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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是人類探索客觀世界和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積淀下來的成果,兩者既非完全對立,也非完全統一,而是對立統一的。正確研讀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分歧,解析兩者間的聯系和結合之處,既能科學地說明兩者的本質關系,又能有效地解決具體問題,提高學習政治經濟學的興趣和實效性。
關鍵詞:
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異同
政治經濟學作為一個在的理論體系中占據著極端重要地位的學科，是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由于理論體系本身的重要歷史地位與政治地位，所以人們通常會在研究中把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做以區分，挖掘其中的個性和共性。而且，搞清楚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區別，對于正確看待這兩個不同的經濟學說以及正確理解和處理當前經濟體制改革中的矛盾來說，都有很大的意義。首先要說明的是，本文的經濟學是指馬克思的《資本論》學說，西方經濟學是指從19世紀70年代邊際革命以后到目前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所發展起來的占主流地位的經濟學說，以塞繆爾森、斯蒂格利茨、曼昆等人的《經濟學》為代表。
一、起源與軌跡差異
眾所周知，古典經濟學是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兩者共同的起源，其代表人物是英國人亞當•斯密。亞當•斯密在其經典著作《國富論》中以勞動分工為起點，詳細地研究了資本主義發展初始的分配規律和生產模式。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都認為亞當•斯密為自己提供了思想的靈感和來源，只是這兩個經濟學在后續的發展和繼承中走上了分岔路而已。馬克思認為，亞當•斯密在描述關于資本主義經濟的問題上是準確的，但受限于他的時代，亞當•斯密沒有看到資本主義制度生產關系發展將被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取代這一歷史規律。馬克思通過改進這一學說使之能夠伴隨歷史進步而堅持其正確性。但西方經濟學家們在亞當•斯密原有理論基礎上，通過對思想具化和數學建模的方式對古典經濟學中的缺陷不斷修繕完善，像類似不對稱信息、外部性理論等，類似凱恩斯主義則是回應經濟失靈現象。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只是從不同的視角對亞當•斯密的理論做了發展完善，它們只是在同一理論源頭發生而形成的不同理論。
二、理論形成路徑的差異
政治經濟學幾乎可以算是馬恩兩人的合作的成果。《資本論》真正的創作時間，應從1844年馬克思把研究重點從哲學轉入政治經濟學后起始，直到1865年底第三部分草稿寫作完結，至1867年第1卷的出版，大約20年時間；后期第2和第3卷的寫作和修訂持續到19世紀70年代，總共大約40年時間。所以說，馬克思本人對《資本論》核心思想的創作應該集中在19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這段時間。而西方經濟學是由西方眾多經濟學家共同積累而成的。自1870年邊際革命的蓬勃，馬歇爾的集成，到張伯倫等對微觀部分的完成，自凱恩斯開創宏觀體系，希克斯等人的完善，到塞繆爾森的整合，再到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對自由主義的回歸和供給曲線對宏觀經濟學的革命，大約經歷了一個世紀。正是由于這種不同的創作史的路徑，相對于經濟來說，西方經濟學發展經歷的時空跨度更大更長，所以流派繽紛，但是西經的內在體系邏輯不如馬經的清晰連貫。
三、研究對象上的差異
雖然政治經濟學認為，經濟活動由生產、分配、交換、消費這四部分組成，而西方經濟學也包括這四部分。然而對于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對象上來說，可以援引塞繆爾森在他《經濟學》著作里的話：“經濟學研究人和社會如何做出最終決定，在使用或不使用貨幣的情況下，來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產性資源在現在或將來生產各種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給社會的各個成員或集團消費之用。”簡而言之，經濟學研究的是如何通過資源在各種不同用途中合理配置而使人類需求獲得最大滿足的一個社會科學；而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通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表述我們可以窺見一斑：“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由此便知，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對象上的看法是有明顯差異的。通常來講，“生產關系”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并與生產力建立聯系來探究人們在生產過程中形成的關系，而西方經濟學把資本主義私有制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和政策問題作為其研究對象。相比較而言，馬經因為其建立的經濟范疇都反映一定的社會關系，故而它對經濟現象背后的本質性的社會關系更為重視，但西經則對解釋和預測表層經濟現象更為重視。
四、利益和立場上的差異
經濟學其實是一種社會科學，所以它有一定利益立場。西方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就代表著不同的階級利益立場。從階級性上講，政治經濟學代表著工人階級利益，力證社會財富是工人階級勞動創造的，那些被資產階級占有的財富理應重歸工人階級所有。而西方經濟學的階級立場是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古典主義，通過表現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關系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全民福利、有利于把財富這塊蛋糕做大等優勢來證明其合理性。但雙方無論從彼此汲取多少對自己有益的成分，都不能從本質上改變自身的本質屬性和階級立場。歷史和實踐向我們明示，經濟學家總會主動或被動地去接受代表自我階級利益的意識形態，代表自我階級的利益，維護自我階級的立場，選擇符合特定階級利益的價值判斷等態度去研究、解釋和解決經濟問題，鮮有例外。
五、研究內容上的差異
勞動價值論是政治經濟學建立的基礎。由于勞動價值論認為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人類勞動，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的大小，商品價格只是商品價值的貨幣表現。政治經濟學還認為，雖然變化的供求關系會對商品的價格產生影響，但商品的價值才是商品價格的最終決定因素，供求關系只會使價格圍繞價值波動。而西方經濟學的價值理論是以供求均衡為基礎的，它不像馬經那樣存在獨立于價格之外并決定價格的抽象的價值本質，而將商品的價值視作商品的交換價值，是一種商品實物交換比例，在貨幣條件下表現為商品供求均衡時的價格，這樣價值就與均衡價格完全一樣了。正是因為把價值定義成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人類勞動，所以在政治經濟學的視野里，對雇傭工人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轉化為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一切非勞動收入，工人工資只是勞動力商品價值的轉化，全部價值均由工人的勞動所創造。而西方經濟學把“經濟人”視作起點來研究，認為商品價值是由包括勞動在內的各種生產要素共同創造的，僅把勞動當作一種生產要素進行研究。所以說西方經濟學將工人的工資視同如利息、地租一樣的生產要素對生產貢獻的報酬，因而不存在對工人剝削的問題，認為這只是社會成員各方自發自愿交換的結果。
六、研究方式上的差異
通過運用唯物史觀和辯證法，政治經濟學認為無論哪種社會形態都不會一直穩定永恒，所以視社會發展為一個由客觀規律決定的社會經濟形態的演進過程，認為社會經濟形態總會向更高級的形態更替。但是西方經濟學始終堅持理性主義和唯心史觀的方法論，由于西方經濟學基于這樣的方法論，因而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將永恒穩定的存在，構建了一種確定性的經濟社會觀。政治經濟學對規范分析也十分重視，用抽象定性的方法研究掩蓋在物與物的關系下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它的經濟制度本質規定，要特別注重對經濟關系運動的規律性分析。但西方經濟學卻重實證分析，通過描述、推理、計量、檢驗等方式，對商品經濟與市場的具體資源配置、分配制度、運行規律、運行機制、宏觀和微觀的市場調控方法進行探究，可達到為經濟主體和政府提供政策建議的目的。
七、結論上的差異
綜上所述，不管是起源軌跡、理論路徑、還是具體研究對象的確定，抑或是研究方法的選擇，總之以上多種差異，最終歸結為馬經和西經關于資本主義私有制市場經濟結論上的不同。西方經濟學對于經濟問題的闡述是從微觀和宏觀兩個方面進行的，它更著重于通過概括經濟規律而使企業和社會利潤最大化。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卻是通過研究生產力、生產關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特點來揭示資本主義的黑暗以達到弘揚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目的。簡而言之，西方經濟學研究的是市場經濟和供求關系，但政治經濟學則著重考慮資本再分配問題，把資本在整個社會生產中以利潤最大化為流通方向的整個過程作為研究重點。
作者：劉玥 單位：西安政治學院
參考文獻
[1]彭德林.新制度經濟學[M].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2]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塞繆爾森.經濟學[M].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08.
作為傳播學批判學派的主要流派之一，傳播政治經濟學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和西方文化思想為理論基礎，在廣闊的歷史、經濟和社會背景下，分析媒介和傳播系統與社會結構的關系，關注傳播作為一種經濟力量對社會的影響，以及社會政治、經濟權力機構對傳播活動的控制。傳播政治經濟學起源于北美，后在北美、歐洲、南美等地蓬勃發展，并于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傳入中國大陸。經過二十多年的借鑒和發展，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從單純的理論引介逐漸向產業分析、社會發展分析等多領域擴展，取得了一定的理論成果。
但由于該領域的研究者數量有限且研究主題較為分散，這些理論成果無法建構起一個完整而集中的體系，因而，本文選取了中國大陸新聞傳播類期刊自1998年至2013年有代表性的30余篇論文，在“本體研究”“產業研究”和“社會發展研究”的框架下，以作者為單位進行綜述，試圖對該領域理論成果的總體情況做出梳理和勾勒。
一、傳播政治經濟學本體研究
（一）西方溯源
1.理論引介：起源、發展與反思
傳播學作為一門外來學科，其在中國的發展是從西方書籍的翻譯和學科理論的引介開始的。相較于結構功能主義學派在中國的盛行，傳播政治經濟學派處于較為邊緣的地位，其書籍翻譯和理論引介相對較少。
李琨是最早關注該學派的學者之一，他指出，傳播媒介向新型大工業的發展、國家政權的參與以及世界范圍內的傳播的不平等和“文化帝國主義”現象是傳播政治經濟學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研究焦點；宏觀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和對現實的關注是其研究特點；在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競爭中，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我國把握宏觀形勢、維護國家利益和推動全人類發展具有重大意義[1]。
郭鎮之梳理了傳播學與政治經濟學的關系，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宏觀的、歷史的、能動的和辯證的），并對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進行了簡要介紹[2]。
劉曉紅將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分為三個時期：初創期，由于研究取向和批判立場與美國當時的學術環境和政治氣氛相沖突，該學派的發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蓬勃發展時期，北美研究碩果累累的同時，歐洲、南美等地也出現了該學派的研究者；反思拓展時期，在結合世界大眾傳播發展的新形勢下深入思考以往的研究課題的同時，反思自身的理論發展并嘗試借鑒其他傳播批判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探索新的研究方向[3]。
曹晉和趙月枝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學術指向及其從北美到歐洲的發展脈絡，闡述了該學派的人文關懷，即一方面猛烈抨擊全球傳播產業徹底商業化造成的若干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積極投入到媒介改革的社會運動中[4]。
陳世華的研究集中于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派，他指出，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路徑， 和西方的批判旨趣，加拿大多倫多學派的技術批判，社會學思想傳統和北美新聞傳播研究是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思想淵源；“我們不自由的傳播”是其理論精髓[5-6]。
2.奠基者思想研究：身體力行，將理論成果運用于社會實踐
達拉斯?斯邁思和赫伯特?席勒作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開創者，以豐富的研究成果為該學派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我國學者集中對這兩位先驅的生平和傳播思想進行了研究。
郭鎮之認為達拉斯?斯邁思不僅是一位傾向于的學者，而且是一位將理論研究成果運用于社會實踐的身體力行者。其代表性的觀點有“受眾商品論”“依附理論”等；其實踐貢獻體現在積極參與并影響了建立世界信息傳播新秩序的運動，并始終關注傳播領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7]。
郭鎮之還對赫伯特?席勒的生平、著述進行了研究，認為他不僅是積極活動型的學者，而且是以學術成果影響傳播實踐的典范。他的著作推動了國際社會對世界傳播秩序的討論和對新秩序的呼吁，影響了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傳播政策和實踐[8]。
陳世華在新媒體時代對赫伯特?席勒的傳播思想進行了重讀，深入細致的分析了他關于“復合媒體和媒介帝國主義”“思想管理者和信息勞動力”“傳播與文化宰制”“信息傳播與社會危機”的批判思想[9]。
3.同其他流派的比較分析：結構功能主義學派與文化研究學派
傳播學研究中，結構功能主義學派、批判學派和文化研究學派間的差異、對抗、借鑒是學者們關注的又一內容。
楊茵娟分析了結構功能主義、傳播政治經濟學、文化研究與當時美國社會背景、歷史狀況及主流社會思潮間的關系，回顧了每個學派的代表人物，探討了每個學派存在的缺陷，并尋求三個學派之間對話與溝通的空間[10]。
劉曉紅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關系的演變，指出二者的關系經歷了短暫共處、尖銳對抗、溝通和借鑒三個不同時期，并分析了文化研究與傳播政治經濟學互相借鑒的前提[11]。
黃典林認為，以往對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諸種分歧的討論多停留在表象的差異，要理解這些分歧需要從根源上把握哲學觀的差異。實現兩者整合的可能途徑是從中間溫和立場的交叉地帶尋求共識[12]。
（二）本土化進程
1.理論框架體系的建構
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舶來品在我國的發展時間較短，目前仍處于向國外學習借鑒的階段，其本土化的理論框架體系的建構很少，且主要出現在對國外理論進行引介的文章中，如上文所述的李琨、郭鎮之等人的文章。
國外，尤其是北美、歐洲的理論框架體系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觀察研究基礎之上的，有些甚至帶有美國中心主義思想，因而生搬硬套并不能解釋和解決我國的問題。下一階段我們有必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國國情的理論框架體系，在此基礎上解讀我國豐富而復雜的傳播實踐。
2.理論研究的發展
陳衛星論述了傳播政治經濟學使用的重要概念“文化工業”向“文化產業”的轉型過程，并分析了這一概念改變所帶來的理論方法的充實和對新信息傳播技術的產業化過程的新視角、新理論啟發和實踐形態[13]。高亢思考了新媒體環境下“受眾商品論”的作用機理，指出了受眾商品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形成機制，受眾商品剩余價值的衍生途徑以及商品化過程中“廣告商在場”身份的演變[14]。謝進川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社會實踐性進行考察，分析了20世紀以來的媒體改革運動，指出其關注重點在于媒體改革運動的總體性新主張和未來發展可能之探索，而對新媒體關注較少；其對自我起點的過度強調延誤了社會實踐性的進一步展開；其對優勢力量間的演化關系缺乏關注；對新興轉型國家的傳播轉型研究有待加強[15]。
綜上可知，我國傳播政治經濟學本體研究方面的重心仍停留在對這一學派整體情況的認知和國外理論框架體系的引介方面，結合本國國情的理論研究僅取得了零星的研究成果，完整的學科體系尚未建立。且在引介國外理論時偏重北美理論的介紹，相對忽視了歐洲、拉美等地的理論發展，未能展示出世界范圍內傳播政治經濟學派的全貌。
二、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產業研究
（一）我國傳媒業現狀分析及發展建議
目前我國占主導地位的媒介研究往往局限于從內容、形式等層面在媒體行業內進行對策性研究，而忽視了媒體所處的宏觀政治經濟結構及其影響。傳播政治經濟學以開闊的理論視野為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視角，一些學者從這一視角出發，對我國傳媒業現狀及發展趨勢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黃清源從微博商品化的運營模式著手分析，發現資本和權力對微博的控制力量仍在維系。但是，微博的技術特性使得這種社會媒體能夠對既有控制進行消解，為公眾享有更廣泛的知情權和更廣闊的自由表達提供可能，進而對公共生活產生積極的影響[16]。
蔡騏、謝瑩闡述了網絡惡搞文化中受眾主體性所受到的結構限制，他們認為，在經濟主導的現代消費社會，技術提供的解放性遭遇社會結構的制約性，能動的主體難逃商品化命運[17]。
劉燕南和文衛華從受眾權益角度分析了電視互動節目中的“三次售賣”現象，他們認為今天的互動類節目在傳統的媒介、受眾、廣告商的三角關系中擠進了一個新的利益體――服務提供商。媒體通過與服務商一同分享觀眾參與的利潤，實現了由“二次售賣”到“三次售賣”的進化[18]。
羅鋒審視了我國的出版貿易逆差，認為應將其置于世界政治經濟框架內進行考察，它的形成緣于“中心―邊緣”的世界結構體系，要想轉變出版貿易逆差，必須努力重構政治經濟與信息傳播新秩序[19]。
胡冀青和汪睿對新聞專業主義進行了批判，他們認為，新聞專業主義是一種媒體企業經營管理的理念與方式，但為了掩蓋其高度功利性的實際功能，它通常被標榜為新聞業的職業操守和最高信仰。當代公民新聞對新聞專業主義的挑戰實際是對傳統的新聞管理模式的挑戰[20]。
曹晉和楊琪對版權文化進行分析，對版權貿易的商品經濟力量如何服務于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以及如何阻止知識產權的資本擴張進行了探討[21]。
黃典林解讀了“限娛令”背后的政治經濟張力，認為“限娛令”和其他類似的政策舉措及其導致的產業實踐的調整和社會影響，都可以看作是當前傳媒制度安排中，媒體事業屬性所定義的政治功能和社會效益與傳媒運營方式的市場化所帶來的巨大經濟沖動這兩種具有不同傾向的力量之間沖突關系的一種呈現[22]。
（二）國際視域下的傳媒業發展研究
宋晶以中國和印度兩個第三世界國家對社會沖突的媒體再現為例，考察了不同媒介體制下政治制度和市場驅動如何錯綜復雜地影響媒介產制和媒介內容[23]。趙月枝分析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歐美廣播電視宏觀管理中以市場化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過程、影響以及市場化與公眾利益、傳播系統民主化的關系[24]。馮建三引述和討論了韓國和委內瑞拉的另類傳播現象，并強調了對另類媒介的興起、運作條件及脈絡、成就與局限進行評估的重要意義[25]。吳曉迪研究了美國廣播電視業所有權集中化的現象，分析了這一現象的邏輯、沖突及后果，并審視了其對我國的啟示[26]。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國學者較多的運用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審視國內傳媒業的發展狀況，而對國際形勢關注較少。并且國內的產業研究只是蜻蜓點水式的局限于某一個案或個別領域，雖有少數鞭辟入里的分析，但大多是搬用國外理論的泛泛而談，缺少對我國特殊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及社會權力關系的深入研究。
三、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社會發展研究
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一種追求社會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哲學，其目標是“挑戰不平等的社會權力關系，深化民主和提高人類的解放程度”[27]。因而，它不僅關注傳媒業自身的結構和歷史，并且將視野擴展到了全球化、公民權利等社會議題。王殿英認為大眾傳播媒介的發展正在侵蝕公民權利的完整性，阻礙公民權利的實現：媒介私有化限制了公民傳播權資源；媒介市場化使市場理論取代公共利益；媒介自由化導致媒介壟斷；媒介全球化侵害了落后民族國家的國家利益和公民權利[28]。劉曉紅從主體、載體和范圍、內涵等各方面介紹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話語中的“公共領域”這一概念，并分析了媒介私有化對公共領域的威脅[29]。蔡騏從傳播政治經濟的核心概念“權力”出發，指出追求利潤的本性決定了大眾媒介必然從自身利益出發周旋于政治與經濟的權力體系中。媒介不可能在與政府、企業的關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會利益的沖突。新型傳播技術與政治經濟基礎權力相結合，將對現代社會人的精神進行更為巧妙的操縱和控制。由此，受眾作為公民的權利正在步步流逝[30]。趙月枝和羅伯特?A?漢凱特從跨學科和跨文化的視角探討了媒體全球化和媒體民主化的發展過程、不同國家背景下的表現及存在的悖論、問題和矛盾[31]。
四、總 結
20世紀20年代，大眾傳播興起，各個學派對整個社會與媒介的關系進行重新認識和解讀。其中率先興起的是以美國為代表的經驗學派對媒介社會關系的認識；緊隨其后的是與之相對立的批判學派，其中包括以德國為主的法蘭克福學派、以英國為代表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學派、以美國為代表覆蓋歐洲和第三世界的政治經濟學派。本文主要針對批判學派后期的兩個主要分支即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進行分析，對其各自的發展歷程和主要觀點進行梳理，探討二者的差異。
關鍵詞：
政治經濟學派；文化研究學派；差異
1830年，美國《太陽報》的出現標志著我們進入了大眾報刊時代；1895年電影的問世，20世紀20年代廣播的出現以及30年代電視的發明，標志著大眾傳播時代的興起。隨之而來的就是對大眾傳播的研究，主要的研究學派有經驗學派和批判學派。20世紀六七十年代，批判學派兩個主要分支即政治經濟學派和文化研究學派都達到了發展的時期，兩個學派對于大眾媒介的探討是必不可少的。本文就兩個學派的區別進行闡述。
一、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發展概況
政治經濟學產生于20世紀40年代，盛行于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這一時期誕生了政治經濟學派的第一批代表人物席勒和斯邁思，兩個代表人物主要的觀點是“文化帝國主義”和“商品受眾論”。七八十年代誕生了第二代代表人物，90年代誕生了第三代代表人物，第二代和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加納姆、默多克、麥克切斯尼等。政治經濟學的主要來源包括亞當•斯密和馬克思的一些理論觀點，傳播政治經濟學注重分析文化商品背后的意識形態和權利關系，從宏觀的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去看待傳播與社會的關系。正如馬克思所要表達的一樣，如果一個階級占物質力量的統治地位，那么同時也占精神力量的統治地位。文化研究出現于20世紀50年代，在60年代和70年代尤為盛行。1964年，英國伯明翰大學成立了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文化研究尤其關注對文本與受眾的研究，代表人物有霍爾、霍加特、格羅斯伯格，主要理論來源于葛蘭西和馬克思的理論觀點，代表觀點有編碼-解碼模式、意識形態、虛假意識、文化霸權等。通過民族志和跨學科的方式去研究文化對社會所起的作用，將語境代入其中去研究受眾對文本的解讀。
二、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的區別
（一）對中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關系的認識
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是被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關注的，但二者關注的重點并不一樣。政治經濟學關注的是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政治經濟學認為如果沒有一個起作用的生產方式，那么一個社會及其成員就不能生存，即經濟基礎是社會的基礎。并且對經濟的根源進行分析，得出兩方面的決定性特征，一方面是生產技術和生產組織形式的人，另一方面是強調協作性社會關系的人。在強調協作性社會形式中指出了必須具有特定的文化實踐，其中包括法律和政治的東西、維持社會關系的社會行動者以及生產方式資源分配不平等問題的解決方法。文化研究將重點放在了上層建筑的基礎上，關注大眾媒體與亞文化的發展，強調上層建筑的相對獨立性以及文化領域力量的自主性，特別是文化文本意識形態層面的作用。在格羅斯伯格看來，文化研究相信文化是重要的斗爭領域，并不能將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經濟領域，認為政治經濟學是簡化主義和經濟決定論，文化研究批判政治經濟學將經濟看作是所有背景和事物的前提和基礎。
（二）對文化生產與消費環節之間的重點強調的不同
對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分析的側重點的不同，也就決定了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對于文化生產和消費之間重點的不同。在政治經濟學看來，文化研究將重點放在文化消費的層面是休閑的文化實踐而不是工作的文化實踐，認為文化研究忽略了生產主體所具有的特性，即生產主體的所有制形式和生產方式，同時認為文化研究忽略了經濟因素，就沒有辦法去判斷社會存在的主要權力是屬于哪些人或者屬于哪些階級。文化研究學指出文化研究特別強調關注消費，而對于文化消費自由度和樂趣的關注是擔心回歸到政治經濟學的決定論當中去，所以將受眾看成是消極地接受物質，并且說明了對于大眾文化帶來的娛樂并不是沒有批判，指出這種娛樂是會被壓制的，因此大部分是針對受眾對文本解讀的研究和分析。政治經濟學派所研究的重點放在了生產上，從創作上來剖析文化背后的控制力量。
（三）關于階級、種族、性別三者的研究范疇及其地位的不同界定
政治經濟學認為所有的事物和關系是由經濟決定的，經濟決定了社會地位，決定了階級屬性，而當時文化的傳播鞏固了現存的階級屬性，階級自然分為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統治階級借助大眾傳播來傳遞可以維持現存社會制度的文化思想，而被統治階級就接納了這種“虛假意識”。政治經濟學關于種族的論證是，北美和西歐的早期勞動力就是由于資本主義發展而造就的，種族的定性是沒有辦法對經濟起作用的；而關于性別的論證是說女權運動的興起也是由于工資勞動和資本形成而導致的，認為如果沒有對經濟資源的控制，任何強化女權的努力都不會有多大的成效，因此得出如果沒有從構成性別和種族斗爭的文化實踐的經濟基礎去分析，就不能理解性別和種族的實踐的起源、形式以及原則，也不能實現控制的目的。文化研究學認為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依舊屬于“簡化主義”，是將所有東西的決定因素都歸結于階級和經濟。并指出政治經濟學關于政治身份的問題的論證紕漏：政治身份是在勞工市場重建的基礎上形成的，種族和性別又是由經濟關系所決定的，那這種經濟關系是什么呢？其指出對于政治身份的變化問題絕不僅僅是由勞工市場決定的，還包括種族和性別的文化實踐。
作者：袁偉鈐 胡雪瑩 王選一 單位：鐵嶺縣廣播電視臺
關鍵詞 政治經濟學 案例教學 改進對策
中圖分類號：G424 文獻標識碼：A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ase Teach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DAI Dongh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2）
Abstract Case method applied to reform the practice of political economy， can effectively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students' analytical skills and overall quality， an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personnel training objectives. Faced with the existing political economy case teaching some common problems， need to recogn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the case teaching and teaching，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in the selection and preparation of the case， the arrangement and organization of teaching， assessment methods and assessments， etc.， in order to enhance practical effect of political economy case teaching.
Key words political economy; case teaching; improvement countermeasures
0 引言
案例教學法起源于1920年代，由美國哈佛商學院所倡導，是在教學大綱要求下為了達到一定的教學目的，教師引導學生以案例為基本題材，通過對案例閱讀、分析、評價和討論，得出結論或解決問題的方案，深化對相關原理的認知和對科學知識的系統掌握，從而促進學生能力素質發展的一種教學方法。該教學法近年來在我國高校課堂教學中被廣泛應用，尤其是在經管類專業課程教學改革中，起到了重要的啟示和推動作用。
政治經濟學是高等院校財經類專業的基礎課，也是教育部規定的經濟學專業的八門核心課程之一，在經濟學專業體系中處于基礎和核心位置。在以往教學中，由于課程的理論性和邏輯性很強，需要學習者有較高的抽象思維能力，而學生由于社會閱歷淺及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當代資本主義發展感性認識不足等原因，往往在學習中感到理論知識晦澀難懂，影響了學習積極性，教學效果不理想。近年來，案例教學法被引入政治經濟學的教學改革探索，從實踐效果看，案例教學在體現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現實性、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訓練培養學生分析能力和綜合素質等方面作用明顯;但另一方面，各地政治經濟學案例教學實踐中也呈現出一些共性問題，影響到教學效果的進一步提升，值得我們關注和思考。
1 政治經濟學案例教學存在的問題
從目前進行政治經濟學案例教學的院校來看，該門課程教學過程中普遍存在以下一些問題：
1.1 案例資源的匱乏與適用性不足
相比于工商管理、西方經濟學等課程，政治經濟學案例教學起步較晚，積累相對薄弱，導致案例教學資源嚴重缺乏，系統成熟的政治經濟學案例集寥寥無幾，可供教師參考使用的選擇很少，給政治經濟學案例教學帶來一定的被動。同時現有的案例缺乏適用性，表現在有的案例出版時間過于久遠，譬如周又紅的《政治經濟學案例》、程恩富的《政治經濟學案例與習題集》分別是2003、2007年出版的，其中有些案例已經因為陳舊而不合時宜了;有些案例時代差距太大，依然拿19世紀的資本主義說事兒，學生往往覺得與己無關，案例缺乏親切感與實際感;還有的案例太長、太大、太難，學生沒有時間也沒有能力去分析，造成了教學使用上的困難。
1.2 以案例教學完全代替理論講授
目前政治經濟學課程多是作為公共基礎課或專業基礎課開設的，一般安排在大學一年級，此時學生的專業理論知識還極其欠缺，需要教師進行必要的理論傳授和知識梳理，幫助學生掌握基本理論知識，形成正確的思維方式，具備分析問題與判斷決策能力，這是保證案例教學有效性的前提。但在政治經濟學案例教學實踐中，目前呈現出教師為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片面強調案例教學而忽視甚至完全取代傳統理論教學的傾向。以案例教學完全代替理論講授，表面看來課堂生動形象，但由于學生沒有系統的理論知識作基礎，他們對案例的分析、材料的判斷等必然會浮在問題表面，最終只能得到一些零散的經驗，而對整個知識體系模糊不清，案例教學也因此變得膚淺，達不到預期的教學效果。
1.3 課程安排以及課堂組織效果差
教師對課程體系把握上的偏差以及組織、協調和控制能力不高，導致在案例教學的安排和課堂組織上出現問題。首先，不能結合課程結構、篇章重點統籌安排案例教學，對哪里使用案例、使用什么類型的案例沒有科學的設計，或者是從始至終都在用簡單案例驗證知識點，學生難以對各個知識點融會貫通，綜合分析能力無法得到鍛煉;或者是一上來就給學生綜合型大案例，學生在沒有多少知識積累情況下感到難以駕馭。其次，課堂組織一團糟，在個人發言或小組討論中，教師不引導、不總結、不點評，學生漫無邊際地議論一番，卻沒有把握問題的實質，課堂教學可能在學生一片鼎沸聲中不知所以然地結束，最終使案例教學流于形式。
1.4 缺乏有效的考核和激勵機制
目前案例教學的考核方式并沒有伴隨教學改革及時跟進，主要方式有兩種：一是沿用傳統的閉卷考試方式，試卷的題型依然是填空、名詞解釋、簡答題和論述題等常規題型，這種考核方式實際上又把學生拉回到囫圇吞棗、死記硬背的學習狀態中，導致學生在平時案例教學中缺乏積極性，影響到案例教學的效果。二是由個人或小組提供案例分析報告，教師根據報告給出期末成績，這種方式下，部分學生容易“放鴨子”，往往應付了事，交過來的個人報告會有很多雷同的“拷貝版”，小組報告中有些同學會采取“搭便車”行為不勞而獲。這兩種考核方式都不利于激勵學生積極參與平時的案例分析，存在較多弊端。
2 政治經濟學案例教學的改進對策
為了更好地推進政治經濟學案例教學，應從以下幾個方面改進突破：
2.1 重視案例的甄選和編寫工作
面對案例資源匱乏與適用性不足的困境，最好的解決思路就是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開展政治經濟學案例教學的一線教師應直接參與案例的甄選和編寫工作，這樣不僅能逐步充實案例庫資源，同時教師結合教學內容及學生的理解能力、思維特點編寫加工的案例能更好地與社會經濟生活緊密結合，更具有實用性，這是案例教學最重要的前提和基礎。
政治經濟學教學案例甄選和編寫應遵循如下原則：一是案例要有典型性和針對性。即選取最具有代表性、最能反映相關知識點的案例，學生通過分析和思考能很好地理解和把握政治經濟學理論精髓并突出教學要點，這樣，案例教學才能給學生以更深的印象。二是案例要體現邏輯性和本土性。政治經濟學的邏輯性非常嚴密，案例選取時應突出其學科的內在邏輯關系，幫助學生的知識學習形成統一的脈絡。同時教師要根據教學內容選擇合適的本土案例，例如價值理論有關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的教學，就可以用中國的“民工潮”、“民工荒”為案例引導學生關注身邊的經濟現象，關心本國的經濟發展，使經濟理論能夠真正地指導實踐。三是案例要突出實用性和時效性。例如在講授價值規律時就可以選取學生接觸最多的水果市場的價格變化作為案例，在介紹按生產要素分配的理論時，適時采用最新的“中國大陸財富排行榜”為案例，對這些經濟現象，學生都有一定的切身體會和直觀感性認識，更能感受到政治經濟學的實用性和時效性，能夠體會到學習政治經濟學的樂趣。
2.2 堅持傳統理論教學為主、案例教學為輔
要正確處理案例教學與傳統理論教學之間的關系：傳統理論教學是案例教學的基礎和依據，案例教學是對傳統理論教學的延伸和深化，只有教師將基本理論和知識講清講透，學生有了一定的理論知識儲備后，才可能在案例教學中運用自如，不然案例教學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因此，政治經濟學案例教學實踐中一定要認清傳統理論教學與案例教學之間的主、輔關系，開展案例教學時不僅不能忽視基本理論知識的講授，實際上對傳統理論教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理論講授學時壓縮的情況下，依然能把理論知識完整清晰地講授給學生，這對教師是一個全新的考驗，需要一線教師為此投入更多的精力。
2.3 科學安排和有效組織案例教學
為達到政治經濟學案例教學的目的，首先，要求開展案例教學的老師必須對政治經濟學課程的理論體系有非常透徹的把握，必須非常熟悉政治經濟學的教材和教學大綱，能結合課程教學內容、教學重點提前對案例教學做出詳盡安排，包括哪些內容安排課堂講授、哪些內容輔以案例教學、哪里使用簡單案例、哪里引入綜合案例等，都要做事先的統籌安排，這樣才能使理論教學、案例教學相輔相成，整個教學渾然一體。其次，教師必須對政治經濟學案例的課堂教學進行有效組織，包括以什么手段和方式提供和呈現案例;怎樣創造民主和諧的教學氛圍，引領學生參與到案例討論中;如何通過總結和評價對案例教學進行概括和提升，總之，教師在整個案例教學組織中要始終發揮“導演”的作用，確保將案例教學逐步引向深入。
2.4 調整考核方式和成績評定標準
為確保案例教學達到預期效果，首先，必須改革傳統考核方式。應該摒棄死記硬背知識點的閉卷考核方式，側重于學員全面素質和綜合能力的考核，以理論思維的提升、能力的培養為目標，注重平時考核，可以將學生發言或討論的情況納入考核范圍，將學生在案例討論過程中的表現與其課程形成性成績掛鉤，期末可以采用論文、案例分析等方式對學生進行考核，通過考核方式的改革促動學生積極參與案例教學的各個環節。其次，必須調整成績評定標準。由于案例往往沒有標準統一的答案，因此案例教學評定成績時就不能搞“一刀切”，考慮的主要方面是學生的分析能力、判斷能力和創新能力，具體應該從分析步驟是否恰當、決策依據是否充分、結論推斷是否符合邏輯、思維有沒有創新等方面評定學生成績，特別是具有開拓思維、勇于創新的案例分析，在分數評判中要給予肯定與鼓勵。
3 結束語
教學實踐證明，政治經濟學案例教學可以有效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學生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符合時展對人才培養目標的要求。但正如任何一種教學方式、方法都有局限性一樣，政治經濟學案例教學也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需要我們認真摸索、總結、創新和不斷改進，以提升案例教學法在政治經濟學教學中的效果。
項目基金：北京信息科技大學課程建設――教學方式方法改革項目（項目編號：2014KG50）“PXM2014_014224_000091其他項目―促進人才培養綜合改革項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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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資本論；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貧富差距
[作者簡介]宋青勵（1993―），女，東華理工大學學院碩士生，研究方向為全球化；蔡東偉（1979―），男，哲學博士，東華理工大學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原理。（江西南昌 330013）
《資本論》的出現，對西歐乃至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都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本書基于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事實，詳細闡述了資本主義自身生產方式所具有的矛盾以及其發展過程中呈現的規律。盡管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曾多次對其進行攻擊和責難，但始終無法駁倒資本論中的勞動價值論，更無法實現對其的超越與替代。所以，《資本論》一書的問世，對政治經濟學領域而言不只創造了經濟學上的新高度，更在哲學的存在論上有了突破。
一、《資本論》與政治經濟學
在1857-1858年寫的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在最后一個筆記本（第七筆記本）的封面上，親筆寫下了《政治經濟學批判（續）》的題名。這表明，馬克思一開始時是打算用“政治經濟學批判”來命名的他的經濟學巨著的，并于1859年出版了《政治經濟學批判》第1分冊。隨后馬克思開始著手第2分冊的寫作。但隨著理論研究的逐步深入，他對第2分冊作了一些調整，力圖以“資本論”這個單獨的標題出版，接著的副標題才是《政治經濟學批判》，這也就是后來獨立出版的《資本論》。從這個角度而言，不論是作為正標題還是副標題，“政治經濟學批判”無疑代表了馬克思對他的“鴻篇巨著”的根本定性。
那么，我們怎樣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呢？第一，從理論維度來看，這是將政治經濟學從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使之成為一門真正有益于人類需求的科學。馬克思認為，如果政治經濟學只是資產階級經濟時期的科學，則它沒有把資本主義制度看作社會歷史的一個發展階段，而是當作了社會生產及發展的最終形式，所以只有在社會斗爭的潛伏時期或在極個別情況下，它才能夠被稱作科學。而《剩余價值學說史》無疑就是這一任務的根本實現。第二，從現實維度來看，這是科學解剖資本主義生理機制的客觀需要。要想科學解剖資本主義的生理機制，就必須采取“政治經濟學批判”，層層剝離那些外在假象，“把可以看見的、僅僅是表面的運動歸結為內部的現實的運動”。從這個角度而言，政治經濟學批判必然意味著對資本主義現實本身的批判。第三，從政治立場來看，這是建構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本質要求。《資本論》作為無產階級的科學指導理論，必然意味著要對“副本”和“原本”的雙重批判，即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雙重批判。從最終旨趣來看，這是徹底終結政治經濟學的必然要求，它的根本目標是要實現人類的徹底解放，因此，它必然要從根基上徹底終結一切政治經濟學。
二、《資本論》政治經濟學的當代價值
在經濟全球化日益發展的今天，全球財富的分配狀況如何？貧富差距是進一步擴大了還是縮小了？財富是否越來越聚集到少數人的手中？對于這些問題，當代西方經濟學家們紛紛做出了解答。在《不平等的代價》中，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E?斯緹格里茨認為，“眾所周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最黑暗的一面在于不平等現象非常嚴重，并且還在不斷加劇。這影響到了美國的社會結構，使得其經濟的可持續性也受到制約。富人更加富裕，而底層民眾則承受著與美國夢不相稱的貧苦。直到2007年，美國社會結構中0.1%的上層家庭收入是95%的底層家庭平均收入的230倍，而最富有的1%人群擁有的財富超過國家財富的1/3。在《21世紀資本論》中，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迪調查了在過去三個世紀以來西方國家財富收入數據，更為深入的說明了不僅是歐美國家內部的貧富懸殊漸漸拉大，全世界的貧富差距也逐漸在拉大。當前，全世界最富有的0.1%的人群卻占有了世界總財富的20%，社會頂尖的1%的富人占了世界總財富的50%，而最富的10%約擁有總額的80%-90%。[1]這表明，不僅在歐美國家內部，而且就全球范圍而言，占世界人口較少數的富人正以越來越快的速度斂集財富。
為什么貧富差距會越來越大呢？皮凱迪認為，其根源在于資本的收益效率大大高于勞動收入的增長效率，這也是資本主義內部的核心矛盾。那么，資本的收益率為什么會高于收入的增長率呢？皮凱迪并沒有做出詳細的進一步解釋，因此這只是從物質分配角度給出的表面解釋，并沒有從根本上揭示這N不平等加劇的內在根源。馬克思認為，“生產的方式不同，完全決定了分配的結構。就分配對象而言，能進行分配的只是勞動成果。就勞動的形式而言，人員不同的生產的方式直接關系到分配產品的結構。從此來看，收入增長率遠低于資本收益率的本質因素不在于分配的本身，而在于生產結構的原因。就此而言，斯蒂格利茨的判斷與馬克思存在一致之處，在他看來，財富分配不平等之所以加劇，根本原因在于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體制本身。從這個角度而言，《資本論》依然能夠為我們理解財富分配不平等問題提供重要指南。
18世紀時，盧梭就曾指出私有制是導致一切不平等產生的源頭。但盧梭并沒有區分兩種不同的私有制，“一種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另一種以剝削他人的勞動為基礎。”[2]而資本主義私有制正是“在前者的墳墓上成長起來的”，它通過裸的暴力，剝奪了直接生產者的資料，為資本主義生產奠定了堅實基礎。馬克思將這種剝奪稱為資本的“原始積累”。
因此，從起源來看，資本一開始就是建立在對他人勞動的掠奪之上的。也正是基于此，馬克思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3]這也決定了，資本絕非指具體某物而是指以壓迫剝削他人為基礎的生產關系，這也是資本主義制度得以構成的經濟基礎。馬克思說：“我們稱為資本主義生產的其實質是一種社會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里，資本決定了生產過程。換句話說，此種生產方式的基礎在于資本本身以及雇傭勞動關系，而這種勞動關系又是占主導地位起到決定性作用的生產方式。”所以，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目的，決不是為了滿足大眾的生活需要，而是為了實現剩余價值的最大化攫取。
為了最大限度獲取利益，資本必定會通過各種手段在世界范圍內尋求財富，國家政權也將被與資本捆綁在一起，變成保護資本主義利益的聯盟。也正是基于此，馬克思斷言，在資本累積持續進行的情況下，全球的財富也將逐步從社會底層流向上層，從不發達國家轉移到發達國家，最后聚集到少數人的口袋。馬克思在書中形容：“一端是源源不斷的財富持續性的聚集，而另一端的無產階級，通過自身的勞動進行生產，所獲取的僅僅是不斷積累的無知、壓迫、貧窮、粗野、勞動折磨預計道德的墮落”，”這才是資本主義積累的本質以及絕對規律。”
因此馬克思認為，在財富分配上之所以出現如此大的懸殊，分配過程的本身并不是根本原因，其本質在于資本和資本主義內部所存在的生產關系。即使這一結論的得出是在十九世紀的八十年代，并且是以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為對象所提出的，但用它來解釋現代資本主義的財富積累和分配問題仍然能給我們許多啟示。皮凱迪和斯迪格理茨對于資本主義的研究確實給我們提供了一些新的思想，但他們的理論并不能從根本上超越或者，只是用更為全面的調查數據和案例進一步證實了馬克思判斷的正確性。大衛?哈維以馬克思的這一分析入手，提出了“剝奪性積累”概念，揭示了“新帝國主義”的運行邏輯，為我們理解貧富差距問題，提供了新的理論框架。
三、結語
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經濟停滯現象，主流經濟學無法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他們不得不從《資本論》中尋求理論資源，在事實面前，不得不承認《資本論》的生命力。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資本論》更是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無法忽視的經典之作。顯然，政治經濟學批判不僅體現了馬克思學說的科學性，而且也體現了它的階級性，是二者的辯證統一，它對后來的西方和西方左派政治經濟學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參考文獻]
關鍵詞：勞動價值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剩余價值規律
中圖分類號：F0-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18-0016-03
馬克思的《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圍繞“資本”這一“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1] 展開政治經濟學的系統研究，解剖市民社會亦即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不是為學術而學術，而是為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解放事業鍛造理論武器，“最后在理論方面給資產階級一個使它永遠翻不了身的打擊”[2]。正因為如此，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即指明：“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3]
一、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目的
馬克思最終揭示的“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是什么？又是如何在邏輯與歷史的統一中揭示出來的？正確解答這兩個問題，對于準確把握《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的主旨及其內在結構極為關鍵，同時對于全面理解《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等經典文本闡述的融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于一體的理論體系的整體性也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要弄清這兩個問題，首先必須明確正、副標題的深層蘊涵，即著作正標題中的“資本”和副標題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指出：“準確地闡明資本概念是必要的，因為它是現代經濟學的基本概念，正如資本本身——它的抽象反映就是它的概念——是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一樣。明確地弄清關系的基本前提，就必然得出資產階級生產的一切矛盾以及這種關系超出它本身的那個界限。”[4]
關于“資本”，馬克思指出，“資本”是“自行增殖的價值”，它“不僅包含著階級關系，包含著建立在勞動作為雇傭勞動而存在的基礎上的一定的社會性質。它是一種運動……它只能理解為運動，而不能理解為靜止……價值經過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運動，在其中它保存自己，同時使自己增殖，增大”[5]。這就表明，《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意在通過對作為“自行增殖的價值”的“資本”的論析，在動態中呈現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性質、階級關系及其發展趨向。
“政治經濟學批判”呢？綜觀《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及其手稿《政治經濟學批判》，就其表現形式而言，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理論的批判，即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二是實踐的批判，即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究其實質，則是一個問題，即通過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批判解剖資本主義社會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3]，從而揭示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發展方向，闡明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暫時性及其為社會主義社會所取代的歷史必然性。可見，相比于正標題“資本論”，副標題“政治經濟學批判”突出了馬克思“論資本”的核心范式。
正是基于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范式，列寧指出，馬克思的《資本論》“并不以通常意義的‘經濟理論’為限”，而是在“完全用生產關系來說明該社會形態的構成和發展”——即商品社會經濟組織怎樣發展，怎樣變成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組織而造成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兩個對抗的階級，怎樣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從而帶進一個與這一資本主義組織本身的基礎處于不可調和的矛盾地位的因素——的同時，“又隨時隨地探究與這種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上層建筑”[6]。和列寧一樣，戴維·麥克萊倫從馬克思“資本論”的研究范式出發解讀馬克思的《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進而得出：“從19世紀的第四分之三個世紀以來，西歐和美國的經濟學家們已經傾向于把資本主義制度看做特定的、建構性的方式，它表現為私有財產、利潤和或多或少的自由市場；他們討論這種方式的運行功能，尤其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價格上。由此可見，馬克思要揭示的“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不是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家們反復論述的以虛假普遍性的形式表現的資本主義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表面現象，而是主宰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產生、發展和消亡的“資本”生產、流通、轉化等特殊經濟運動規律。這一規律包含相輔相成、密切聯系的兩個方面，一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基礎的“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它所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剩余價值規律；二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剩余價值規律所決定的資本主義必然為社會主義所取代的社會發展規律。恩格斯指出，剩余價值的發現是“馬克思著作的劃時代的功績。它使明亮的陽光照進了經濟學領域，而在這個領域中，從前社會主義者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樣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學社會主義就是以此為起點，以此為中心發展起來的”[7]。
二、勞動價值論：解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剩余價值規律的基礎
在《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馬克思是怎樣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剩余價值規律的呢？恩格斯說得明白：“要知道什么是剩余價值，他就必須知道什么是價值……于是，馬克思研究了勞動形成價值的特性，第一次確定了什么樣的勞動形成價值，為什么形成價值以及怎樣形成價值，并確定了價值不外就是這種勞動的凝固。”[5]
首先必須注意的是，恩格斯這里所說的“必須知道什么是價值”，一方面，是對“勞動價值論”之于“剩余價值理論”的基礎性地位的強調；另一方面，要求“知道什么是價值”，不是對“價值”的主觀界定，而是對“什么樣的勞動形成價值，為什么形成價值以及怎樣形成價值”的本質揭示和科學闡明。恩格斯說：“在馬克思以前很久，人們就已經確定我們現在稱為剩余價值的那部分產品價值的存在；同樣也有人已經多少明確地說過，這部分價值是由什么構成的，也就是說，是由占有者不付等價物的那種勞動的產品構成的。但是到這里人們就止步不前了。”
關于馬克思怎樣揚棄既有的范疇體系而對勞動價值理論做出的科學闡明，這是一個深刻的價值理論發展史的課題，需要對馬克思自19世紀40年代至80年代共四十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加以全面的研究，此處暫不粗淺地旁涉。科學地把握基于勞動價值論的科學闡明而揭示出的“價值”的社會關系本質，這是一個準確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及其建構的根本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整體地把握融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于一體的理論體系的重要問題。馬克思指出：“一切勞動，一方面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這個屬性來說，它形成商品價值。一切勞動，另一方面是人類勞動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費；就具體的有用的勞動這個屬性來說，它生產使用價值。”[3] 在這里，馬克思不僅指出了生產商品的勞動的二重性決定了商品的二因素，而且明確了以“社會普遍性”為本質的抽象的人類勞動形成商品的“價值”，而以“個體特殊性”為特征的具體的有用勞動形成商品的“使用價值”。接下來，在價值形式的分析中，馬克思更進一步指出：“商品只有作為同一的社會單位即人類勞動的表現才具有價值對象性，因而它們的價值對象性純粹是社會的，那么不言而喻，價值對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會關系中表現出來。”
基于價值的來源、本質及其形式等勞動價值理論的科學闡明，馬克思徹底弄清了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揭穿了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撇開了利潤、利息、地租等剩余價值的特殊形態，創立了剩余價值理論的科學體系。馬克思說：“把價值看做只是勞動時間的凝結，只是對象化的勞動，這對于認識價值本身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同樣，把剩余價值看做只是剩余勞動時間的凝結，只是對象化的剩余勞動，這對于認識剩余價值也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使各種經濟的社會形態例如奴隸社會和雇傭勞動的社會區別開來的，只是從直接生產者身上，勞動者身上，榨取這種剩余勞動的形式。”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經濟學家由于“不敢對價值和剩余價值作出誠實的分析”，因而“把資本家用來辯護自己占有已存在的剩余價值時表面上多少能說得過去的理由，歪曲成剩余價值產生的原因”[3]。
在《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二、三卷中，馬克思分別以剩余價值的生產、交換（流通）、分配和消費為主題，分三個層面系統闡釋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剩余價值規律：（1）剩余價值的生產規律，亦即剩余價值的起源和本質；（2）剩余價值的實現規律；（3）剩余價值的轉化和分割規律。
三、勞動價值論：剖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歷史趨勢的出發點
馬克思對價值的來源、本質及其形式等勞動價值理論的科學闡明，不僅是他發現資本主義剩余價值規律的基礎，而且也是《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解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趨勢的出發點。需要說明的是，出發點和決定性因素是兩個不同的問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然為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所取代的歷史趨勢，其決定性因素，也就是上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剩余價值規律。
關于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出發點，馬克思指出，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最后的偉大的代表李嘉圖，終于有意識地把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當做他的研究的出發點，因為他天真地把這種對立看做社會的自然規律，這樣，資產階級的經濟科學也就達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3]。為什么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意識到了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卻把這種對立看做社會的自然規律呢？根本原因之一在于，他們“從來沒有從商品的分析，特別是商品價值的分析中，發現那種正是使價值成為交換價值的價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最優秀的代表人物，像亞當·斯密和李嘉圖，把價值形式看成一種完全無關緊要的東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東西。這不僅僅因為價值量的分析把他們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還有更深刻的原因。勞動產品的價值形式是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這就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生產類型，因而同時具有歷史的特征”[3]。不難看出，馬克思在這里指明：（1）亞當·斯密、李嘉圖等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之所以無法逾越他們自己的界限，從政治經濟學理論本身來看，根源在于他們主觀地割裂了“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與作為其理論前提的勞動價值論之間的內在聯系；（2）只有從科學的勞動價值論出發，才能正確把握“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的社會性和歷史性本質；（3）表現出“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只是人類社會生產方式的一種特殊類型，作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必然有其產生、發展和消亡的歷史進程和歷史必然性。
而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進程及其為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所取代的歷史趨勢和歷史必然性的揭示，正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落腳點及其之所以以“資本”為主題的根本目的。這就意味著，對“資本”本質的科學揭示和闡明，成為科學把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趨勢的一個關鍵性問題。
“資本”的本質是什么？在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家看來，“資本”是“生產作為使用價值的財富的自然形式，而不是歷史上一定的社會形式”。正因為他們把“資本的形式本身理解為自然的形式，這些形式本身就是無關緊要的了，因而沒有從這種形式同財富形式的一定聯系上去理解”[4]。
與之相反，馬克思從對價值的來源、本質及其形式等勞動價值理論的科學闡明出發，進而得出“資本”是“自行增殖的價值”。相應地，“資本”的本質如同“價值”的本質一樣，不是自然形式，而是社會形式；“不是一種物，而是一種以物為中介的人和人之間的社會關系”[3]。換言之，生產資料作為直接生產者的財產，只有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下，即在同勞動者結合并充當剝削勞動者的手段的條件下，才成為資本。脫離了這種與勞動者之間的特定的社會關系，生產資料作為直接生產者的財產，只在可能性上是生產因素，而不是資本了。正是生產的二因素——勞動者和生產資料之間“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5]。
基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即勞動者和生產資料之間的特殊結合，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資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現為生產的起點和終點，表現為生產的動機和目的，生產只是為資本而生產，而不是反過來生產資料只是生產者社會的生活過程不斷擴大的手段。以廣大生產者群眾的被剝奪和貧窮化為基礎的資本價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內運動，這些限制不斷與資本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須使用的并旨在無限制地增加生產，為生產而生產，無條件地發展勞動生產力的生產方法相矛盾。手段——社會生產力的無條件的發展——不斷地和現有資本的增殖這個有限的目的發生沖突”[8]。因而，“資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資本本身的性質上遇到了限制，這些限制在資本發展到一定階段時，會使人們認識到資本本身就是這種趨勢的最大限制，因而驅使人們利用資本本身來消滅資本。”[4]也就是說，隨著個人的分散的生產資料轉化為社會的積聚的生產資料，多數人的小財產轉化為少數人的大財產，廣大人民群眾被剝奪土地、生活資料、勞動工具，社會的貧困、壓迫、奴役、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日益壯大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不斷增長。
由此可見，《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歷史趨勢的剖析及其“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要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這個結論，馬克思完全是從現代社會的經濟的運動規律得出的”[9]。亦即是說，馬克思從來沒有把他對資本主義社會運動的“自然規律”的揭示建立在想當然的基礎上，也沒有建立在“道德感”和“道德意識”上，而是建立在基于勞動價值論的科學闡明這一基礎和出發點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運動規律的科學論證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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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8.
論文關鍵詞：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經濟倫理；經濟；倫理
經濟倫理(BusinessEthics)~為一種思想體系，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先哲們，并在西方的文化、宗教、哲學等領域都留下了豐富的資源。美籍印度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在其著作《倫理學與經濟學》中指出，經濟學在歷史上是作為倫理學的一個分支而發展起來的，這一事實對于理解經濟學的本質至關重要。就經濟學的倫理學根源而言，他指出，“有兩個中心問題尤為根本：第一個問題是關于人類行為的動機問題第二個問題是關于社會成就的判斷。”也就是說，對人類的經濟行為動機和社會成就的判斷總是作為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內容。正如武漢大學的喬洪武教授所說，經濟學家們的經濟倫理思想不僅構成了經濟思想發展史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對他們所處時代的經濟決策和經濟生活產生著不同程度的影響。研究經濟學家的經濟倫理思想，已逐步成為當代西方經濟學的一個重要領域。
回顧整個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的發展，其演變過程大致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即古希臘時期的經濟倫理思想、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經濟倫理思想、新古典經濟學派的經濟倫理思想以及現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圍繞著亞當·斯密的“道德人”與“經濟人”的關系問題——“斯密難題”而展開的。
一古希臘時期的經濟倫理思想
阿馬蒂亞·森說：“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傳統聯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eNicomacheanEthics》)的開篇，亞里士多德就把經濟學科與人類行為的目的聯系起來，指出了經濟學對財富的關注。”
盡管現代經濟倫理的發展是在20世紀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經濟倫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臘。以柏拉圖為代表的德性主義認為，善和德性是至高無上的，人應當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脫物欲誘惑，追求智能與真理；而以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為代表的快樂主義，則有別于柏拉圖派的觀點，主張道德與物質利益密切相關，“快樂與不適”決定了有利與有害之間的界限。為了調和上述兩種對立的倫理思想和體系，亞里士多德提出了總結性倫理學說，他指出：“在財產問題上我們也得考慮到人生的快樂和品德這方面。自私固然應當受到譴責，但所譴責的不是自愛的本性，而是那超過限度的私意——譬如我們鄙薄愛錢的人就只因為他過度的貪財——實際上每個人總是多少喜愛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財務或金錢的。人們在施舍的時候，對朋友、賓客或伙伴有所資助后，會感到無上的欣悅。”同時他認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會導致經濟交換過程中的敗德行為，他說：“對毀約行為的起訴，對偽證行為的判罪，對富人的阿諛奉承，等等，據說這些現象都是起因于私產。但是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說，在古希臘思想家中，亞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較明確地提出了倫理的經濟內涵，并進一步提出經濟與倫理之間的關系。經濟學研究最終必須與倫理學研究和政治學研究結合起來，這一觀點也在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Politics)中得到了說明和發展。因此，亞里士多德堪稱古代經濟倫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經濟學真正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開始于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派。馬克思說：“古典經濟學在英國從威廉·配第開始，到李嘉圖結束，在法國從布阿吉爾貝爾開始，到西斯蒙第結束。”而亞當·斯密在古典政治經濟學派中是一個集大成者，他不但窮其畢生精力創作了劃時代的經濟學名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國富論》)，而且以道德哲學教授的身份撰寫了倫理學名著《道德情操論》。
縱觀這兩部巨著，不難看出《道德情操論》是《國富論》的基礎，《國富論》是《道德情操論》道德哲學中蘊涵的一種特殊的經濟案例。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系統地論證了自由市場經濟是唯一符合效率與幸福原則的經濟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論》則試圖對物質經濟的運行予以強有力的精神指導。由此出發，斯密界定了關于市場經濟道德基礎的六大原則，即自尊、自愛、同情、互利、正義和虔誠，而且斯密認為市場的運行應當以這六大原則為道德前提。這一觀點后來在將經濟學和倫理學結合得最為緊密的穆勒的功利主義中表現得十分明顯。******總理曾經說過：“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論》同樣精彩。”溫總理的話是對著兩部論著的恰當評價。
可以說，斯密同時受到大衛·休謨的道德情操論和哈奇森經驗主義功利論的影響，并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也從而實現了經濟學研究與倫理道德哲學研究(或者可以稱為“經濟人”與“道德人”)的“聯姻”。正如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亞當·斯密是把他的經濟分析與道德分析作為相互補充，而不是用經濟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亞當·斯密的這兩部著作的歷史、學術地位是沒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對其中的“道德人”與“經濟人”闡述的不同理解所引發的激烈爭論，形成了經濟學說史上所謂的“斯密問題”或“斯密難題”，或稱“斯密悖論”。而這場爭論，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上延續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對立論”與“統一論”兩種不同的觀點。
三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新古典經濟學是指19世紀70年代由“邊際革命”開始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馬歇爾經濟學說而形成的一種經濟學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國劍橋大學的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一書中，馬歇爾以折衷主義手法把供求論、生產費用論、邊際效用論、邊際生產力論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個以完全競爭為前提、以“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相當完整的經濟學體系。從19世紀末起至20世紀30年代，新古典經濟學一直被西方經濟學界奉為典范，成為當時經濟理論的主流。新古典經濟學學者主要關注的是如何確定市場交易條件，即如何確定價格；而他們不再關心的是市場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為在他們對經濟學前提的假設中，新古典經濟學提出：市場主體是完全理性的經濟人、市場機制在既定不變地運行、是完全競爭的市場、完全信息。由此他們提出了“帕累托最優”的概念。在這里，人們可以看到，倫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競爭市場的一個隱含的既定條件，是一種完美的、理想的經濟倫理狀態。
這一階段的經濟倫理思想的主要內容是：完善了“經濟人”的假說，完成了“經濟人”的倫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義福利經濟學，修正了古典學派的公平觀；論證了經濟與倫理的相互關系。但是，正如馬歇爾在其《經濟學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經濟學家必須考慮的那些力量之內。”可見，在新古典經濟學派，雖然實證經濟學占據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規范分析仍然是經濟學中重要的分析方法；雖然數理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和博弈論得到廣泛的應用，但在實證經濟學的許多理論和命題中仍然包含著明確的或含蓄的倫理觀與價值觀。
四現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是以凱恩斯的思想為代表，特別是在他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所集中表達的價值觀念：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決非是萬能的，在市場經濟發展到高級階段時，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理應發揮直接干預和調控市場經濟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轉。凱恩斯在經濟倫理上還有一個思想，就是鼓勵奢侈，反對節儉。他認為節儉對個人來說是美德，但卻不利于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因為如果無人消費就組織不起生產。他舉了兩個例子加以證明。一個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個例子是英國作家和經濟學家貝爾納德·孟德維爾的《蜜蜂寓言》。顯然，凱恩斯是用了社會的標準來評價節儉倫理的。
而當代西方經濟學別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經濟倫理思想。經濟與倫理，從古希臘、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合”，到新古典經濟學派的“分”，再到阿馬蒂亞·森這里，經濟學終于向倫理學復歸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學院在阿馬蒂亞·森的獲獎公告中所言——“阿馬蒂亞·森結合經濟學和哲學的工具，在重大經濟學問題討論中重建了倫理層面。”而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索****脆稱阿馬蒂亞·森為“經濟學的良心”。
1987年發表的《倫理學與經濟學》是阿馬蒂亞·森實現經濟學向倫理學回歸的標志。在其中，森表達了他的基本觀點，“經濟學，可以通過更多、更明確地關注構成人類行為和判斷的倫理思考而變得更有解釋力。”森認為，“隨著現代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隔閡的不斷加深，現代經濟學已經出現了嚴重的貧困化現象。”‘森正是以此為出發點，提出經濟學的研究不能忽略倫理的考慮，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存在著內在密不可分的聯系，因此現代經濟學的使命就是要跨越這種人為的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的鴻溝，實現經濟學向倫理學的回歸。
關鍵詞：受眾商品論 偽需求 閑暇勞動論 擬態環境
1 概述
以一個學術地圖的視角看解讀問題的必要審視視角――傳播政治經濟學由兩個核心的問題構成：一是政治，即權力邏輯，二是經濟，即生產邏輯，即一種泛商品化的資本主義視角來分析看待傳播活動的各個環節。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探討是將媒介置于一個更為宏觀的社會環境中加以分析。商品化是政治經濟學對傳播以及媒體考察的起點。馬克思本人對資本主義的分析也正是從商品這個基本元素開始的。加拿大學者莫斯可認為商品化與傳播的關系具有兩個普通意義：“第一，傳播過程和傳播科技對經濟學中的商品化的一般過程起了推動作用。……第二，整個社會的商品化過程滲透到傳播過程與傳播制度中，使這個過程中所出現的深化和矛盾也對傳播這種社會實踐產生了影響。”[1]于是，擺在傳媒政治經濟學者面前的核心問題是：商品生產的邏輯如何制約傳媒的運作？誰以何種方式控制傳媒？
商品化的過程使得媒體產業從頭到尾都被納進了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對商品化的認知從媒體產品生產意識形態產品，到認識媒體產業為廣告商生產了符合廣告商需要的特定的受眾，使得商品化的分析足以跳出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陰影，受眾商品論也因而成為傳播政治經濟學里一個核心主題。受眾商品論作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學科探討起源于對西方決定論的批判。在斯邁思提出“受眾商品”的原始文章[2]當中就強調了應該以物質論的立場分析傳播媒體/廣告/受眾之間的三角關系。之后，斯邁思在其更完整的文章《受眾商品及其勞動》[3]里認為威廉士的《與文學》（Marxism and Literature）一書雖然提到將文化工業放在物質生產的脈落下分析，但卻沒有將廣告放在文化工業的范疇之中。
2 “受眾商品”的論證的對話
核心觀點：受眾商品是一種被用于廣告商品銷售的不耐用的生產原料。受眾商品為買他們的廣告商所作的工作就是學會購買商品并相應的花掉他們的收入。簡言之他們的勞動創造了商品需求――壟斷資本主義廣告商的目的。受眾也許會抵抗，但廣告商的預期目標已經充分實現，結果滲透在需求控制的體系中。
問題1 需求的源頭：商品是解決問題的工具，消費者通過廣告臆造的問題發現自身需求，從而產生需求。
與此類似，日本學者藤竹曉的“媒介充欲主義”說在更經驗的層面表達了同樣的思想。他認為媒介的日益發達導致了人們與這個豐富的物質世界如此接近。從而膨脹了人們的欲望。他從道德與文化批判的角度探討了人性在技術化沖擊下的問題。而受眾商品論強調了經濟意義上的需求是“偽需求”，是廣告商為了利潤而偽造了這種需求。問題的關鍵是需求是否廣告商“臆造”了問題（商品是解決問題的工具）從而制造的，或是人們本來就存在的。深究這個問題，我們很快就會發現進入了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邏輯怪圈中。很難說在受眾、廣告商、媒體之間的博弈過程中，某一方在起主導作用。提出受眾商品論的斯邁思先生在立場上是批判決定論的。而這種對需求臆造的論點顯然有另一種精英決定論的痕跡。從狹義傳播邏輯來考察三者的博弈可以發現。作為信源的傳播主體的不是獨立的單項度作業而是一個完整的閉合圈。而宏觀的看待人類社會需求的產生則是整個人類在勞動信息傳播的互動過程中動態進步的表現，最終結果是人類文明的進程或者說一直是作為文明進程一個部分在運動著。而不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通過對商品的高度清晰的陳列導致的新的后果。
問題2 操縱的手段：從信息傳播過程來看，廣告商是完全理性的而受眾是完全非理性的。
整個對受眾的控制過程是訴諸于一種信息的不對稱而產生的對事件判斷的理性與非理性來論證的。其中的主要方式是傳媒與廣告商合謀制造了受眾身處的“擬態環境”。通過制造一個信息環境，將受眾與真實事件隔離開使受眾所處的環成為一個虛擬的環境，或者稱之為“擬態環境”。在十九世紀上半葉，社會對于媒體幾乎是一片聲討之聲，“傳播機器每日通過報紙、電臺和電視把民族主義、沙文主義、自由主義、道德論等等按時按量硬塞給每個‘公民’”。大眾傳媒通過傳播大眾文化，創造了人類無法逃離的虛擬環境，媒體作為一種霸權武器，執意向受眾進行灌輸，而受眾卻只能眼睜睜地接受這種灌輸，它麻痹了受眾，磨掉了人們的斗志，受眾得到虛假的滿足，其“非人性”的本質使得社會上的一切都發生異化，馬爾庫塞甚至就此斷言，長此以往，人只會成為“單向度的人”。
事實上，擬態環境的評價缺乏一個真正可參照的標準，給人的直觀印象是受眾受到了欺騙，此類的理論相當多。然而我們只要進行一個逆向的思考就會發現，擬態環境如果沒有了，受眾是不是就接觸了事件的真實一面了呢？什么才是事件的真實一面？是我們親身感觸的？或是親手觸摸到的？都是，也都不是。盲人摸象是一個古老的寓言。而恰當的說明了擬態環境論對真實的追求的一種誤區。事實上，傳媒作為專業的信息職能機構將事情的全貌盡可能地展現。比較起受眾盲人摸象式的社會參與要更接近于論述中的“事觀全貌”的真實。而我們也不需要將這種真實定位為更接近與真實本身的。它只是事務作為文本的一種表征方式。但決不是站在真實對面的所謂“媒介假環境”所稱的虛假。其次，由于消費者的專業程度限制，廣告信息的傳播最大程度的將產品的專業術語“翻譯”成為受眾經驗范圍內的術語，極大的增強了消費者的識別能力，同時也由于增加這種識別能力直接導致消費者選擇時的理性程度。本雅明在論述媒介的霸權時，也認為受眾依然是主動的，他對受眾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樂觀的。
不對稱如果存在的話，那么必然是匿名的受眾的喜好、需求對于廣告商永遠是一個不可窮盡的迷。廣告商永遠將處于對這一迷題答案的追溯過程當中。只得說明的是這種主動的態度并不能表明廣告商作為這一信源的完全理性，正是由于廣告商不可能對這一答案完全知曉，所以廣告商制造的產品（產品和信息一樣也是為適應目標受眾而存在的某種意義表達）及其廣告信息同樣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最終被市場（也就是受眾）以選舉的方式認可或淘汰。作者所列舉的超市的例子，將導購系統作為促進沖動型購買的騙局的一部分。但是，作者是否知道，在多少個品牌中有一個具有進入超市的可能。實際上，這一部分是消費者已經授權表示認可的品牌。已經作出了選擇。非理性是人們既有的思考內容而不是通過廣告商與傳媒的合謀使作為消費者的受眾陷入“意識工業”制造的一個巨大騙局之中。
問題3 自由與否的論辨――“閑暇勞動論”對“勞動價值論”的解析
作者在對于這個問題的論述中強調了兩點，一是受眾看似閑暇的傳媒接觸行為實質上是一種勞動，支付了自己的注意力。而這種注意力的支付是自由掩蓋下的不自由。同時被受眾支付的注意力被偷偷轉賣給了廣告商。
首先，無報酬勞動的界定是有意義的。這種意義在經濟學上十分清晰。消費本身也是勞動，從每周工作70小時到每周工作40小時到假日經濟的政策無不說明對于創造經濟有意義的勞動不僅在8小時以內，而且在8小時以外。經濟運行本身就是一個生產消費的完整過程。而廣告，媒介上的傳播為這一過程的實現起到作用。我們如果不單純的把閱讀報紙，觀看電視這種現象孤立出來看，而將它納入整個消費勞動的高一級勞動中考察就會發現，廣告媒介為人們的消費勞動提高了效率，大大加速而不是減緩了人們“消費勞動”的效率。這里存在的交易不是消費者的注意力被偷偷的出售了，而是為了高效率的完成這種社會的整體消費勞動。受眾與商家達成了協議，以集中委托的方式讓商家作為消費者的受眾雇用了媒介信息平臺，從而通過廣告的方式來為受眾的消費勞動服務。對廣告商的委托授權過程就是通過消費來完成的。由此，這里并不存在媒體與廣告商的合謀，而受眾也并沒有出賣自己的注意力。
綜上，受眾商品論作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一個論點，它具有審視受眾消費勞動商品邏輯意義，而不具備直接的政治（即權利）邏輯。同時，受眾如果在客觀上存在勞動的話，那么這些勞動不是被動的以一種欺騙的方式被出賣了。受眾、廣告商、媒介不是一個敵對方的博弈行為，也不存在媒介與廣告商的合謀。
參考文獻：
[1]Vincent Mosco（加）.傳播政治經濟學[M].華夏出版社，2000：138.
[2]munication：Blind spot on Western Marxism，1977.
經濟學的主要課程有：政治經濟學、資本論、西方經濟學、統計學、國際經濟學、貨幣銀行學、財政學、經濟學說史、發展經濟學、企業管理、市場營銷、國際金融、國際貿易。
補充材料：
經濟學是研究人類社會在各個發展階段上的各種經濟活動和各種相應的經濟關系及其運行、發展的規律的學科。經濟學核心思想是物質稀缺性和有效利用資源，可分為兩大主要分支，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
經濟學起源希臘色諾芬、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早期經濟學，經過亞當·斯密、馬克思、凱恩斯等經濟學家的發展，經濟學衍生出了演化證券學、行為經濟學等交叉邊緣學科。隨著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經濟學研究和應用受到國家和民眾的關注越來越高，理論體系和應用不斷完善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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