旅游、文化藝術品交易6大新型產業，使文化在新區煥發生機與活力。
此外，濱海新區通過培育文創展交會、濱海國際微電影節等，打造文化產業全產業鏈條，為文化創意企業的發展提供一個集產品展示交易、人才匯集、金融對接于一體的大平臺。依托“天河一號”，重點加強3D技術、超級渲染與捕捉、云計算數字等文化科技公共技術服務平臺建設，使新區文創產業發展獲得強大推動力。
打破資金瓶頸
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大背景下，如何發揮文化產業聚集優勢，實現區域文化產業做大做強，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政府及業內人士建議，可從以下幾方面努力：
加強文化產業人才的吸引與區域內的合理調配、流動，實現人才資源共通。文化產業的發展關鍵是人才，以及圍繞在人才身邊的核心文化資源。過去，文化資源從天津、河北流向北京的情形比較突出，人才的流失又容易使某一區域陷入文化難以傳承和發展的循環中。這種現象亟待改變。
廖蕊說，如今國家動漫園已經與京津地區的多所高校實現零距離對接，與北電、中戲、傳媒大學等專業院校建立合作關系，并作為這些專業院校的實習、實訓基地。國家動漫園還與園區內一些精英企業合作，建立人才培訓中心，實現了人才的培育與儲備。
完善、穩定金融扶持政策，保障文化產業在起步階段的健康發展。企業規模小、資金量小、融資能力差是中小型文創類企業普遍面臨的問題。民生銀行文化產業金融事業部總裁萬曉芳認為，文創企業的特點是輕資產，傳統金融服務模式是重資產、重抵押，難以對接。需要更好地認知文化產業行業規律和企業運行模式，將金融融入企業的發展節奏，從而對文創企業的成長和文創產業的發展起到積極作用。
三地聯動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產權交易平臺。文化創意企業特別是以原創為主的文化創意企業，在做新的產品項目開發時，資金的需求旺盛，卻沒有不動產及其他可以做抵押的資產，手里最多的就是版權這種無形資產，這是文化創意企業進行貸款融資時普遍遇到的問題。專家認為，產權交易將成為我國文化創意發展通過市場化交流交換融合的重要機制。
目前，京津冀三地都擁有不同規模和形式的產權交易平臺，對各地產權交易的發展、文化企業的壯大起到了積極作用。
相關鏈接：
京津冀文化融合的部分舉措
――京津冀三地積極推動建立文化部門聯席會議制度，共同開展專題調研，系統研究三地文化協同發展整體規劃。
關鍵詞：景觀設計 地方文化 融合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們對生活環境、生活品質要求也越來越高，對景觀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但是，現在很多景觀設計死板、單調，沒有生機，其主要原因是景觀設計沒有地方文化底蘊。尤其是，很多的園林景觀設計師一味的追求形式上的模仿，而忽略了支撐在景觀背后的文化根源；注重從感官上取悅民眾，過多的強調現代技術及高檔材料的運用，而忽視景觀給予人們情感與精神上層面的感受。 這樣的景觀設計顯然不可能有長足的發展，也就是說脫離地方文化底蘊的景觀設計是沒有生存空間的。要想創造一個有特色、有個性的優秀景觀作品，設計師們應該從場地本身出發，對當地的自然條件、人文特點進行細致的研究，并將其特點融入到景觀設計中。
1 地方文化與景觀設計的關系
地方文化是指當地人們在當地歷史的發展的長河中創造并不斷沉淀下來的精華，是當地人們智慧的結晶，是當地人們精神與物質文明的升華。它包含地方的經濟水平、價值觀念、藝術發展水平、生活方式等。園林景觀本來就應該是最能體現當地文化的實體，它更能體現當地人們的審美觀、生活習性、思想意識、精神需求等。不同地域的文化對應不同的園林景觀，園林景觀的設計應該與當地的文化特色緊密結合。
2融入地域文化特色的景觀設計思路
2.1 注重“形、神” 相結合
人們首先感受到的是園林景觀的形式、形態，一個具有地方特色的優秀景觀設計，首先在形式上就應該地方化。盡管構成園林景觀的要素不外乎水體、地形地貌、植被、建筑等，但是不同的景觀設計呈現出來的效果卻不盡相同，這都與當地的人們的審美取向、文化風俗等密切相關。景觀設計光注重外形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注意“神”的體現。所謂的“神”也就是“意境”，它是園林景觀設計的精髓所在，它幾乎是整個景觀設計的思想意識形態的體現。也就是人們在欣賞景觀時通過感官認識而產生精神、思想意識感受。園林景觀意境的營造要依靠設計師將歷史、文化、生活等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要素融入創作中，讓觀賞者感受其中、體會其中。
2.2 遵從自然環境
園林景觀也是自然環境的一部分，所以景觀設計必須遵循自然環境。首先，景觀設計必須與地理環境相適應。園林景觀不來就是需要借助、依賴于一定的自然環境，國內經典的園林景觀很多。其次，園林景觀必須與自然環境結構特征相結合。我國的園林設計講究隨形就勢，園林景觀建設通常都是依山伴水，高方筑亭臺、低洼造池沼，在不同的地形條件下，建造不同的景觀。事實上，各類地形與地區性的景觀特征和韻律感有緊密的關聯性。
所以，地域差異決定了景觀設計的多樣性，若一味的模仿、復制而成的景觀，都不可能成為優秀的作品，因為它不能與當地的自然環境結構相結合，失去了當地的環境特質，也就喪失了生存的基礎。再次，景觀設計應該注意將當地的自然景觀資源進行整合。現場的景觀資源都是以原始形態存在的，我們在景觀設計時應該充分挖掘利用這些資源的潛力、精華，并對其進行藝術加工，將其整合到整個景觀中，如此，園林景觀中就會體現出濃厚的地域特色。此外，場地內的植物四季變換可以呈現出豐富多彩的生命形態，因此，我們在景觀設計時應該盡可能的保留原來的植物，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一個基本完整的植物群落，這就讓園林景觀更具地域自然特征。
2.3 傳承地域文脈
（1）地域傳統
地域傳統指的是當地歷史長期發展而形成并傳承下來的生活、生產的風俗習慣、道德、禮儀等。人們對地域傳統的認同感及親密性有如生物的“基因”遺傳，它無處不在的存在于當地人人民的生活中。他們對事物的認識、審美觀、情感等就像生物的本能反應一樣有很強的相似性，因為這是千百年逐漸浸入到人民的生活中，這就是地域傳承的體現。因此，園林景觀設計師應該深入挖掘沉淀已久的地域傳承景觀元素，將人民的記憶、情感喚醒。在這方面取得成功的園林景觀作品也不少，比如深圳萬科第五園，它就是在“嶺南四園”思路上，探索、創造出一種南方的現代式生活居住環境。其中不但可以感受到“嶺南四園”的氣息，又將我國南方民居中的那種內斂、富有涵養的氣質體現的惟妙惟肖。
（2）民族特色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不同的民族都有著不同的民族特征，各民族的文化特色、人們的心理認同感、生活習俗都不相同。民族文化的差異表現為：語言、服裝、生產生活方式、建筑風格、居住環境等。因此，在民族集聚地區，園林景觀設計時必須要充分考慮到民族特色，尊重當地的民族習俗。
（3）宗教習俗
宗教對地域的建筑類型、園林環境等有著非常深刻和久遠的影響。在宗教盛行的地域，人們的生活習慣、行為模式、意識形態，都是圍繞宗教來展開的，整個園林是以宗教文化為主題的，因此在具有宗教文化的地帶應該充分尊重其宗教習俗、教義及其它固定程式。
2.4運用適宜技術
現代科學技術發展日新月異，在園林景觀中應該合理運用與之相適應的現代技術手段及新型的景觀材料，可以實現絕妙的景觀效果。但是，園林景觀技術的應該也必須與場地的自然環境、文化背景、社會經濟條件等相協調，注重繼續手段應用的適宜性。不管采用何種技術手段，呈現出來的景觀效果必須與當地人們的思想、心理特征、行為特征相符合。上海松江方塔園就是一個典范，不但繼承了傳統的技術手法還展現了時代特點。大門建筑輕鋼結構上覆黛瓦，“何陋軒”則竹架草頂，花崗石矮墻及鋪地，條石駁岸、磚石結構擋土墻，多種技術并存，每一種技術恰到好處的反應了它所在的場地的環境特點，在整體上又是協調統一的，展現出迷人的技術美學魅力。
2.5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園林景觀的材料對其體現出來的效果、風格有著決定性影響。從低碳、環保、經濟的角度來考慮，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無疑是上佳選擇，如此也更能體現出地域特征。當地的材料都是土生土長的，與當地人們的生活密切聯系，采用當地材料造景，更能貼近他們的生活，讓人們有一種親切感。在經濟技術全球化的今天，交通、技術和經濟的高度發達使在全世界使用相同的材料成為可能，設計可根據實際需要選擇材料，關鍵是要尊重地方的現實。
3 結束語
面對當前園林景觀這種趨同的狀態，我們設計師必須要打破這種怪相，探索新的設計思路，將園林景觀設計與地域文化緊密結合，只有這樣，創造出來的園林景觀作品才會有生命力，才可能持續發展，因為，地方文化是園景觀的沃土。
參考文獻：
[1]朱光亞，楊國棟.城市特色與地域文化的挖掘[J]，建筑學報2001（11） ：49-51
[2]王向榮，林箐.西方現代園林的設計理論與實踐[M]，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